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汉娜· 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年出身于德国汉诺威一个犹太人家庭，在马堡和弗莱堡大学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博士学位。1933年先是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1951年成为美国公民。同年，《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出版，为她奠定了作为一个政治理论家的国际声望。流亡之前，阿伦特以一个犹太人的身份协助犹太组织工作，为此曾被纳粹政府关押过。去美国之后，她为流亡者杂志《建设》撰写评论等；做过肯舍出版社的编辑；1952年担任过“犹太文化重建委员会”的负责人。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随着《人的状况》、《在过去与未来之间》、《论革命》等著作的出版，使她成为二十世纪政治思想史上的瞩目人物
凭着《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汉娜·阿伦特毋庸置疑地置身于20世纪最卓越的政治理论家之列。在中国，除了“极权主义”和“意识形态”之外，她最为人熟知的词汇，恐非“恶之平庸”（The Banality of Evil）莫属。正如她指出了极权主义制度如何成为人类历史上新型的恶的肇始，她也以“恶之平庸”揭示了一种新型的、现代社会特有的恶的形态。然而，“恶之平庸”及其所出自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恶之平庸的报告》一书，自诞生伊始便毁誉参半，而且半个多世纪以来，随着历史学家们对该书所涉史实的研究与出版，争议从未平歇。
冲突主要围绕她书中的两个观点：其一，与当时人们普遍的舆论相左，阿伦特认为，亲自参与了毁灭集中营数以百万计犹太人行为的艾希曼，既非生性凶残冷血的恶魔，亦非心理变态的怪物；既无任何针对犹太人的深仇大恨，亦无希特勒的狂热信念，而只是一个正常得令人惊讶的“普通”人。由此，阿伦特以“恶之平庸”代替了关于纳粹的恶魔神话。
无疑，作为一种理论，“恶之平庸”的提出显然十分之深刻和精彩。它揭示了一种仅只发生在20世纪的、独特却又普遍的现象：浩大的罪行，作为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是在许多普通人的协作和参与下共同完成的，因此，当人们试图追究罪犯的责任和动机时，竟无一人能够或愿意承担。
冲突的第二个焦点，是阿伦特对大屠杀事件中“犹太人委员会（Judenrat）”的表现进行道德审查时所使用的语词和评述。在否定了艾希曼的恶魔神话之同时，她以冷嘲代替同情，揭发了犹太人的受害者神话。她指出，正是由于犹太人委员会的合作，艾希曼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才能实现得如此之“圆满”。而这显然是一个十分敏感复杂的话题。
和方方何其相像：犹太读者讨厌她，她收到无数来信，信里说她亵渎了“我们六百万殉难者的灵魂”。犹太报纸指责她“在全世界不改信仰的反犹分子的掌声中，给犹太人挖掘坟墓”。以色列政府派人来到纽约，公开谴责她“给受害者投掷石块，侮辱受害者”。拉比们在讲坛上反对她，“她被从世人敬仰和一种确实的安全感中，不可思议地跌落尘埃”。好友肖勒姆与她决裂，认为她过度强调了犹太人的弱点，“你的叙述不在客观，却带着恶意”。至于阿伦特自己，她说“被自己的民族误解，自然比被其它民族误解更让我悲伤……然而，在我看来，这种悲伤无须表达，即使它本应是某些行为和态度的最深处的动机。”在阿伦特看来，真正导致大屠杀的，是这个黑暗时代的集体道德沦丧。艾希曼之流的“恶之平庸”只是这个道德危机时代的病灶。其肇因，乃是现代社会的“无思”（thoughtless）。我们必须强调，阿伦特无意于像有些人误解的那样，想要开脱艾希曼的罪行，或将施害者与受害者等同。她想在这本书中表达的，无非是她心中的一个信念或真理：现代人的“无思”状态造成了对人的政治与道德责任的破坏。为此，她在自己的晚年，一直致力于解决“无思”的问题。
阿伦特虽声称自己一生“不爱任何民族或集体，只爱朋友”，但在这场论争中我们看到，在朋友和信念的两难之间，她曾做出的一次决择。她的理由是，人应当忠于自己的思考。作为女性思想家，阿伦特这股不屈不挠、斗争到底的倔强劲，酣畅淋漓地体现在近年由德国女导演冯·特洛塔执导的电影《汉娜·阿伦特》中。2013年，这部典型的知识分子电影在美国上映，激起了众多赞誉，也招来不少诟病。而这些赞誉和诟病，与其说是针对电影本身的，不如说是针对《艾希曼》一书。因为这部电影虽最终以《汉娜·阿伦特》命名，但所讲述的内容并非阿伦特的一生，而是有关《艾希曼》一书的诞生和争议。该片片名甚至曾拟为《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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