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风不识字 何必乱翻书
乾隆四十三年（公元1778年），东台境内徐、蔡两姓大族，因田产纠纷引发的官司不断发酵，进而演变成轰动全国的惊天大案。事情的发展不仅超出了双方事主事先的想象，就连督、抚、府、县官员都为之惊魂，最终演变成乾隆年间最大规模的文字狱案。说起徐家，那可是东台县的大户人家，诗书传家，资本雄厚，在乡里是极有名望的。徐述夔自小就聪敏好学，17岁参加童试，并以出色的才情连闯县试、府试、院试三关，成为一名秀才，今年才33岁，又中了举人，让这个本来就富足的家庭，更增添了几分荣耀。而让年轻的徐述夔喜形于色的还有另一件事，这次跟他一起中举的还有66岁，天下闻名的大诗人——苏州沈德潜，两人志趣相投，交往甚密，已经约好了，明年一起参加会试。在徐述夔看来，凭自己的满腹经纶，来年会试中个进士，求取一官半职，从此前程似锦是唾手可得的，而且跟这位22岁就应举，整整考了16次才中举的沈德潜相比，自己无疑是极幸运的。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徐家喜庆的气氛还未完全散去，便从京城传来一个不幸的消息。原来，按照清朝科场条例，凡是中举的文章，各省都要送到北京，由礼部官员“磨勘”，那年的试题是“君使臣以礼”，徐述夔文章里的“礼者，君所自尽者也”一句中的“自尽”两字，被礼部官员认为“不敬”。于是取消了徐述夔参加会试的资格，并且永不录用。乾隆三年，成了徐述夔最为得意也最为失意的一年。心灰意冷的徐述夔从此呆在自己修建的读书楼——一柱楼里，著书吟诗度日，写下了《一柱楼编年诗》、《一柱楼小题诗》、《一柱楼和陶诗》、《五色石传奇》、《八洞天》等十多种诗文和小说。乾隆二十七年，徐述夔带着无限的遗憾离开人世。徐述夔的儿子徐怀祖也想把父亲的诗文刊印出来，告慰亡父。他请父亲的学生徐首发、沈成濯帮忙校对，把父亲的三本诗集和《学庸讲义》先刊刻出来了，这本来是件既风雅又有孝心的事情。徐述夔的儿子徐怀祖，曾经以2400两白银的价格，从蔡家人手里买了一大片田，本来自愿买卖两厢情愿，但当时的人家族观念比较强，对田产看的也比较重，一块原本属于自己的田，现在主人换成了别人，总归心里不舒服，徐、蔡两家的嫌隙也由此而生。没过几年，徐怀祖死了，他两个儿子徐食田、徐食书掌了家，蔡嘉树看徐家两个儿子年纪轻轻，又没有势力依靠，觉得机会来了，他找中间人过去传话，希望能赎回自家田产，本来，这也无可厚非，但蔡嘉树贪便宜不肯以原价赎回，只肯出一个极低的价钱，徐氏兄弟当然不同意。蔡嘉树恼羞成怒，就想找个事情触触徐家霉头。
说来也巧，就在蔡嘉树冥思苦想要怎样对付徐家时，蔡嘉树家中有位总管是如皋县人，叫童志璘，原籍泰州，早年曾想入泰州学，徐述夔说童出身军家子。童志璘对此衔恨多年，童给他出了个好主意。说徐家私自刊刻的《一柱楼小题诗》中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诗句为“非常悖逆之词”。让蔡嘉树去县衙告发徐家藏有禁书。不等蔡嘉树先告状，早有防备的徐家兄弟就在乾隆四十三年四月初六日抱书赴县呈首。等到蔡嘉树四月初九也赴县检举，已是棋慢一着。蔡嘉树告发“逆书”，东台县不敢大意，立时上报，将诗文呈解到负责集中苏北各州县查缴禁书的江宁书局，东台县送来的“逆书”，没有在书中标注到底何处有查禁内容，江宁书局委员保定纬便按例把书退回东台县，要求标注后再送书局。蔡嘉树得知禁书被发回东台县，以为徐家贿赂了各级官员帮忙遮掩，心一横就写上状纸，去到江宁布政使衙门，把东台县衙、江宁书局一起给告了。江苏布政使陶易的幕僚陆琰为人正直，了解情况后知道蔡是挟私诬告，因此批示驳斥：“书版已经呈县，如有违碍应行销毁，该书自当交局，与尔何干?显系挟嫌倾陷。”又在发往扬州府的牌文上写到“讲论经传文章，发为歌吟篇什，若止字句失检，涉于疑似，并无悖逆实迹者，将举首之人即以所诬之罪，依律反坐。”然后，把案子发到扬州府审理了。扬州知府谢启昆收到牌文，不敢怠慢，立刻让东台县衙把一干人犯押解到扬州审查，其时，这个案件还只是在江苏省内审理，并被当成一件民事案件处理。时任江苏学政的刘墉恰好从金坛来到了扬州，这个消息被关在扬州大狱的蔡嘉树的儿子蔡瑚和童志璘知道了。这两人看着原本以为很容易告倒徐家的案子，久悬不决，有点坐不住了，他们想着学政应该也能管这个事情，只要能把徐家告倒了，各条路都应该试试。于是，童志璘想尽办法打听到刘墉的地址，立刻飞奔而去，向刘墉呈书两本：徐述夔诗集一册以及沈德潜所撰徐述夔传。
作为乾隆安插在江南的耳目，刘墉的政治敏感那是相当强，而且又极懂得揣摩皇帝的心思，邀功请赏，他知道乾隆一直为官员收缴禁书不力恼火，这正好给皇帝一个把柄。于是，他一方面马上将此事移交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处理。另一方面，立刻撰写密折，着人快马加鞭送往京师。八月二十七日，乾隆看到了刘墉的奏折和《一柱楼诗》，大为震怒，什么“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什么“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什么“夺朱非正色，胡乃亦称王”，什么“毁我衣冠真恨事，捣除巢穴在明朝”，这些不是反诗是什么？引得乾隆雷霆震怒，徐家满门遭祸，徐述夔及其子徐怀祖虽然已病故，也没能逃脱惩罚被剖棺戮尸，枭首示众。为诗集校对、作跋的故交都因这些作品而惨遭灭顶之灾；生前深受乾隆荣宠的沈德潜，因为曾替徐述夔作传，作墓志铭，多溢美之辞，被革去官职谥典，毁去御赐祭碑文，撤去乡贤祠内牌位；甚至江苏上至布政使、知府，下至知县、盐场大使等一干官员，也受到牵连，杀头的杀头，流放的流放，革职的革职。此案死者戮尸，生者斩首，家族亲友沦为奴隶，案件牵涉之广，震惊天下。
其实，乾隆在《一柱楼诗》案上如此大做文章，是有其政治目的的。查办禁书一直是乾隆爷的心腹大患，可是虽然三令五申，但三年以来，各省，尤其是江浙两省仍成绩平平。乾隆皇帝认为，原因在于查办禁书的谕旨在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梗阻”，而这些“梗阻”就是地方各级官吏。徐氏一案发生在江苏，又抓到了县书吏的罪证，上至布政使玩视查办禁书，以至包庇藏禁书者的一些罪证，可收到杀一儆百的效果，所以乾隆要迫不及待地将之定为特大逆案，以便造成声势，使查禁书运动得以全面开展起来。倒霉的徐家人正好撞在枪口上了。这起规模巨大的文字狱，直至嘉庆年间，才被平反。嘉庆帝认为，“徐述夔偶以笔墨之不检，至与叛逆同科，既开告讦之端，复失情法之当。”要求刑部加以改正。历史至此再没有发生文字狱现象。
《一柱楼诗集》案的有关资料最早见于《清宫档案》， 解放后编入《清代文宇狱档》一书。在一些若名的经典性的历史著作中，对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都有比较详尽的记载评述，如台湾著名学者柏杨在他的代表作《中国人史纲》中把《一柱楼诗集》案放在“最著名的文字狱”之列，作重点介绍。老一辈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邓之诚先生的扛鼎之作《中华二千年史》中对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作了专项评说。复旦大学教授胡奇光先生所著的《中国文祸史》第五章第九节的标题就是“徐述夔与‘明’‘清’文字腥风”,该书用2400多字的篇幅尽可能详尽地介绍了该案的始末。江西师范大学教授谢荃霖、万芳珍所著的《三千年文祸》一书将《一柱楼诗集》案列为乾隆文字狱“显示进程的六件大案”，“堪称乾隆中后期文字狱的典型。”辽宁大学教授孙文良、张杰、郑川水三位先生合著的《乾隆皇帝大传》以“莫须有之罪”一节介绍了《一柱楼诗集》案。吉林大学教授王戎笙先生编的《清代全史》第四卷以两页的篇幅介绍了该案。当代最具权威性的工具书之一《辞海》对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设专条介绍。
总之，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案引起了学术界广泛的关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刘墉虽然是个清官，但也做些在当时随波逐流的事，这事做的真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心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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