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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 | 《国家的视角：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2020-04-06 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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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5b0988e595225.cdn.sohucs.com/images/20200406/cef026c10302476db3cccc7eee6f57dd.jpeg 《国家的视角》作者是詹姆斯-斯科特，他是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和人类学教授。人类学的书往往比较有意思，这个学科主要是研究人类文化的，那么它就不可避免的要综合运用哲学、语言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历史学等等多种学科的知识，信息量特别大，而且人类学的研究都比较重视田野调查，所以这些书不光有理论，还有大量的实际案例，读起来一点都不枯燥。比如这本《国家的视角》，有500多页，是部大书，但内容比较有趣，并不难读。
此书主要想讨论的问题用副标题解释的很清楚：那些试图改善人类状况的项目是如何失败的。书中主要章节是分析近现代发生的一些案例，比如普鲁士的“科学林”，前苏联的集体化，坦桑尼亚的强制村庄化运动等。这些人类活动的出发点都是想促进发展或增进福利，但最后都失败了，甚至成为人道主义的灾难。斯科特认为，要理解其背后的逻辑，就要研究“国家”到底是怎么看问题、做事情的。
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斯科特回到了国家刚出现的时候。回到现场，你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才能随着国家的视角去看问题。这部分内容是此书特别有意思的地方。
国家的视角是简单化、一致化
国家是如何产生的，这是政治学的终极问题，没有定论，斯科特并没有在书里做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只是观察和解释实际发生的现象。他发现古代的国王们总是对四处流动的人群充满敌意，比如欧洲的吉普赛人，中国古代的商人，这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你到处跑我不好管理啊。可我们再想，国家为什么非得管理人民呢，又费钱又费力的，被管的人还不见得乐意。中国的先民就有歌唱自由生活的《击壤歌》：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资源，国家要汇聚更多的资源，去做更大的事，比如盖宫殿、修水利、养军队，等等。这些事情是不是需要做应该做，是另一个重要的政治理论问题，自由放任的主张就认为这都是瞎操心，你看人家先民唱着《击壤歌》多开心！但还有一个可能，这位先民能够开心的唱歌劳作，恰恰是因为国家权力给了他安全保障。这个就不在本书的讨论范围了。
所谓汇聚资源，说白了就是收税，从古代国家的视角看，它最希望人们都固定在土地上，这样才好收税。商人确实挣了很多钱，可是以古代的管理技术和管理能力，无法监控到商人的收入，你挣再多的钱我也收不上税来，而且还给其他老老实实种地的农民树立了坏榜样，所以农业帝国对商人一向没有好感。农民是古代最受欢迎的统治对象，麦子和水稻简直天然就是为国王收税而发明的，从播种到收获，麦子水稻一直在田里面支棱着，今年你种了多少、收成如何，一目了然，大致一匡算，今年这一户的征收额度就出来了。你也不能提前收割，那么大的田地你也藏不住，所以农业税对古代国家很重要，这符合它的技术和能力。
上面这个道理我们也能想到，但你能想到姓的普及也跟国家收税有关吗？书里介绍，欧洲人直到15世纪，除了个别贵族，都是只有名没有姓，而西方人取名都是从圣经里取的，90%的男人，都叫威廉、约翰、托马斯、理查德、罗伯特、亨利，主要都用这六个名字。一个村子二十几个威廉，三十几个约翰，这得多乱啊，为了在日常生活中区别他们，就给每个人起外号，比如这个威廉是个铁匠，就叫他威廉-史密斯（Smith），那个威廉是烤面包的，就叫他威廉-贝克（Baker），这就是西方姓的雏形。这是自发产生的，还解决不了国家管理的问题，比如约翰父子俩，爸爸个子矮，叫约翰-肖特（short），儿子个子高，叫约翰-托尔（tall），这对村民们来说就够用了，可对国家的税务官来说还不行，国家希望每个人都有个父子传承的姓，这样才能确定财产继承关系。所以西方人普遍有姓，是中世纪后期王权加强，分散的小邦国逐渐变成大国的过程中出现的。
而中国是什么时候呢？是公元前350年商鞅变法的时候开始的，各国纷纷效仿，到了前221年秦统一天下，秦帝国治下的人民基本上都有姓了，这比欧洲早了1800多年，所以从这个细节上，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说中国是个早熟的中央集权国家，中国的中央集权传统实在是太早了，给中华民族留下了深深的文化烙印。
类似的还有文字、钱币、度量衡，等等，中国都是早在秦朝就实现了全国性的统一，放在世界视野看，这是个十分令人震惊的事。法国直到18世纪之前都没有统一的度量衡，身体数据是一个常用的单位，比如卖绳子，就是卖家把绳子在虎口和胳膊肘之间缠绕，绕一圈一毛钱，可人的胳膊有长有短啊，那也没办法了。再比如爱尔兰人衡量草场面积是用几头牛为标准，我们看来同样大小的草场，实际可能是两头牛大或三头牛大，其逻辑是看这片草场能喂养几头牛，好像也挺有道理。
卖绳的例子体现了度量衡不统一的弊端，而爱尔兰人的例子则可以有多种理解。这种度量标准是更个性化的、更贴合实际的，对小规模社群来说，这种个性化的度量衡可能比英亩更符合居民的需要。可一旦小社群变成了大国家，这种个性化的度量衡就无法存在了。
所以国家的视角就是简单化、一致化，这样才能做到高效的管理，才能顺利的把税收上来。
当简单化、一致化遇到极端现代主义
国家的视角是简单化、一致化，这在古代问题不大，中央集权的大国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可是小国寡民问题更大，首先生存就很难保证。但是到了近现代国家，问题开始变得严重了，因为国家的能力变大了。
作者提出一个概念叫极端现代主义，这来自西方19世纪的科学技术大爆发，人类对宇宙和自身的理解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飞速发展，一种乐观的情绪弥漫在西方，人们觉得只要依靠科学技术，就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这种思维也渗透到了对社会的管理，甚至对自然的管理上。
作者举了18世纪普鲁士的“科学林”例子。森林是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有乔木、灌木、地衣、苔藓，是植物动物的家园，周边居民也可以从森林里拾柴火、采蘑菇、采果子。但国王的视角是很简单的：我这片森林，每年能给我带来多少收入？在近现代的官僚体制、统计技术、生物知识等方面进步的作用下，国王这个简单的视角就会被高效的落实为行动。林业官员立即把复杂、现实的森林处理成简单、抽象的森林。简单说，就是逐步把现有的森林清空，全部栽种材质好价格高的挪威云杉，种的时候都是整整齐齐的，间距都有规定，依据是砍伐机械的作业半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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