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哥可能安全落地
曾经担任明尼苏达州检察官助理的知乎@王瑞恩科普法律知识首先，需要明确，强奸属于刑事案件。
对于刑事案件，检方有权自主做出是否起诉的决定，或者在起诉后撤诉，独立于受害人的意愿。
令人遗憾的现实是，如果刘强东案中检方决定不起诉，或者撤诉，受害者基本不可能通过法律途径令检方改变决定。
美国的检察官享有高度的自主裁量权，并且受到“豁免权”（qualified immunity）的保护，如果受害者不满检察官的决定起诉检方，那么检察官可以主张行使豁免权，向法院申请驳回起诉。
即使，有充足证据表明犯罪事实确凿，甚至有证据表明检方在工作过程中存在瑕疵，也不能改变。在这一点上，中美法律存在差异。
我们来梳理一下诉讼过程：
之前报道过江玥案，亚利桑那州检方在与被告人进行辩诉交易，未经过受害者家属同意，决定撤销一级谋杀指控，仅保留了较轻的罪名，这一过程完全符合法定程序。
那么，检方在考虑是否起诉时，有哪些判断依据呢？——
证据强度
证据强度直接决定胜诉概率。
证据强度，又取决于检方能从警方所提交的证据中获得多少有利信息，能掌握多少有利证人，能否回应辩护一方提出的“合理怀疑”。
公诉案件的胜诉率=检察官的“业绩指标”
而且在刑事案件中败诉，也会带来诸多舆论压力，检方自然不愿意打一场证据薄弱，注定会失败的战斗。
在美国，刑事案件的定罪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这一标准同样适用于强奸案。我们上次提到了强奸定义，看似都满足构成犯罪的要件：
发生了性行为
受害者没有同意
存在胁迫或者暴力
但实践中，辩方依然大有机会提出合理怀疑。本案中，根据掌握的可信消息：
受害者的邻居称见到两人手牵着手，彼此依偎走进公寓;
受害者在第一次报警之后，与警察对话的内容足以让警方认为没有进行逮捕的必要，直到第二天再次报警后才实施逮捕等等。
部分陪审员可能认为并不存在非自愿的性行为，有可能导致陪审团做出有利于被告人的推论。
而在美国刑事诉讼程序中，定罪需要陪审团的一致同意，哪怕一两名陪审员坚持认为存在合理怀疑，检方也会败诉。因此，也难怪检方会在面对潜在不利证据的情况下，对于起诉采取保守的态度。
受害者可以发起民事诉讼，基于事发时当事人行为，状告刘强东对其构成“非法限制自由”（false imprisonment），“故意导致精神损害”（intentional infliction of emotional distress）等民事侵权行为，从而要求获得经济赔偿。
这也是检方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受害者唯一可以选择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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