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举债 谁负责 说的好听
广西发改委网站6月5日消息，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公告，就《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投资管理办法》（下称《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公告期为2023年6月5日至2023年6月16日。《办法》明确，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对外投融资严格控制资产负债率，不得脱离实际过度举债。举债融资时应主动声明不承担政府融资职能、所举债务是企业债务，地方政府不承担偿债责任。
《办法》还规定，国有企业以市场化方式融资建设的项目，无后续资金保障以及因决策失误难以继续实施的，应按照“谁举债、谁负责”的原则，由国有企业自行负责清理处置，政府不承担偿还债务责任。
《办法》第五条称，对于政府债务率超过警戒线（300%）或者出现债务风险事件的地区，要合理控制政府投资强度，严格防范政府债务风险。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政府债务率（债务余额/综合财力）国际通行的警戒线是100%〜120%，而上述《办法》将当地债务率警戒线设定为300%。
中央财经大学教授温来成对《第一财经》分析，广西将地方政府债务率警戒线设定为300%，可能这个债务率中的债务余额包括了隐性债务，属于地方政府广义债务率。
财政部预算司于今年1月发布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高达35万亿元人民币。
国家开发银行近期统计，截至2022年末，中国城投债务余额约13.8万亿元人民币，年增10.5%。
不过，据彭博社近日报导，美资投行高盛估计，中国债务总额约为23万亿美元（约合164万亿人民币），其中包括各省市设立的数千家融资公司的隐性借款。
作为债务率较高的西南省会城市，云南昆明的城投债问题一直备受市场关注。近日，昆明市国资委旗下的两家城投公司传出“爆雷”，引发市场震荡。
5月22日，海通证券、民生证券两家券商均就昆明城投兑付问题召开了电话会，邀请了昆明当地的银行人士作为专家解读，次日上午，两场会议纪要流出。
上述两场会议的核心都聚焦于昆明土投与昆明滇投近日如何凑钱兑付债券，以及当前昆明城投债务压力。
其中，“昆明城投专家会议纪要”提到，昆明市未来半年将有200亿元（人民币，下同）债务到期，城投公司无力支付，市里财政不足，省里也表态不会救助，几个城投公司董事长已动身到上海“要钱”。而求助上海不是“资产交换”，因为昆明已“没有资产给了”。
上述会议纪要详述了云南省财政如何紧张，云南省和昆明市官方如何与上交所“沟通”掩盖债务危机；地方银行如何无力支持城投债，等等。
此外，会议纪要还提到，“除了如社保基金、医疗基金和公积金等”财政已经没有钱；“已经到可能动用专项债和社保基金的情况”；“去年市级公务员2〜3个月没有发工资不得已拍卖拿了10亿”。
5月24日上午，昆明市国资委在公众号发布声明称，有关“昆明银行口专家路演要点”和《昆明城投专家会议纪要》是“不实信息传播”。
不过，一位云南当地人士表示，昆明滇投可算是昆明城投当前债务压力的一个缩影，之前好多年昆明财政主要靠房地产，这两年房地产不行了，土地收入断崖下跌，投融资平台再融资接续也难，只能靠政府东奔西走来解决。
据财新网报导，疫情三年来，昆明地方财力受严重冲击，尤其是土地市场遇冷导致卖地收入断崖式下降，削弱政府偿债能力。
2022年昆明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123.58亿元，相比2021年的418亿元同比下降70%，较疫情前2019年的915.7亿元下降86.5%。
疫情以来，昆明市财政状况恶化明显。近三年来昆明市卖地收入持续大幅下滑，削弱了该市的偿债能力，同时面临债务压力持续加大。
在显性债务之外，与城投债务密切相关的地方隐性债务防风险挑战更大。而云南全省债务风险在疫情后也明显上升。
据财政部门5月18日的数据显示，2023年前4月全国卖地收入同比下降21.7%，这被媒体称为史诗级断崖式下跌。
“第一财经”7月3日报导，根据公开发债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国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约4.4万亿元（人民币，下同），虽然较去年同期（5.3万亿元）下降约17％，但仍处于高位。
其中，新增债券发行约2.74万亿元，再融资债券约1.62万亿元，占比约37%，这显示逾三成新债是用于偿还旧债。
今年，地方政府进入偿债高峰期，预计偿债规模高达3.65万亿元。安信证券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广东、山东、江苏、四川和河北5省地方债发行规模突破2000亿元。这显示经济发达的省份也得靠发行新债来偿还旧债，应付难关。但这样一来，地方债务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带来巨大风险。
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截至2023年4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370,527亿元（相当于2022年中国GDP的1/3），其中，一般债务147,328亿元，专项债务223,199亿元。但这只是显性债务，没有隐性债务规模以及欠债方的官方数据。
地方政府债务分为显性和隐性债务。显性债务，是指纳入政府公共预算的债务；而隐性债务，是指地方政府通过组建的投融资平台公司（城投）私下举借的债务。
今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估计，截至2022年底，中国地方隐性债务总额为66万亿元（相当于2022年中国GDP的一半），较2019年的40万亿元增长迅速。
投资银行高盛4月表示，如果把隐性债务也考虑在内的话，中国省级政府的债务约为164万亿元，是中国GDP的126%，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77%。
5月上旬，彭博社对53位经济学家、资金经理和金融机构策略师进行调查。他们认为，中国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的债务，是今年最重大的亚洲金融风险。
6月2日，彭博社报导，美国智库荣鼎咨询研究了中国205个城市和近3000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年度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去年，半数城市面临偿债困难，偿债成本超过其总收入10%。
另据广发证券统计，今年前4个月，城投非标违约事件共发生73件，数量创2018年有统计以来历史新高。城投公司普遍面临“债务负担重、资金缺口大、造血能力差”的局面。
过去还有每年巨增的卖地收入（2021年达到峰值，为8.7051万亿元），可以缓解一下。
而2021年9月楼市泡沫破裂后，卖地收入锐减（2022年同比大跌23.3%，只有66,854亿元；2023年1—5月，同比下降20%，仅相当于2021年同期的57%），腾挪空间几乎没有了。
自5月份起启动新一轮全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摸底，目的是掌握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全面、真实的情况，“防范和化解风险”。
6月26日，审计署发布报告，中国70个地区通过“自卖自买”国有资产、虚构土地交易等方式，虚增财政收入861.3亿元。49个地区通过承诺兜底回购、国有企业垫资建设等方式，违规新增隐性债务415.16亿元。
地方隐性债务背后的水非常深，既关系到中央地方财权事权划分问题，又关系到地方经济发展策略问题、地方和金融机构合谋问题，以及腐败问题，等等。
所以，应对地方债务危机，也只是鞭子高高举起、轻轻落下。
页: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