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俄孝子有意回避的历史：帝国的荣耀
作者：金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当代俄罗斯对沙俄和苏联有共同的继承性，它一方面向苏联获取资源，但更多的关联是在向沙俄帝国靠拢。
普大帝政策与沙俄时期内外政策的相似性已经毋庸置疑。俄罗斯街头沙皇的套娃、画像、雕塑随处可见，在每一个旅游景点旅客都争相与扮成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女皇的人合影留念。帝国的象征符号和标语口号又卷土重来，所有的沙皇都成为正面人物，尼古拉二世更被“封圣”受到朝拜。苏共70多年的意识形态努力瞬间被西伯利亚的冷空气涤荡的无影无踪。目前在俄“帝国价值”绝对是一个正面弘扬的国家思想。
为帝国重塑金身
民族主义现在是俄唯一可以凝聚各种力量的旗帜，也是大帝屡试不爽的法宝。知识界也概未能例外。有人评论说，俄知识分子中少有在民族问题上能够逃脱唯我独尊的“国家主义”的陷阱，哪怕是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到民族问题上就会“理性失灵”而“迷失方向”。
在大帝的倡导下，俄知识界掀起了甚嚣尘上的文化保守主义的“斯拉夫主义”潮流，官方和民间争先恐后重新界定作为政治学“帝国”的概念，并为其正名。一时间“帝国热”甚嚣尘上，什么“独立帝国”、“自由帝国”、“民族帝国”之类的名词满天飞，学者们都在大谈帝国“植根于俄罗斯的遗传密码”以及建设“帝国”的合理性。俄国学者安德烈.萨维列夫甚至提出“帝国是俄罗斯的宿命”，“俄罗斯的国民精神本来就是帝国的”
诺贝尔获奖者阿列克谢耶维奇采访时就有不少人告诉她：“我爱帝国，没有帝国，我的生活很苦闷”，“在我们的精神细胞中，有帝国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因”。“俄罗斯需要一种让人不寒而栗的思想——帝国”。“俄罗斯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将作为一个帝国存在”，“反正我是帝国主义者，没错，我想生活在帝国”。
俄国从彼得一世开始称帝，他打了21年的北方战争，把俄国从一个内陆国家变成濒海强国，参政院在1721年10月22日为表彰他的功绩，正式封他为“全俄罗斯大帝”的称号，从此沙皇正式称为“俄罗斯帝国”。彼得大帝和叶卡特琳娜的“帝俄时期”最显著的特征是对内镇压对外领土扩张，争夺欧洲霸权，在叶卡特琳娜在位期间一共进行了六次对外战争：三次瓜分波兰、两次俄土战争和一次俄瑞（典）战争，从18世纪中叶的73万平方公里到女皇去世时已经达到1705万平方公里。
党执政以后，俄罗斯传统的“帝国”价值观被批倒批臭。
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一书中对寄生的垂死的帝国主义的概念令那个时代的人耳熟能详。简言之，此类国家形成了寄生性、垄断性、争夺性、掠夺性的特点。列宁的结论是，“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必然会走向最后崩溃的结局。
从此“帝国”成为一个贬义词，成为腐朽的资本主义国家引起革命的信号。当然，此帝国与彼帝国并不完全是一回事。
由于列宁的世界革命理论和国际主义思想，俄国革命是站在否定帝国的立场上，但实际上到斯大林时期，传统帝国诸多因素已经进入苏共的体制，意识形态实用主义化，为了解决与革命理论的冲突，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一种国际主义旗帜下“俄国利益化”的掩体。在革命言辞的掩饰下，“苏联帝国充分继承和发扬了沙俄帝国对内对外两方面的内容”，是我们在70年代反对苏联新沙皇时期对它的定义。谁都知道，苏联骨子里就是“红色帝国”，但那层遮羞布还不敢公然揭去。
现在俄罗斯公开为“帝国”翻案。由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推进，学者们纷纷撰文为被列宁“损毁和歪曲”的“帝国”正名。有人认为，当前在俄国出现的“新民族主义”、“新帝国”倾向，是一种不同于历史上的民族主义和帝国霸权的思潮。
这种帝国思想突出强调的是俄国历史上的伟大及其对现实的影响。其目的是要把“新帝国观”打造成对内的一种精神和意识形态。这样做主要是为了克服俄国历史的不稳定性和文明选择的难题，俄国由于地处东西方文明的拉扯中，自身缺乏核心价值以及历史“间断性”的特点，往往需要超强的整合机制。
说白了，“帝国价值”是后苏联时代的国家凝聚力。
冷战时期的“铁幕”同时兼有屏蔽隔离与自我运行的双重作用。苏联解体以后。“帝国价值观”又成为一个新的认同外在边界，所以新俄罗斯国家的整合内容里面要包括“帝国价值观”。过去它曾经以被包装在国际主义的外衣下，现在不如索性亮出“帝国”的招牌，目的都是为了战胜离心力的作用。
还有学者论证说，俄罗斯是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国家，在地缘政治上它缺乏防御能力，所以它的对外扩张与西方的殖民主义不同，而是一种防御性的自我保护。现在“帝国”对外成为一种软实力，服务于俄国的整体发展和强国战略。
2008年俄格（鲁吉亚）五日战争后和2014年俄乌冲突后的民调显示，近九成的人认为俄罗斯的对格出兵、对乌克兰威慑完全是正当的有理由的，这是剧变后政府拥有最高的支持率，甚至俄有媒体认为，如果政府不这样做将会遭到民众唾弃。
2011年大帝的支持率一度跌到42%，乌克兰战争以后达到86%，西方的制裁和大帝重新唤起的“被围困”的“孤岛”意识，使他在国内大受欢迎，支持率直线上升。
普京说，苏联解体后“我们暴露了弱点，而弱者总是会挨打。”在国家向帝国回归这一点上各派之间罕见的一致：自由主义者丘拜斯说，“自由帝国”应该成为俄罗斯的国家目标和后苏联的意识形态。
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说：“从古代起，俄罗斯就意识到自己是帝国遗产的继承者和捍卫者，俄不应当放弃许多世纪以来的大国意识”
梅德韦杰夫说：“俄罗斯在世界上拥有本国的特殊地位，它需要拥有本国的利益区，否认这一点是不可思议的”。2013年11月4日世界俄罗斯人大会授予普京“捍卫俄罗斯大国地位奖”，就是处于对他强硬姿态的表彰。
西方媒体以“苏联并没有死亡”为题做文章，提出俄罗斯的国家思想在向“向传统的沙俄帝国价值转移”趋向越来越明显。外界评价俄罗斯现在患上了“新帝国综合征”。
2008年的法国《回声报》对俄罗斯使用了“帝国归来”这样的标题，认为俄“东山再起的帝国发出的挑战可能比冷战更难应对”，俄罗斯帝国卷土重来的危险性要大于苏联时期，对俄外交应该从历史上吸取教训，引起足够的重视。
导致俄重归“帝国”的原因是复杂的。
首先，俄罗斯民族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历史上曾经打败拿破仑、打败希特勒，在很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上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剧变以后国家领土的收缩、西方与美国忽视俄罗斯的存在、挤压它的“特权利益区”，这一切叫当惯了老大哥、历来具有救世情结、对领土安全极端敏感的俄国人怎能无动于衷呢？怎么能不点燃俄罗斯人“炽热的头脑”呢？“
苏联遗产生成的原动力”是目前俄罗斯的民族建构的重要落脚点之一，它把沙俄帝国的内容与苏联时期的支配权观念糅合在一起，帝国的三色旗帜和苏联镰刀斧头的旗帜只有在这方面是高度重合的，其结果就是——“新帝国综合症”的产生。
其二，90年代叶利钦提出“非军事化、非布尔什维克化、私有化和自由化”四大的目标的时候，西方没有采取二战后期的马歇尔计划的方式帮助俄罗斯度过经济难关，而是提出了，俄罗斯应该像“奥斯曼帝国灭亡后的土耳其一样”，“把自己纯粹限定在一种切合的环境内”
俄罗斯首先向西方伸出了橄榄枝：2000年普京邀请北约秘书长罗伯逊访问莫斯科，2001年北约在莫斯科开设了情报站，2002年北约又在莫斯科设立军事使团，俄国与西欧的关系十分热络，2002年普京总统致函欧盟委员会主席，大谈俄罗斯有意深化与欧盟的相互合作，普京要求加入北约。
然而西方人拒绝说，北极熊进澡盆会毁坏我们设施，与俄罗斯的热络相反，西方的反应是冷漠与矜持得多的。在互免签证问题上欧盟一直不肯松口，让敏感的俄国人有一种“热脸贴冷屁股”自尊心的挫伤，甚至连自由主义都倍受打击，导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情绪大肆反弹。
西方大多数人认为，如果俄罗斯获得了欧洲资格，欧洲在文化和理念上的同质性被破坏，就会动摇欧盟合法性的根基。东欧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也不希望再次与俄国人搅合在一起。波兰前国防部长诺什说：“欧洲文明应该有一个界线，俄罗斯东正教与欧洲文明相距太远，俄罗斯文化是一种与西方文化对立的文化。
接下来的“颜色革命”、部署反导系统、乌克兰危机、经济制裁……，在俄罗斯人看来，一厢情愿“上赶着”的战略改变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西欧人依然固守着丘吉尔对俄国人的定位——俄罗斯是“亚洲荒原上成吉思汗的子孙”，他们从来就没有将俄罗斯看成是欧洲人，主张“不让他们跨过莱茵河进入欧洲”。
可以看到，俄的自我想象与西方国家对俄的定位之间始终存在着相当大的差距。俄也曾经设想通过政治转型经济转轨而进入“人类文明的主干道”，但最终却在西方对俄固有的“边缘角色”设定中，以一种毅然决然的几乎是逆向而行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历史回归”。
从旁观者的角度观察，90年代西方“短视”的战略失误在于，加速了俄民族主义的诉求外在条件，本来失落掉大国自豪感的俄罗斯人心里就不平衡，这种刺激导致民族主义的反弹，“新帝国综合症”一下子就获得广大的民意基础，公众的感情在经历苏联解体的失落后快速朝着传统的俄罗斯帝国价值观转移。
现在的俄罗斯就像一战以后的德国，由于凡尔赛协议过于挤压德国，导致了德国纳粹的崛起和全民族的增强做大的军国主义爆棚，让俄罗斯形成“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的心态。普京有意识把自己打造成“上天、入海、开飞机、打老虎”的硬汉形象，迎合的就是这种民众土壤。
普京第二、三任期时，俄罗斯的“新帝国综合征”便逐渐显露。它的特点是：
第一，以“自卑转化为自傲”的心理俯瞰超出自己发展的民族，在叶利钦时代曾担任过民族事务部长的季什科夫就曾经说过，俄国的帝国传统深重，“帝国虽死基因尤存”，尤其是在实力减弱以后会更加成为一种民族凝聚力的需要和政治秀的社会动员方式。
第二，唯我独尊的成分往往损害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容易产生新的紧张关系。
第三，把怨气向外撒，敌视西方拉丁文化的传统发酵，从外部寻找原因而自我反思能力低下。50年代毛泽东对苏联评论说，“苏联领导人总是以老大自居，自认为一贯正确，错误都是别人的”，现在看来此结论依然没有过时。
2013年我们在俄罗斯访问时，伯尔基金会驻彼得堡责任人晏茨认为，大帝突出中央权威、强化政府功能的指向是毋庸质疑的，无论是对经济的控制还是对社会的控制都比前两个任期有明显的加强，国家的政权体制经历过剧变之后的几次摇摆终于有回落到传统的俄罗斯“中央集权学派”的架构中来，突出以中央政府为轴心的整合机制，使俄国社会“由散变整”。现在俄政府变得更有行动能力了，基本上实现了强硬政府的改造过程。
普京的政治基调也逐渐清晰起来，过去那种政治面貌复杂、主义认同模糊，不知“葫芦里买什么药”、“雾里看花越看越花”的状况可以休矣，简而可以概括为：“怀疑全球化、抵制西方化、限制民主化”，追求国家利益、地区和全球影响力、保护主义和重商主义，在输掉冷战后俄罗斯将努力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改写历史。
现在油价下降，俄经济举步维艰，欧洲对俄能源依存度持续下降，俄向内收缩，加剧了外部敌对势力包围的心理，使它更加封闭、更加孤立，具有“俄罗斯不高兴”的仇外和偏执的人数大大增加，产生了自我隔离的愤懑以及与世界体系疏远的社会风气。
不论左派右派一碰到涉及国家问题都会反应过度。大帝就是这种社会情绪的代表。西方对俄经济制裁后，大帝提出政府要降薪10%，说，减什么不减军费，预算的1/5用于国防，目前俄国防建设达到后苏联时代之最。
有人说普京是在制造新冷战，乌克兰事件后进入“新的冷战格局”。冷战是意识形态的产物，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对峙，现在的俄罗斯显然不是为了意识形态的目的与西方对抗。
俄罗斯既不是为自由主义，也不是为社会主义而斗争，所以说现在的局面不是冷战。但是有可能比冷战更危险，因为意识形态一方面具有进攻性，但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对国家的行为、人的行为是有规范的。
现在俄罗斯与周边国家的冲突显然不是为了维护某种信仰，普大帝也不信社会主义，但是这并没有降低俄罗斯扩张的危险性。现在的俄国很像沙皇时期，沙皇的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让四邻胆颤，纷纷“恐俄”，于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更加亲西方、更加保守化。世界格局可能因为对俄立场再次处在两个阵营的划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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