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下的留守老人
装在院子高处的那个摄像头，以“上帝视角”注视着农村老人们的生活。它成了常年在外的儿女们的眼睛和嘴巴的延伸，试图以此拉近和父母的距离。但老人们对它有着自己的态度：有人将摄像头从正对大门的方向扭向了自家养的牲畜，认为它们比自己更值得被关注；有人对监控形成了条件反射，以为只要自己一出现，里面就会响起儿子的声音；还有人因为打麻将常被儿媳唠叨，气得拔掉了监控的电源线，“我扯了，叫你看个狗屁！”姚华松的声音突然在院里响起，音量大得像村口广播，十米外都能听见。隔壁二叔以为他从广州回家了，进院里一看，原来是墙上的摄像头在说话。
那是一个白色的无线摄像头，左右伸着两只传感器“触角”。它通过无线网络与手机连接，只要下载特定的app，打开后就能看到摄像头里的画面，听到周围的声音，还能按住麦克风键随时讲话。
姚华松就是这样“回家”的。晚饭时间，他的声音又从饭桌上方的摄像头里响起，身旁的儿子也加入了：“爷爷！我吃了饭，还吃了鸡翅，还有一个包菜，还有一个莲藕。” 姚少明侧过头，对着摄像头的方向回复：“几个菜呀，四个菜？”“爷爷！软芡什么时候发芽呀？”姚少明嘀咕着：“我一个字也听不懂”，沉默下来。普通话与方言的交流往往持续不了几个来回。
摄像头里的声音甚至还能吸引家里养的鸡。一次，姚华松通过院里的摄像头发出唤鸡的声音，家里养的十几只鸡闻声聚过来，却不知是哪里发出的声音，又“茫然”地散去。
姚华松的老家在湖北黄冈浠水县团陂镇凤形地村三组，大家都叫这儿“陶家仓”，姚是这里的大姓。陶家仓共有18户，平时常住人口不过20人，几乎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
从团陂镇坐摩托车一路进山，不断经过荒芜的田地和大门紧闭的二层白砖楼房，十几分钟就到了陶家仓。这里的房屋大都建在坡上，低平处留作农田。一条大路贯穿村头村尾，每个上坡的分岔路都散布着两三户人家。平日里少有外人来，摩托车一过，大家都探出头张望，看门狗和大鹅也一齐叫唤起来。
白天的凤形地村有几种声音，一只手就能数得过来：人声、风声，鸟、鸡和狗的叫声。直到过年，一辆辆轿车和摩托车载着大包小包回到村里，一幢幢二层楼房被人填满，村里才终于热闹起来。
姚华松是广州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广州，弟弟在内蒙古工作，弟媳陪着孩子在浠水县城上学，平日69岁的母亲朱素连和72岁的父亲姚少明独自生活在村里。今年10月，他在朋友圈看见一个老乡给家里装了摄像头的消息，当晚就给父亲打电话，打算给家里也装一个，方便平时查看家里的情况。姚华松原本打算给厨房、卧室都装一个摄像头，父亲拒绝了：“装那么多干嘛？有什么好看的？”只答应在院里和客厅各装一个。
近两个月以来，王欢欣都在团陂镇附近的村庄大力宣传“装摄像头送宽带”的业务，在村头村尾贴起了广告：“沃家神眼，帮您看家护院，远程陪伴，共建平安乡村。” 她是中国联通的工作人员，一个月的时间内，仅300多户人的卓冲村就有二三十户安装了摄像头。看家护院是第一诉求，不少老人都放心不下自家养的牲畜，不过他们知道，儿女也可以从远方通过摄像头看到自己，有人开玩笑道，“以后要走到门口拄个棍子咳嗽，给他们（儿女）看到”。
对姚华松来说，使用摄像头同样是新鲜的体验。刚装好的那天是他最激动的时候，不上课的时间里，他几乎每隔十分钟就打开一次app，有时看到鸟飞进来了，有时看到父亲挑着粪桶准备去浇菜，有时看见流浪猫溜进厨房偷吃，这些熟悉的日常让他感到踏实。他同样期待着母亲的出现，坐在社区图书馆写东西时，他看到手机里的母亲打算出门，想和她说话。从座位跑到图书馆门口大概需要十秒，而自家的院子几步路就走完了，眼看着母亲准备锁门，他边走边喊，“妈，等我一下！”话音刚落，周围的人都抬头看他。
头三天，姚华松频繁地和母亲对话，只要看到她在院里，都会闲聊上几句，“中午吃没吃青菜？”“要是热了就把外套脱掉”。姚华松知道，母亲一直没有手机，也不懂如何与孩子们联系。家里仅有的一部手机一直是父亲带在身上，因为母亲喜欢到处乱点，流量很快就用完了，父亲怕浪费钱，只有两人在一起的时候，母亲才在一旁看看视频。姚华松记得疫情期间，大家都窝在家里，年轻人和父亲都在玩手机，刷短视频，但母亲和二婶一直在忙碌，不明白大家对着手机笑什么。对母亲来说，摄像头是一种没有技术门槛的，能自主和儿子对话的方式。
朱素连不明白摄像头的原理，总问儿子“怎么只有你能看我，我看不到你？”她还会主动走到摄像头下唤“华松！华松！”没有应答。她想，儿子应该是去忙了，她便也去做自己的事。
但姚华松很快发现，母亲似乎对摄像头形成了依赖，每次出门就会朝它看一眼，进门时也要看上一眼，以为只要出现在摄像头的范围内，儿子的声音就会出现。有一次他看到母亲在摄像头下站了十几分钟也不走，似乎在说话，便把音量打开，“你大地个瘟（浠水土话，意为‘你个坏蛋’），又跑到哪里玩去了？”朱素连以为儿子故意不和自己说话了。
姚华松有些哭笑不得，努力解释自己不是随时随地都在摄像头的另一端，更不能随时听见母亲的声音。他决定降低自己每天说话的频率，“不能让她陷入甜蜜的氛围里，不然就容易失落。”
一个摄像头可以连接5部手机，意味着父母的生活可以同时被5个人观看。有时是姚华松，有时是弟弟，有时是弟媳，朱素连反应不过来，听见了都先问一句：“你是哪个啊？” 与打电话不同，每次摄像头的对话都没有明确的终止时间，儿女们可以随时加入或退出，往往说着说着对话就结束了，朱素连只能独自等待一会儿，判断对方是否还在。
由于摄像头装在高处，朱素连抬起头说话时，从手机里看起来她仿佛是被围在了高墙内。手机端还能360度操纵摄像头的角度，看清饭桌上摆了什么菜，还能听到厨房煮菜的咕嘟声。
并不只有亲眼看见父母，才能知道他们做了什么。通过屋内留下的痕迹，儿女们也能推测出父母的行动。晚上，如果看见院里的地上泼了一滩水，姚华松就知道父母刚洗过脚，可能准备睡觉了。胡菊开的儿媳看见家门锁了，就知道婆婆出去串门或打牌了。如果出门了一整天，到快天黑才匆匆忙忙地回来，那大概率是去邻村打麻将了。
胡菊开家的摄像头是今年1月装上的。她今年70岁，原本身体一直不错，在河边不小心摔了一跤后便大不如前。老伴已经去世8年，平日她一个人住，孙女在镇上上学，只有周末才回村里。在佛山工作的大儿子姚爱平担心母亲的身体，给家里装了两个摄像头，一个对着院门，一个对着院外母亲养的鸡和鹅。
最初，胡菊开是乐意装监控的。平日她只会用老人机，只会接，不会拨打。她曾和儿子抱怨：“儿啊，我要是死了，打你的电话都打不到哇”。姚爱平也担心母亲病在家里没人知道，平时打电话只能听见声音，怕母亲报喜不报忧，要是能看到母亲在院里转悠心里会好受些。
姚爱平在一家模具厂上班，平时下班晚，只有早上和晚饭时间有空在摄像头里和母亲聊上几句。妻子在武汉的一家早餐店帮忙，空闲时间多，成了和母亲说话最多的人。胡菊开的风湿是老毛病，吃药、喷药都不管用，发作起来走路都困难。儿媳没事就看摄像头里的婆婆，有时看到村里人从自家树上摘了几个橘子也和婆婆汇报，看到胡菊开走路一跛一跛地，叫起来：“哎哟，你的脚怎么又痛了？”“药不见效呀，怎么办？”胡菊开脚痛得很，听见嚷嚷心里烦。
胡菊开最烦的，还是儿媳说她打麻将。有天，她上午出门，直到天快黑才回家，一阵忙忙碌碌。院里突然响起：“妈，我晓得你打牌去了”，“你不要总打牌，别飞个清一色，心里一激动人直接没了”。一句接一句，胡菊开心里一阵恼火，一气之下搭着长梯子爬到摄像头面前，“怎么着，一直看我是吧，我扯了，你看个狗
当69岁的朱素连走到摄像头下说话时，从1000公里外的儿子的手机上看起来，她仿佛被围在了高高的院墙内。她这辈子没走出过农村，儿子已经在广州安家立业，摄像头的两端连接着完全不同的生活。当儿子的声音在院子里大声响起时，她感觉他们距离很近，但大部分时间里她明白，一个摄像头并不能真的拉近他们的生活。
姚华松知道母亲一生不易，在很多村里人的眼里，他的母亲朱素连不够爱干净，做事粗心，也不聪明，配不上父亲，但越是看到母亲笨拙的表现，姚华松就越心疼。他告诉自己，要多爱她一点，回家的时候要牵着她的手去河边散步，因为对母亲来说，“不管摄像头多么高级，镜头里永远也走不出她的儿子”。
在陶家仓，钱是最容易搅动不平静的事物。
今年的村民选举是大家最关心的事，老人们讨论着哪家人更有可能当选村委会主任，谁又给谁送好处了，担心居心不良的人会贪污村里的钱，影响大家的补贴。不过他们的选择并不多，因为大部分能干的年轻人都外出了。
谁家是低保户、五保户，大家数得一清二楚。大部分家庭只能领到每个月100多元的养老保险，一收到消息提示，大家就比较着谁比谁多几十块钱。有次，村里有人收到了不知哪里发下来的200元钱，拍下了自己举着人民币的样子传到网上，正巧有村民看到，消息传遍了全村，大家忿忿不平，“为什么只有他有？”视频很快被删除了，有人后悔不已，觉得要是一早下载就好了，还能留个证据。
说起养老保险，老人们总忍不住开始回忆几十年前大集体的苦日子。“一年种三季稻，粮食都交给国家，自己肚子是饿的。”那时，大家为了挣工分，每天从清早干活到夜里，现在不少老人落下了腰椎间盘突出的毛病，走路得拄着棍子。
老人们的生活费用大多仰仗儿女支持，但人人都想自己攒些钱，只要村里有赚钱的机会，六七十岁的人都往上冲。团陂镇铁砂资源丰富，几年前，家家户户都到河边铲沙拉去卖，还有人专门买了运沙的卡车。胡菊开直到去年还在铲，“搞得多一天能有300块”。后来，政府加强监管，在河边装起了监控，大家只好打消念头，纷纷把车卖了。
最近，村里有一户人家建新房子，姚少明每天去做小工，帮忙挑砖、和水泥，做满一天可以拿150元，这是他这段时间唯一的收入机会。女人只能在一旁观望，“哪个会找婆婆去干体力活”。在胡菊开看来，要是儿女对自己不好，自己再没点钱，“那你还有什么呢？”
前任村委会主任姚金涛介绍，1982年分田到户后，村里不少男性开始外出打工。在此之前，所有人都被要求留在队上干活，如果私自离开，每天要交1块2毛钱。外地大多是力气活，家里也得留个人在，因此女性一般都守在村里种地，就此错过了外出的机会，等到儿女的生活稳定下来、帮忙带完孙辈，年纪已经大到找不到工作了。
1985年，姚少明到武汉做油漆工，每天从中午12点工作到晚上12点，一天挣3块钱。如此打工12年，供出了新建房子的钱和儿子结婚的彩礼钱。直到实在干不动了，才回老家。他是家里的长子，八岁时，父亲由于地主成分被带走了，他读到小学二年级便辍学，帮着母亲照顾几个弟弟。由于家里成分不好，他30岁还没结婚，直到同样家庭条件不好的朱素连被介绍过来。姚少
我国第六次人口普查报告显示，我国农村 65 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共有空巢家庭 1495.79 万户，占农村家庭总户数的 7.68%，空巢老年人口为 2179.39 万人，占农村 65 岁及以上人口数的32.69%。一项关于农村老人自杀现象的研究表明，社会旧有结构的解体以及代际关系的变化可能使得农村空巢留守老人更易陷于抑郁之中。
如果把文中凤形地村三组的老年女性们的一生都列出来，你会发现她们的命运是相似的。文盲，一辈子种地，没离开过农村——除了去外地帮儿女带孩子的时候，不太会使用手机。改革开放后，儿女纷纷外出读书、打工，成家立业，而自己逐渐老去。她们说不出这些巨变意味着什么，但常会有种“没人管了”的感觉，似乎既怪不了时代，也怪不了儿女。
从留守儿童，到留守老人。
好沉重的话题。。。。
看着，看着，感觉不忍看下去，
然后，继续回看，如此反复回看。
扪心自问，自己以后也会如此这般嘛？
也许，大概，可能，估计，也会吧？
怎样避免，如何处理，，，，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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