你在小城市有关系吗
在逃离大城市的叙事中，小城市完美契合了人对美好生活的想象。一来，不用面对每月动辄四五千的房租；二来，不用为每天数个小时的通勤发愁；三来，还能时刻陪伴家人。小城市吸引他们的还有相对低廉的房价，在这里更容易满足置业成家的梦想。于是，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大城市，重返小城。2017年，保持着高人口流入的北京，出现了常住人口负增长，大上海也外流了15万人。更何况，媒体中充斥着不少鼓励此举的论调：“现在网购发达了，回到小城市也不会降低生活品质”“小城市的经济蒸蒸日上，回去了也能找到工作”“现在反腐力度空前地大，回到小城市也没有什么不公”……
于是，不少人趁着过年返乡大潮，决心年后留在小城，终老一生。但小城市真的那么适合生活吗？留在那里真的能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吗？真的不需要拼爹也能活得很好吗？这篇文章将为你拨开迷障见到真相。
2012年，巴黎经济学院的洛朗·戈比永（Laurent Gobillon）发现，流向大城市的人口，其职业能力高于平均水平，反之亦然。这一观察在中国更加显著。将体力、受教育程度、职业培训、社会关系等统一折算后，进入2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的农民工，其能力得分比小城市的农民工高20.1%。大城市的筛选效应竖起了一道无形的结界，将小城市的年轻人拒之门外。最常见的就是学历门槛。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Scott Rozelle）联合中科院发起了农村教育行动计划。调研结果表明，在小城市及县乡，60%以上的年轻人未能进入高中，更遑论接受高等教育。如今的招聘公告中，最低学历要求也早已从大专升到了本科。这些受教育程度不足的年轻人，在大城市的就业市场中缺乏竞争力，只能待在小城市。
不过，与其说年轻人被困在家乡小城，不如说他们主动选择留在那里，缺乏离开的动机。钱是人口迁移的主要动力。比如，始于2003年的农民工大潮，就是因为城市的收入是农村的数倍，吸引无数农民进城，掀起了产业工人的潮流。如今，大城市和小城市的收入差距依然显著。但现实是，依然有大量的年轻人不为所动，留居家乡小城。就连那些在外地大城市接受本科教育的人，也有19.8%选择返回生源地。
这就涉及到一个名为“相对剥夺感”的概念，也就是“心理落差”。早在1982年，芝加哥大学的小罗伯特·埃默生·卢卡斯（Robert Emerson Lucas, Jr）发现，并不是当地越穷，才越要迁移出去。一个地区的人口迁移水平，取决于居民的相对剥夺感程度。即，与当地整体水平相比，感觉自己越穷，相对剥夺感越高，越有迁移的可能。2016年，山西省忻州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4987元，平均每月2082元；但当地公认的好工作——教师、公务员、银行职员——的工资也不过每月3000元左右。没有对比，也就没有伤害。在当地年轻人眼中，哪怕随便找一份工作糊口，也并不会比身边的亲戚朋友差到哪里。他们宁愿在家待业四年，一场不落地参加铁饭碗招聘考试，也不愿意去大城市工作。在大城市，相对剥夺感无处不在。
前脚还在为自己比北京城镇人均收入55275元高出不少而庆幸，后脚马上被隔壁公司的十万年终奖打蔫儿。而收入只是引发心理落差的原因之一。成功的样板近在咫尺，刺激得众人皆在焦虑如何过得更好。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城市中掀起了处处战场，每个人都拼尽全力，力争上游。
面对大城市中激烈的竞争，一部分年轻人心生畏惧，选择逃避，安于小城。还有些人缺乏专业技能，无法在金融、编程等大城市的主流行业中立足，被迫将对劳动素质要求较低的小城市，作为就业目的地。在这里，体制内就业是主流，他们于此能免受市场检验，甚至获得灰色甚至黑色收入。
而对家里有关系的年轻人来说，选择小城市几乎不需要理由。2014年，湖北宜昌市工商局发布了普通管理职位的招聘公告，其中赫然注明：“具有篮球、羽毛球、乒乓球、网球国家二级及以上运动员资格”才有报考资格。这种超出岗位需求的招聘条件，无疑是萝卜岗位的标配，帮助有关系者排除掉大多数竞争对手。中国人熟悉的“关系”，有一个专门的英文单词“guanxi”，用以区别于更常见的人际关系。这个区分很有必要，毕竟，不是全世界都能理解这个以谋取私利为核心的人脉网络。
学界曾有定论，50万人是关系网起效的分水岭。人口超过50万，社会的复杂度就超出熟人社会的限度。只靠关系，许多活动都不能组织起来，社会资源得不到有效调配。此时，制度和个人能力对维持社会运转的重要性，就凸显出来。
但在人不多的小城市里，关系网恰好笼罩到每一个角落。如果不找关系，不仅个人被埋没，任何事情更是寸步难行。在小城市，年轻人只有两种工作：体制内的和体制外的。想在体制内找一份工作，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如果父亲在体制外就业，子女进入体制的比例只有12.17%。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体制内就业的父亲，其后代进入体制工作的比例高达67.49%。如果母亲也在体制内就业，这一比例将飙升至82.57%。
对小城市的年轻人来说，“拖关系”不仅是能否入职的关键，更是日后能否升职的决定性因素。在博士论文《中县干部》中，就有官员坦言，“如果我的妹妹在中县工作，那么不用我打招呼，她的工作和提拔，都会处处受到关照，这是几千年来的政治传统。”想在小城市的体制外闯出一片天地，没有关系的话也不啻于痴人说梦。因为在这里，经营的第一要务是与公权力打好关系。早在2013年，就陆续有媒体报道，地方上的小民营企业家想尽办法把子女送到当地政府就职。他们就是为了朝中有人才好办事。
关系如此重要，以致于在小城市创业，成了有关系之人的专利。父母担任一官半职的，男性后代的创业概率显著增加了11.45%。而“官二代”创业概率的升贬，也成了反腐力度的晴雨表。在十八大后的2014年，官员家庭子女的创业概率，比2011年时低了3.2%。
将目光投向更广大的社会领域，小城市的年轻人更没有活路可走。盖章办事、求医问药、孩子上学，凡此种种，找不到关系只能一等再等。
大城市之所以能成为大城市，是因为具备了特定的区位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经济，吸引大量人口定居。小城市则恰好相反，由于欠缺各类资源，无法通过产业聚集实现人口积聚。规模上的差异，注定了大城市与小城市间迥然不同的发展格局。 大小城市的分野一旦出现，就会从根本上拉开发展差距。1996年，斯坦福大学的安东尼奥·斯康教授（Antonio Cicoune）提出，城市规模提高、就业密度翻倍，会促进州内的生产效率增加6%。但在中国，由于城市规模太小，缺乏规模效应的城市占总城市数的51%-62%，由此引发的损失占到了总产出的17%。
不要小看点滴差距。日积月累，这些经济上的差距，将从根本上恶化小城市的经济环境。资本自然更青睐大城市。城市规模每增加1%，人均资本量提高0.224%。对省会及以上的城市来说，人均资本增量暴增至0.68%。截止到2014年，72%的顶级投资事件都发生在北京和上海两个地方。缺乏资本浇灌的小城市，轻而易举地就被大城市甩在身后。
就业弹性系数是衡量就业难度的金指标。数值越越小，劳动市场越疲软，求职者越难找工作。2007年时，兰州这样的内陆低线城市，就业弹性系数仅有0.05。而在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中，就业弹性系数是后者的5倍。
人口每增加1%，求职耗费的时间就减少0.124%。如果你在两千万人口的北京找工作需要一周，那么在1万人口的小城中至少要101天。与重庆周边的县市相比，在重庆找一份工作需要的时间减少了25%以上。
这种沾亲带故的“政治传统”，在中小城市很有市场。在以小城市为主的中西部地区，体制内人员的后代获得领导职位、高级职称的比例为10.9%，而非体制内人员的后代仅有5.4%。就算不在体制内就业，关系依然对升迁有着巨大影响。中国社科院发布《当代中国社会流动报告》称，干部家庭子女进入领导岗位的机率，是非干部子女的2.1倍。
即便找到了工作，工资也会让人怀疑人生。小城市的工资整体偏低。2017年，农民工月均收入3275元，待在小城市务工依然比外出工作的月薪低687元。其他职业更是如此。城市规模扩大一倍，人均收入就会增加3%。一个统计学意义上的中国人，只需要从规模较小的底层城市迁移到规模较大的顶层城市，收入就会增加34.6%。
正因如此，那些嗅到小城危机的人从故乡流出。第六次人口普查发现，17个人口净流出省没有一线城市。小城中下行的经济逼迫居民离开。人口流失总数超过百万的城市，四川就有五个。
近年来，为了追求合理收入，中部地区的初高中教师中，出现了南下深广、北上京畿的风潮。2010年至2013年，在县城及以下地区工作的教师由472.95万下降至330.45万，流失率高达30%。巨大的教育空洞，封死了小城青少年借由读书改变命运的可能。小城市也失去了造血能力，无力自救。
这就是小城市的现状。留在那里的年轻人，虽然安逸，但没有前途没有未来没有奔头。他们不仅要忍受无所不在的关系网，还要承担小城经济落后的种种苦果，更要坐看生活的沉沦。城市化率超过50%后，其速度就会起飞。小城市和大城市的差距，会进一步放大。
农村是个世俗社会，想发财太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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