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的年轻人 越来越向往体制内
上个月，浙江台州公布了一份市属事业单位招聘岗位的报考信息表。其中，报考人数最多最热门的岗位，是台州市殡仪馆的殡仪服务管理岗位。录取一个人，报名人数却达到了：973个。
翻了下这份工作的报考表，没有专业要求、工作年限要求和党员要求。可以说，是所有岗位里门槛最低的一个。
2021年的浙江省公务员招考，有超过43万人报名。最热门的，是杭州余杭区人民政府南苑街道办事处的“综合管理”科员岗位，报考人数达5451人。
3年前，获得这份工作的人，是一位北京大学的博士。近几年来，浙江省的公务员报考人数都是“历史新高”。6年前，浙江省公务员报考的竞争比只有1:21，而在去年，这个数字变成了：
1:65。
普遍被认为是“官迷”的山东，2021年的比例仅为1:48。
这种竞争从高考就开始了。
今年浙江高校的录取线当中，最让人出乎意料的是浙江师范大学和杭州师范大学。
其中，浙江师范大学提前录取的考生，最高分达到了661分。这个分数，能够排进全省前4000名，高于大多数985大学。而创造了浙师范分数记录的人，正是来自指定委托培养地区的定向生。毕业后，这个学生就能在宁波慈溪，拥有教师编制。
再比如，湖州师范学院的小学教育录取分数线，比浙江财经大学录取分最高的专业还高2分。往年，浙江的财经和理工类高校，热度远超师范。
与60后“鸡毛换糖”的父辈们相比，90后浙江人开始有了完全不同的职业选择。
在浙江籍学生超一半的浙江大学，趋势也越来越明显显现。从17届-19届期间的浙大毕业生就业单位性质分布数据可以看到：
去企业的越来越少，当公务员的越来越多。三年时间里，浙大毕业生考取公务员的比例从4.17%到6.28%再到7.36%。原因很简单，体制内外工作的性价比均衡正在被打破。
浙江体制内的收入分配体系开始强调“收入向基层倾斜”。以本科毕业工作满3年的一级科员为基准，做杭州市的公务员，底薪、公积金加上各种奖金津贴，一年全包在25万。远远超出了杭州的人均收入水平。
能让近千人扎破头钻进殡仪馆应聘的台州，事业编制工作的年收入能超过20万。公务员收入最低的舟山，也能有年均13万以上。
杭州余杭区的公办幼儿园在编教师，一年的税前总收入能达到近30万。宁波人社局在职读研毕业还能补贴50%的学费。可以说，体制内工作收入低的硬伤已经在浙江被消灭得差不多了。
与此同时，“八个人就有一个老板”的浙江，市场主体的增长趋势在逐年下降。2015年，浙江全年新设市场主体同比增长12%，到2020年底，这个数字已经是10%。
“宁愿睡地板，也要当老板”的第一代浙商，正在交接班的时候，但他们却不太愿意让子女从商了。
尤其在义乌，大多数创业者都是外地人，在义乌市场中，连当地方言都不怎么能听到了。有人感慨，义务人要么在躺着收房租，要么在考公务员。温州同样如此，温州中小企业协会会长周德文曾经分析过，过去地方领导敢于冒着政策风险，商人有野蛮生长的机会。而今政策条条框框变多，地方管的多查的多，中小企业有着不小压力。浙商不愿意后代像自己一样“求爷爷告奶奶”。
周德文说，甚至有温州老板说：
只要让我的孩子去体制上班，即使不发工资都没关系。
温州一位开电器开关工厂的独女，没能拿到心仪海外大学的offer，便回到了老家考公务员。在第二次省考后，考上了当地的市劳动局。在金华义乌，一家做了30多年的五金加工厂，企业主陈老板让刚刚从杭州某所大学毕业的孩子直接回了老家。要求只有一个，不需要出去赚钱，必须在家安心复习考公务员。
“不考公务员，进事业单位也行，哪怕考研究生，也行。”陈老板认为五金模具的技术越来越难把握，对于企业现状也已经坦然。自己赚到的钱足够孩子用了，只希望他找一份安定轻松的工作。
在义乌，考公务员更是一种潮流。浙江事业单位的面试，出现了越来越多穿戴奢侈品的年轻人。
第一代浙商、方太集团的创始人茅理翔，可能是为数不多的逆行者了。他说服了自己准备读博士的儿子茅忠群接班方太。而在更早之前，茅老也曾说服自己的女儿和女婿进入公司。本来，俩口子分别是教师和医生。在80岁的时候，茅理翔创办了一个家业长青学院：
说服企业家的孩子接受家业传承。
他把这看成是自己第三次创业。
这份工作很难，因为孩子接班意愿不大，课程很多时候都是在企业家父母的痛哭流涕后结束。
用我同学的话说：考上公务员你就是统治阶级的附庸，要不然你就是韭菜。 割？还是被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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