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俄孝子有意回避的历史：胡骑乘冰夜渡河
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苏关系全面恶化，在边境线上陈兵百万，剑拔弩张。在1969年，中苏双方在边境线上爆发了数次武装冲突，紧张态势空前升级。这一年的冲突中，尤以珍宝岛事件和铁列克提之战较为有名，而与铁列克提同处于塔城地区的塔斯提冲突事件，则往往不太为人所知。塔斯提事件也被称为孙龙珍事件，关于这次事件的中方说法，在网上不难找到，本文是当年参加过塔斯提冲突的瓦季姆·格拉德科夫（Вадим Гладков ）教授的回忆，可以帮助朋友们从另一个角度看待这次边境冲突。请读者注意鉴别原作者的立场及文中内容。我当时作为科学研究所的预备役军官入伍，一来就进入了著名的塔曼师（这里的塔曼师是近卫摩托化步兵第32师）。这次服役是按照计划安排的，但恰在此时，也就是1969年3月，发生了达曼斯基岛事件（即珍宝岛事件），苏联边防军遭到突袭。我们同团的一个士兵阿列克谢·瑟尔采夫，在此前不久刚刚调到那里的边防哨所，在3月2日的战斗中牺牲在乌苏里江冰面上。
达曼斯基岛事件成了导火索。第二天，全团在操场上集合，全体官兵声讨敌人的挑衅，大家纷纷发言，表示要去边境线上，为几十名死难者报仇。为了加强边防部队，我任职的这个连被调入边防军，但团部似乎并没有让我调过去，这对我来说似乎是个残酷的玩笑，因为我当时算是比较优秀的军官之一。我在团党委会上多次请战，向团长请求把我调到边境线去，希望能在边防军建功立业。不久之后我终于如愿以此，乘坐飞机前往东方。不过这一次的目的地不是乌苏里江，而是哈萨克斯坦，我们奉命前往巴赫季斯基边防支队，此时是1969年3月。
在阿亚古兹市，我们遇到了N·T·尤尔琴科中校为首的边防支队代表，他们身着边防军制服欢迎我们，接着大家立即开会，在会上尤尔琴科做了各种指示。会议结束之后我们就正式进入边防军了。在抵达巴赫季斯基之后，我们连被编入摩托化机动分队，这个分队拥有超过200名官兵，17辆装甲运兵车和汽车。分队由尼古拉·伊瓦先科中校担任指挥员（在进入哨所之后又有调整），我们连长维克托·费久什金中尉成了分队参谋长，而我则成为分队党委书记。
刚刚抵达这里的军官按照惯例先要去“恰加纳克”哨所，初步了解边境的情况。这个哨所的指挥员是V·I·舒尔平大尉，哨所对面就有个中国边防军的哨所，在警戒塔上通过望远镜就能看到。我记得当时能看到对面哨所的士兵和值班军官，看的非常清楚。当时边境的情况一日近似一日，和达曼斯基岛一样，大家都觉得冲突一触即发，武装冲突也很可能爆发。在整个4月，我们都在进行紧张的作战训练，特别注意运用装甲运兵车掩护作战。整个分队对周遭200公里左右的边境线的情况都进行了详细研究。
首先，包括我在内，作为一名来自预备役的军官，很多人都对边防任务没有基本概念。边防警卫体系、边防军的编制体制、预警体系，这一切都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但我们很快意识到自己作为边防军的职责。陆军往往要在练兵场上锤炼，在演习中淬炼。但是在边境，这里没有任何规律可循，边境对面的敌人随时都在准备发起攻击。
就在我们进行紧张的战斗准备的时候，1969年5月2日，对手开始挑衅了，地点是位于支队驻地150公里的第3“杜拉塔”哨所。这里有一条小路，根据以往的协议，多年以来我们的边防军都会允许中国那边的牧民在监管下过境放牧。
当天早上，边防军哨所发现未经批准的牧民赶着牛群过境，而且边防军士兵还发现今天有点不对劲，牧民不像以前一样是三五个人，而是几十个人，还有人看到他们在衣服下边藏了武器。哨所指挥员R·扎吉杜林少校马上率领一支警戒分队和预备队离开哨所前去观察。
当边防军试图制止牧民越界时，突然从山后出现了5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越过边境，用俄语高喊威胁性的语言，向我们的边防军士兵逼近过来。这股士兵以二三十人为一队，占据了我国境内的高地，并开始挖掘工事。一名边防军士兵后来回忆说“情况很明显，这是对方经过深思熟虑的挑衅，类似乌苏里江那边”。
在接到报告之后，边防支队负责人A·Ya·帕申采夫中校很快向土耳其斯坦军区东部边防军司令员梅尔库洛夫中将报告。临近的塔斯提哨所和乌尊布拉克哨所也提高了警戒级别，把预备队调到了前沿。大约5个小时之后，我们机动分队就乘坐17辆装甲运兵车和汽车经过强行军赶到了杜拉塔哨所。I·I·布特尔金少校率领的“咸海”分队也在赶来的路上。在这个哨所周围立即集结了相当强劲的兵力，约500人和30辆装甲运兵车。
我们机动分队的任务是在边境机动防御，而咸海分队则位于我们右侧。他们到了以后，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集哨所和各分队军官开会，制定联合行动计划，通讯方案以及行动分界线等等。
我们机动分队在1008高地和布尔根高地占据了山脊阵地，正对着中国边防军的阵地。第二天所有人员都在高地上挖掘工事，很快就构筑了支撑点，并以堑壕相连，设置了机枪和榴弹发射器射击阵地，开设交通壕，并且挖掘了供装甲人员输送车隐蔽的堑壕。我们遇到的一大难题是伪装，因为周围都是光秃秃的山丘，植被只有稀稀拉拉的野草和灌木，每个人都为此发挥想象力。在我们占领阵地的第一天，P·维尔博沃夫中尉就带队运来了10辆卡车的各种型号弹药，并且储存在挖出来的临时弹药库。
从占领阵地开始，我们就组织士兵观察对面高地的情况，晚上也要通过光学仪器监视。对面的中国士兵的活动越来越活跃，在阵地上疯狂的挖掘战壕，经常还会有军官出现。在断定了敌方部队的数量、重型武器和编制之后，很显然我们遇到了正规军。第二天，根据情报通报，敌军从内陆调动了援军，包括火炮。而在我们这边最开始只有边防军和刚刚抵达杜拉塔哨所的援军，一个摩托化步兵连，一个迫击炮排和坦克排。
到5月3日—4日，军区参谋长V·I·科洛佳日内少将和副司令员B·M·格卢别夫少将为首的指挥团队抵达杜拉塔哨所。随行的还有政治部副部长I·I·彼得罗夫上校牵头的政工工作组。而军区司令员梅尔库洛夫中将以及从莫斯科来的作战部部长则留在指挥位置不动。
最开始，我们的行动计划是出动边防军清理侵入者。为了完成这一计划，我们进行了突击作战训练，突击组由机动分队组成，制定了从开始行动的边境进攻的作战计划。同时考虑到行动中的细节，还分配了专门的分队负责后送伤者和死者，还配备了直升机。此外又从其他分队抽调了150人。在军事行动业务联合会议上，一位将军说过的话我记得特别清楚：“记住，所有人均不得擅离战场”。
各个分队的士气都相当高昂，并未有胆怯畏战情绪。我们各级官兵都表现出热切的爱国主义热情，这并不是表面功夫，而是真情实感。政治工作者不必做特别的政治动员，达曼斯基岛就是最好的动员了，所有人都做好了战斗准备。
战斗的时刻越来越近，不过一直没有命令。事实证明，对面的“邻居”兵力增加了很多，边防指挥所面对优势之敌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依靠外交部的照会，要求中国离开苏联领土。
苏军方面的下一步动作是组建作战集群，土耳其斯坦军区的部队已经进入边境地带，主要是来自第18集团军，包括摩托化步兵团、坦克团和炮兵团乃至基建部队，还在机场也展开了兵力。另外原土耳其斯坦军区司令员、现任中亚军区司令员尼古拉·格里戈利耶维奇·利亚先科（Никола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Лященко，Nikolai Lyashchenko）大将也赶到了这里。他和梅尔库洛夫将军一样，都是久经战阵的宿将。利亚先科率先视察并高度赞扬了边防军部队。我有一次碰巧向他汇报过机动分队的情况。
陆军主力部署到边境仅仅是威慑性行为，目的是让对方能够认识到我军的力量。我曾经看到过一幕惊人的画面，有一天晚上，我看到后方的一长串车队在开进，许多坦克和装甲运兵车按照战斗序列在大草原上行驶，附近被照的一片通明。我军的飞机也在边境飞行。我们身后就是炮兵阵地，边防军此前很少有和炮兵协同作战的经验，所以炮兵部队的军官会来教我们如何建立联络，如何观察落点和调整火力。
在良好的互动和政治教育的背景下，边防军和陆军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开展了各种活动，发布了各种战斗宣传单和报纸。我还记得5月份休了9天假，与退伍军人座谈，我还向大家介绍了边防军的情况。接下来对峙持续了两个多礼拜，各级官兵都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在战壕、防空壕或高地反斜面休息，乃至在装甲运兵车里睡觉。
吃的东西主要是罐头食品和脱水食品。过了一段时间终于有了野战厨房保障，能吃上热饭喝上热茶，后勤的同志还问过我需要什么，我说要烟，后来他们就从直升机上把香烟空投了下来，战士们都非常高兴。由于对峙双方的气氛非常紧张，谁都不敢采取什么主动行动，谁也不敢挑衅，为防擦枪走火，晚上都没有发射过照明弹。
不过我军还是采取了侦察行动。机动分队的士兵对敌军占据的高地展开了几次武装侦察。侦察分队一般是20个人组成，由D·沙姆季斯基和V·科洛列夫指挥。我曾经奉命掩护他们的侦察行动。侦察分队带着装在轮架上的重机枪，沿着陡峭的斜坡爬到高地上，却不慎差点撞进了中国士兵的隐蔽所，不过这也让我们了解了中国士兵阵地怪异的特点。
除了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之外，边防军还要进行日常的巡逻。我们用扬声器向对面喊话，要求中国人离开苏联领土，当然，他们并没有向我们开枪，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父辈曾经为消灭日本侵略者解放中国而战。我们逐步加大了广播的力度，连晚上也会对他们喊话。中国人那边也是还以颜色，他们的播音员操着一口几乎没有口音的俄语，向我们大喊“士兵们，不要服从军官的命令！不要听从修正主义者！”当然，这样的节目让我们的士兵感到哭笑不得，他们抱怨说“能不能把他们那个播音员抓住，让他享受这台扬声器”。
非常意外的是，由于我们部署的强大军力的威慑加上外交努力，中方从争议区域撤军了。对面山头上的中国人完全消失了。根据情报显示他们撤走了，在中国人撤军之后，土耳其斯坦军区的陆军部队也撤离了边境。
虽然中国边防军占据的山头是在苏联边境一侧，不过我们的边防军并没有对此提出异议。所以此后多年这里一直有军事活动的很近。在紧张局势略微缓解之后，机动分队车道后方大约5公里的地方，准备随时掩护这个受到威胁的方向。我们在塔斯提哨所和杜拉塔哨所之间设置了搭建了若干帐篷，驻扎了一些兵力以保持警惕。装甲运兵车的燃料和弹药一直保持满载状态。各个哨所保持着满编状态，而且经常由军官带队巡逻。
1969年6月10日，在我们所在的边境区域发生了一次挑衅行为，不过除了1969年6月11日苏联外交部发布的一份公告之外，这场战斗后来并未广泛宣传。当天早上，塔斯提附近哨所的士兵发现附近有个新的哨位，报告有牧民赶着百多头羊闯入我方边境线。简而言之，缺乏想象力的邻居又重复了以前挑衅时的剧本。
在这一区域的机动分队队长是N·G·伊瓦先科中校，副队长G·N·兹沃纳列夫大尉，后来兹沃纳列夫大尉由B·V·杜金少校接任。应该指出的是，当时我们收到了严令，动用武器是最后的、不得已的手段，在处理越界时还是要以说服教育为主，在不挑衅的情况下让越界者返回。
不过大约18点左右，赶着羊群的牧民越过边界，进入我国领土400米左右。I·S·利特维诺夫少尉带领10名边防军战士前往制止越界行为，他随身带了一本俄汉短语手册，照本宣科要求对方回去。可是牧羊人掏出来一本语录在高呼着什么口号。在收到通报之后，尼古拉·克拉西科夫上士带着塔斯提哨所的骑兵巡逻队也赶到了事发现场。值得注意的是，那天正好是克拉西科夫上士退伍前的最后一天，他其实已经不用执勤了，但克拉西科夫上士向哨所的军官主动请缨前往国境线。
我们的士兵马上开始执行命令，拘捕越境者，但恰在此时也有一批12名中国士兵出现在附近，他们携带着机枪，步枪上着刺刀，在一名军官的带领下从从隐蔽所里冲了出来，并且大声呼喊。他们未能把牧民救出来，遂稍稍后撤找隐蔽物。在现场指挥机动分队的指挥员V·I·马希涅茨中士听到机枪上膛的声音，他马上大喊“卧倒！散开！”边防军士兵理解躲在几处起伏地背后，过了一会，中国人开火了。如果不是马希涅茨的警觉，那么在达曼斯基岛遭到中国人偷袭的情况很有可能重演，后来他也因此荣获勇敢奖章。
接下来双方爆发了战斗，我们的骑兵巡逻队大约20名骑兵也冲了上来，但在敌人的机枪火力下2名士兵被打倒。克拉西科夫在战斗中身负重伤，他的肩部被子弹击中，两名士兵拼死冒着枪林弹雨把他给救了下来，抬上马背送回哨所。但是克拉西科夫最终仍因伤重不治而亡。后来克拉西科夫被追授红星勋章，在他牺牲的哨所附近还竖起了纪念碑。
战斗爆发的时候，我是机动分队唯一的军官。按照之前的部署，一旦出现冲突，装甲运兵车就要迅疾前出，所以15—20分钟左右，装甲运兵车就赶到了，各部展开战斗队形，以图遏制事态的升级。
军区副司令员B·M·格卢别夫少将和支队负责人A·Ya·帕申采夫中校乘坐直升机抵达现场。在随后的调查中证实，在牧民越境进入我国领土之前，中国人就已经做好了埋伏，只是因为V·马希涅茨中士和边防军战士警惕性很高，才避免了遭受更严重的损失，同时也成功地驱逐了入侵挑衅者。
格卢别夫少将在掌握了情况之后，又做了一番部署，准备应对黎明时分敌人可能卷土重来的情况，特别是我们看到对面的边检站又开来了4辆卡车，很有可能是增援赶了上来。不过可能是因为对方忌惮我方的兵力，仅仅是在前沿集结兵力，不敢有什么进一步的动作。不久之后，上级紧急命令在这个方向新建一个“布尔根”哨所，后来由我担任哨所指导员。
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中苏两国在西北边境的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接下来的1969年8月，双方在扎拉纳什科尔再次爆发冲突。8月13日，边防军在没有陆军支援的情况下击溃了80人的入侵部队，俘虏了几个人还缴获了一些武器（即铁列克提之战）。在战斗中，我边防军部队再次展现出塔斯提事件中协同一致的精神，我机动支队在友军右翼提供支援，因此在扎拉纳什科尔战后35名官兵因战功受到褒奖，其中就有我部的4名士兵。
直到中苏关系缓和、苏联解体之后的1999年，纳扎尔巴耶夫访问北京，中哈两国领导人签署了《中哈关于两国边界问题获得全面解决的联合公报》，曾经的争端与冲突，才终于告一段落。
中亚和远东这些地方，本来就不是俄罗斯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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