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是谁害死了张自中？
5月16日，是张自忠中将陨于湖北的忌日，算起来已有67年。在漫长的67年中间，很少有人探究过，到底是谁害死了张将军。答案似乎非常简单，不用细想，当然是日本人！
这个结论固然不错，没有日军入侵，张自忠可以做一位和平军人，无人可以置他于死地。但是，即便是日本人长驱直入，打到了华中，张将军就一定会陨命前线吗？要知道，张自忠贵为中将，高居第5战区右翼兵团总指挥之重职，是第33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55军、第59军、第77军，其中第59军军长一直由其兼任，但他却只带着两个团，孤军深入，投入日军重重围困，壮烈取死。这其中很关键的一个问题是，他的军阶太高，职位太显赫，他完全可以坐镇大本营，免于一死，为抗战立更大的战功。
那么，是什么迫使张将军义无返顾地迈向死地，决定以壮烈殉国终其一生？
只要翻一翻历史资料，不难看出，逼死张将军的，是公众舆论。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把民意和公众舆论捧得太高，以至现在谈起来自大众的声音，依然带有神圣感。实际上，舆论学公认，来自公众的声音带有致命缺陷。比如，它常常以成见为基础，具有太多的想当然的非专业判断，下结论草率而不负责任，对下过的结论又会很快忘掉……这些公众舆论的种种缺憾，对于发出声音的公众而言是一种发泄，很痛快，酣畅淋漓，但对于当事人，常常苦不堪言，有口难辩。最后，声讨者很快忘记了声讨，忙自己的事情去了，但被声讨的人却一生无法医治心底的创伤。
张自忠，正是这样一位蒙冤的将军，他必须以死来清洁自己的荣誉。
提起这件事，今天的人，恐怕很难想象，像张自忠这样的肝胆忠烈，在他尚未成为“民族英雄”之前，也会被没脑愤青痛骂为“华北特号汉奸”。
30年代中期，日本为确保“满洲国”的军事安全，防止蒋中正突然收复东四省，便要求在华北建立“非军事缓冲区”，日军北撤，国民革命军南撤，所有驻防退出华北。经过艰苦的谈判，双方协议，华北只留驻一支军队，这就是宋哲元中将驻守京津的第29军，其中第38师师长便是张自忠少将。
那个时候，蒋中正给这支军队的训令是，“忍辱负重”，不主动打仗，也不放弃华北，与日军做长期周旋。可问题是，这支军队，一直视日军为死敌，比如冯治安师长，有事没事都想找日本人麻烦，一心想把事情闹大，发泄心中的淤愤。宋哲元也是这么一个人，看着日本人就别扭，根本不想跟他们多说话。所以，在全军高级将领中，惟有张自忠儒雅周详，他沉默寡言，身高 1米80，相貌酷似周恩来中将，不仅革命军官兵敬仰他，日本军政也很喜欢他。于是，在华北危亡的复杂局面中，张自忠被先后任命为察哈尔省主席和天津市长，艰难维系着苦涩的和平，不能得罪日本人，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对于一个具有高度民族自尊心的人，这种内心痛苦，可想而知。
这一切，在外人看来，完全是另一番图景。
大家只是看到，第29军全军将士对日本人全都横眉立目，惟有张自忠一人，竟与日军保持往来，甚至应邀去日本访问，而且受到欢迎和敬重。于是舆论沸沸扬扬，说张自忠与日本订了“密约”，日本人赠其巨款，还送给他一个美人儿。
这种时候，人们会忘记就在几年前，张将军曾担任喜峰口战役的前线总指挥，令大刀队夜袭敌营，砍下数百日军的头颅。为此，还有了《大刀进行曲》这首歌，当年脍炙人口。后来，这首歌被全面修改歌词，变成了歌颂东北义勇军和全国老百姓，殊不知，当年它是献给第29军大刀队的，第2句歌词不是“全国爱国的同胞们”，而是“29军的兄弟们”。
那个时候，张自忠是抗战英雄，但一晃就变成了嫌疑汉奸。
对于张自忠全面的误解，是卢沟桥事变之后。为了保全战斗实力，第29军奉命南撤保定，以取得紧急北上的5个甲种师的支援。与此同时，为了疏散和安置没能随军撤离的军人家眷，为了京津不受重大损失，也为了收殓沙场上的官兵尸体，宋哲元任命张自忠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京市长，与敌敷衍，拖延时间。
这一次，沉默寡言的张将军落泪了，他对秦德纯副军长说：“你同宋先生成了民族英雄，我怕成了汉奸了。”
这样的事，历史上是有先例的，而且从无例外。
曾国藩为国效力终生，临死前被迫去处理“天津教案”，顿时成了“汉奸”。
李鸿章扶国于危难，临死前签署“辛丑条约”，当即成了“卖国贼”。
我们这个民族，是很讲究面子的，宁可玉碎，不为瓦全，而且无论先前你做过什么，无论你是不是忍辱负重地代表民族最终利益，只要你与民族敌人周旋，搞了缓兵之计，公众舆论就再也不会放过你，甚至永远不会放过你的后人。
果然，张自忠彻底成了众矢之的，成了叛徒、大汉奸、卖国贼的带名词。1937年后半年的报纸，多在痛骂他“卖国变节”，一律称之为“张逆自忠”。那时的中国文人，凡喜欢发表言论的，没有谁没骂过张自忠。一些大报用醒目的大标题配文，讽刺张将军“自以为忠”，其实是“张邦昌之后”。9月28日，《大公报》发表《勉北方军人》，颂扬老将段祺瑞和吴佩孚具有民族气节，而把张自忠与汉奸殷汝耕名列一处。
“在北方军人的老辈中，便有坚贞不移的典型。段祺瑞先生当日不受日阀的劫持，轻车南下，以民国耆老死于泸上，那是北方军人的光辉。最近北平沦陷之后，江朝宗游说吴子玉先生，谓愿拥戴他做北方的领袖，经吴先生予以断然拒绝。这种凛然的节操，才不愧是北方军人的典型。愿北方军人都仰慕段、吴两先生的风范，给国家保持浩然正气，万不要学鲜廉寡耻的殷汝耕及自作聪明的张自忠！”
当年的《大公报》类似于今天的《南方周末》，完全是民意代表，从不与政府保持一致，被视为社会的良知，可想而知，当年它的公众影响力比《南方周末》和《北京青年报》加起来还要大，其连篇累牍地鞭挞张自忠，效果可知。好在张自忠比曾国藩和李鸿章幸运，他只有46岁，他有充分的时间去改变公众看法，最有效的办法便是，“粉身碎骨，以事实曲直于天下”。
在一片痛骂声中，张自忠始终缄默着，周旋着，估算着第29军向目的地有续撤离的时间，努力使京津免于屠城。等到日军要求他通电反蒋，他已完成宋哲元交给他的任务，他便断然拒绝，随后称病，躲进德国医院，然后骑车逃往天津，再换乘英国轮船去青岛，至济南，企图转道南京。
在济南时，张自忠被山东省主席韩复渠上将拘押，韩主席叫来秦德纯，另派一位大员，一同押解张自忠去南京侯审。在韩复渠看来，张自忠的确是汉奸，必须惩办。
张自忠被押上火车时，京沪各大报纸皆发电讯，报道“张逆自忠今日解京讯办”，连车次也做了详报，所以火车一进徐州站，秦德纯忽然发现打着白旗的学生包围上来，急忙令张将军躲到厕所里，张将军自问无愧，不肯，被秦德纯推了进去，随手把门锁上。学生冲上车，咆哮着要抓“汉奸张自忠”，秦德纯颇费一番口舌，才把愤怒的学生骗下火车。
这件事，对张将军的刺激极大，让他清醒地知道了自己的公众形象。
拘押济南期间，张将军曾给同事和部下写信说——
“社会方面颇有不谅解之际，务望诸兄振奋精神，激发勇气，誓扫敌氛，还我河山。非如此不能救国，不能自救，并不能见谅于国人。事实胜于雄辩，必死而后能生。”
“必死而后能生”，为了清扫自己毁誉，张将军想到了由死而生。
也就是从那时起，“死”这个字，频繁出现在张将军的笔端。
到了南京，张自忠见到蒋中正，心头悬垂的石头落了地。蒋中正相信张自忠是爱国的，劝说他放宽心，好好修养。张自忠大为感动，在解除拘押回寓所的路上，他含着泪，对秦德纯说：“如果委员长令我回部队，我一定誓死以报领袖，誓死以报国家。”
当时没有电视，广播有，但收音机属于奢侈品，普通人也就能读个报纸，聚众扎堆儿听别人说几句。
写文章，办期刊，出版报纸的人，生活体面，肩负向大众传播信息的使命，算是文化精英了。
不负责任的言论，误导了他人，但谁也无法确定以后会怎样，不能保证不做错事，说错话，于是苛责是不对的。但埋怨视界受限的普通人盲信，是推卸责任。
遇事得冷静，既然有认知边界，就得有行为和说话界限，不能妄想改变什么就跑去指点江山，死过好多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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