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的腐败与反腐：帝国的自我毁灭之路》
引言
1 有组织的自怜自爱与提携同党
1933年后对“老战士”的“补偿”；对党员的庇护和赞助
赠礼、特别基金和小金库
2 第三帝国腐败的核心领域
纳粹党及其各组织内部的腐败
狩猎、别墅、劫掠艺术品：纳粹精英阶层的生活方式
“土匪省”和“丑闻西亚”
集中营系统与腐败
3 反犹与腐败
反犹暴力和个人的中饱私囊行为
“雅利安化”是腐败的结晶点
大屠杀与腐败
4 反腐斗争及其局限
政治上对反腐的利用
独裁的体制问题
朋党之交、门阀统治与官官相护
战时的丢车保帅
“打死苍蝇……”：亚诺夫斯基案
“……放走老虎”：内特林案和马尔迈斯特案
5 腐败与“民意”
结束语
致谢
附录
第三帝国的总年薪水平
资料来源
参考文献
译名对照表
纳粹起家的一个道德号召就是要铲除魏玛共和国的腐败，但是纳粹自己也没有在德国建立起清明的政治。第三帝国的腐败是成体制的、自上而下的全员腐败。纳粹政权以腐败手段谋求体制的稳定，因此腐败行为受到纳粹当局的默许。即便少量腐败行为遭到了制裁，也只是为了纳粹党内小团体党同伐异的政治斗争的目的。弗兰克巴约尔查阅了大量的庭审记录、新闻报道、党内报告等历史资料，他的研究揭示了纳粹德国的自我毁灭之路。
作者简介：
弗兰克·巴约尔，生于1961年，德国历史学家，目前任职于汉堡大学历史系、慕尼黑—柏林当代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德国近现代史，尤其是第三帝国与大屠杀的历史。其他作品有：《大屠杀，公开的秘密：德国人、纳粹高层与盟军》、《汉堡的“雅利安化”》、《文明与野蛮：现代性的矛盾潜能》等等。
巴约尔在《纳粹时期的腐败》一书中通过揭示“政治上的恩主—门客结构”——“希特勒体制”——来透视纳粹党国多样化的腐败。这个结构的顶端就是希特勒，它“将身边的人的道德败坏作为犬儒主义统治手段的基础”。巴约尔强调，“‘希特勒体制’并非凌驾于数量众多的恩主—门客结构之上，而是与其在同一个层面上共存，这些结构在纳粹体制中是横向发展的。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各省的‘诸侯’们，他们一般都控制着完善的小金库和基金会的系统，这系统既不受纳粹党总财务官的监管，也不受国家的中央权力的控制。虽然希特勒的权力足够强大，地位足够巩固，能够约束住腐败的封疆大吏们，但是元首在面对腐败问题时却非常冷漠（这很能说明问题），甚至是罪孽深重的封臣也能保住自己的位子”。不经自由民主选举的专制提拔制度必然产生这样的恩主—门客政治权力结构。这是一个复杂的权力与利益结合的网络，使得它的任何反腐努力只能取得暂时的效果。腐败越藏越深，就连有的反腐办案人员也涉入腐败，如格伦伯格所说，第三帝国腐败的特征是越埋越深的腐败和越反越腐。
“主管-代理困境”是美国政治学家爱德华.班菲尔德(Edward C. Banfield)在《政府组织中的腐败特征》一文中首先提出来的，后经其他研究者的调整或扩充，成为分析腐败和反腐的一个常用模式。这个分析模式被用于多种不同的主管-代理关系，如公司经理（代理）与股份持有人（主管）、非民主制度中的任命官员（代理）与高层统治者（主管）、民主制度中的当选官员（代理）与选民（主管）等等。相比起分析民主制度中的腐败来，“主管-代理困境”更有助于揭示极权腐败（包括它“腐败的反腐”）的实质。这是因为，在极权体制中，谁是“主管”，谁是“代理”，以及一级一级以任命和一党内任人唯亲来形成的主管-代理关系，要比在民主制度中清楚得多。
纳粹德国的最高主管是希特勒和他代表的“党国”，这在民主国家里是不可想象的。纳粹国家的各级干部，上至政要，下至一般的官员都是“党国”一层一层的代理，形成一个党员优先甚至党员独占的任人唯亲、利益均沾的官僚体系。巴约尔指出，“这种人治的统治关系特别能够滋生裙带关系和腐败现象。在党内，谁忠于自己所在的小集体，就能得到资助和救济，从而对主子感恩戴德，于是纳粹党的政治领导人们不得不向下属分配工作岗位和职位。”希特勒就利用特别基金来建立自己广泛的私人圈子，给亲信们提供馈赠、资助和赠礼，“这位独裁者如此行事，经费来源五花八门。……就像他的律师吕迪格冯德戈尔茨伯爵向财政部门解释的那样，‘众所周知，元首、党和国家是一回事’”。
这本书非常值得一读，尤其是前些年中文网络过分美化第三帝国政府的行政效率和廉洁程度，虚构了一个强大、极权、廉洁、高效的幻象。从这本书里不难发现，在极权体制下，除了领袖本人之外，其他人想保持理想的、独善其身式的廉洁自律几乎是不可能的。这本书无删节，序文也说了真话。还有，当时德国民众觉得希大大是好的，是下面的人太坏了！清洗后的普通德国民众也是corruption的受益者，因为这样的德国从其他民族其他国家榨取了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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