硅谷的间谍活动
美国政治网站“政治”（Politico）7月27日发表长篇调查性文章。文章的主体内容是来自多名前美国情报官员对旧金山湾区间谍情况的披露。他们警告说，一方面由于中俄侵略性行动在日益增加；另一方面，旧金山和硅谷是全球领先的高科技公司云集之地，这些都促使西海岸的间谍活动目前正在全面铺开。更令人担忧的是，很多被盯上的目标企业都没有准备好应对不断增长的威胁。前情报官员们表示，与东海岸不同，外国盗窃者在西海岸主要侧重的不是外交秘密、政治情报或战争计划，硅谷的开放性、实验性和国际化的工作和商业文化滋生了一种更新型的“非传统”间谍活动。在这里，外国间谍侧重的是窃取商业机密和技术。
“这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情报搜集形式，更加以商业为导向。”其中一名前情报官员说，近期联邦调查局（FBI）所有与反间谍有关的知识产权案件的20%都来自湾区。
FBI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近日召开的Aspen安全论坛上表示，从反间谍角度来看，中国是美国面临的最广泛、最无孔不入和最具威胁性的挑战。FBI在50个州所进行的经济间谍调查发现，其源头都可以追溯到中国。
多位前美国情报官员说，更复杂的是，在湾区的很多外国情报搜集者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间谍。他们不是大使馆或领事馆出来的人，他们可能是与国有企业或研究机构有关，而不是与情报机构有关的人。
Politico的长篇报导说，中国官员经常哄骗或威胁居住在加州的中国公民和有家人在中国的美国公民或中国留学生，帮助他们搜集科技公司的情报，并向他们提供有价值的技术信息。一家维护敏感政府合同的云存储公司首席安全官员透露，对于该公司在美国的中国雇员，中国政府官员试图利用他们在中国的家人来影响这些个体。该公司目前要求一定项目的员工必须是美国公民。
然而，目前尚不清楚湾区是否已经准备好应对中国的这些新战术。文章说，科技公司，尤其是初创企业，缺乏向美国官员报告潜在间谍活动的动机。这与当地社区过于自由化的事实有关，例如，如果公司针对某个中国雇员，可能担心被指责“贴标签”。再有，公司也会担心披露丑闻会影响股东或投资者的价值，因此也不愿意对外公开。
中国情报局长期以来一直专注于监视和试图控制出国留学的中国公民。一个有记录的渠道就是利用在美国大学校园内的“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CSSA）。各个大学的CSSA与当地中共外交机构的联系各不相同。有一些团体并不乐于接受中国政府官员的影响，但很多团体认为他们由当地领事馆或大使馆直接“指导”，并从那里获得资金。
“（中国驻美）外交机构的情报官员是CSSA中学生的主要联络点。”前美国情报官员爆料说。
但这些学生团体和中国官员之间的一些联系是隐蔽的，甚至是强制性的。2000年中，在美国中西部，一名隶属于一个CSSA的学生将另外一名与FBI有接触的中国学生上报给一名在芝加哥以外交身份伪装的中国国安部（MSS）官员。
大约5年前在湾区，隶属于伯克利CSSA的一名研究生为中国国安部工作，向国安部报告校园里其他中国学生的活动。
前美国情报官员指出，特别是在涉及经济间谍活动时，中国的情报机构采用比俄罗斯更分散的战略。中国利用更大得多的群体来实现其目标：利用机会主义商人、民族主义者、学生、旅行者及其他人士。一位前情报官员指出，中国的办法是“企图尽可能快地、通过尽可能多的渠道，获得尽可能多的有针对性的专有技术或IP”。
一位前情报官员说，中国情报部门有意招募一些组织的内部人员。，他们非常擅长使软招招募人员，也擅长利用容易屈服者，通过威胁等手段达成目标。“他们非常耐心地把不同部分合起来，我们已经看到，（通过盗窃技术）他们反复地节省了美国在研发上所花掉的资金和时间。”
近期的一个例子是，2018年7月，硅谷苹果公司前员工张晓朗（音译，Xiaolang Zhang）被捕，涉嫌窃取苹果公司自动驾驶车项目的专有技术信息，想要使其新雇主——中国初创公司“小鹏汽车”（Xiaopeng Motors）受益。张被指控窃取商业机密。
湾区前反间谍官员Kathleen Puckett说，中国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间谍活动中。
另一个例子是，2014年7月，湾区的华裔化学工程师刘元轩因经济间谍罪被判刑15年及2,800万美元罚款。刘被指控窃取并贩卖美国杜邦公司耗资数千万美元开发的白色涂料配方商业机密并贩卖给攀钢集团。刘是自从1996年国会通过商业间谍法案后首位由法庭定罪的人。
旧金山一直是实施该法案的重要城市。在该法案下的第一次定罪发生在旧金山，在2006年；第一次判刑也是发生在旧金山，在2008年；再加上刘元轩2014年被判刑的案子，这三个案子都和中国有关。
弯道翻车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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