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的萧光琰
本帖最后由 寂静回声 于 2023-7-29 22:06 编辑萧光琰祖籍中国福建福州，1920年9月15日生于日本东京。萧光琰的父亲名为萧权宣，是中华民国驻日本国公使馆的武官，后来曾在汪精卫政权出任部长职位。
萧光琰有一兄一弟两妹。兄长名为萧光灏，他同样是一名学者，一直居于美国，在保密单位工作。
萧光琰在中国遇到困境时几度寄信给兄长，盼望跟他见面，更希望他一起来中国工作，但往往隐瞒自己的困难，而萧光灏放不下在美国的事务，因此从来没有答应会面；后来，萧光灏得知文化大革命开始，料想到萧光琰处境艰难，但那时候两人已经无法联系了，这令萧光灏深感后悔。
萧光琰其中一个妹妹名为萧光珍，两人同样是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的成员。
他在1928年至1937年间就读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小学（现上海市南洋模范中学），后来在1937年2月到美国留学。
萧光琰入读帕萨迪纳市立学院，1938年完成高中课程，1940年以优异成绩完成大一、大二课程；他在1940年进入波莫纳学院化学系继续本科学业，1942年大四毕业。
同年秋季，他成为芝加哥大学化学系研究生，攻读博士，师从詹姆斯·弗兰克，期间曾经担任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和高等物理化学课程的助教，1946年3月获得物理化学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萧光琰在1946年1月至1946年8月获聘为芝加哥大学化学系助理研究员，1946年9月至1947年8月期间任职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研究员，1947年8月至1950年11月期间供职于美孚石油催化基础研究组。
萧光琰在美国参加了北美中国学生基督教协会等学生社团活动，社团聚会常在他家里举行，他从中接触到马列主义等哲学思想，也对新建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日益向往；加上，当时的中国留学生热烈讨论是否归国参与新中国建设，萧光琰也有一些熟悉的同学陆续回国，让他也下了同样的决心。有美国移民局官员试图挽留萧光琰，承诺在两三个月之内为他完成移民美国手续，但遭他拒绝。萧光琰后来以芝加哥大学文学系学生身份（而非博士身份，以免移民局阻挠）前往中国，1950年11月出发，在美国洛杉矶登上威尔逊总统号邮轮，途径美国檀香山和菲律宾马尼拉，同年12月下旬抵达香港，1951年3月抵达北京。
来到中国后，萧光琰被安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工作，得到理想的待遇和尊重。在北京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萧光琰移居大连，任职于东北科学研究所大连分所（现为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即“大连化物所”）。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社会开始不信任从美国归来的知识分子；随着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开展，人们起初排斥萧光琰，后来更质疑他回国的动机，又因为谈论以前在美国的生活而被人批判为“崇洋媚外。面对人们批判，当时血气方刚的萧光琰大感愤怒，更曾经生气得摔眼镜，人们对他也就更质疑了。
萧光琰受到打击，既气愤又焦虑，情绪波动，曾经几天不上班来抗议，又做出把头撞向暖气片的自虐行为，有时还会大量服用安眠药来寻求宁静。思想改造运动结束后，萧光琰的生活平静下来，而研究所的领导也就先前毫无根据的猜测向他道歉，他不计前嫌地努力恢复工作。
1956年初，北京石油炼制研究所成立，并邀请萧光琰到此供职；他来北京体验了一会工作环境，最终认为大连那里有更多基础研究、环境更适合他，决定拒绝邀请。
选择较理想工作的做法在美国很寻常，但当时的中国社会奉行坚决服从上级分配的思想，令萧光琰再次被人质疑。1957年，毛发起大鸣大放运动（号召中国知识分子给共产党提意见），萧光琰于是向共产党支部书记提交了一篇文章，批评人们在思想改造运动期间对自己的质疑态度；及后大鸣大放突然转为反右运动（把先前提出意见的部分知识分子划为右派，并予以处分），不过萧光琰没有被划为右派。
1958年，萧光琰供职的催化过程研究室计划迁到甘肃兰州，但他要求留在科研条件较好的大连，得到研究所同意，不过这个想法又违背了当时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在大跃进期间的“拔白旗，插红旗”运动，萧光琰再次面临批判，人们质疑他的回国动机、工作态度、生活习惯，攻击他“苛刻”、“养尊处优”、“挂羊头卖狗肉”、“贪婪”、“学阀”、“奸商”，四处涌现这些内容的大字报；到了新春的时候，人们在新年晚会上演出侮辱萧光琰的活报剧，把他描绘成小丑，又嘲笑他的言行。
对此，萧光琰极为愤怒，又变得沉默苦恼；他经历长期的政治批判后逐渐失去自我，不敢再像往日般直抒己见。
后来，人们停止对科研人员的批判，而研究所领导也在1961年向萧光琰亲自道歉，他又不计前嫌地重新积极工作。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中，萧光琰被批判为“反革命特务”，遭受批斗和大字报攻击，家里被强制迁入了几户人家。
1968年10月5日，萧光琰被工宣队（文革时期派驻各单位的组织）抄家，并被抓进牛棚（文革时期拘禁知识分子的地方）里面监禁，他深感绝望；为了博取“成功抓住美国特务”的功劳，工宣队把萧光琰指称为特务机构成员，而人们也顺应潮流来攻击萧光琰。
工宣队锲而不舍地不断对他进行审讯，用上拳打脚踢、刑具鞭打的武力方法来逼供，要他不断写揭发自己罪行的“检查”和“揭发材料”来达到轰动大众的效果，又给他起了“白屎”的外号（源于“博士”方言谐音）。
1968年12月11日早上，萧光琰被发现死亡，验尸结果证明他服用巴比妥自杀身亡。
萧光琰的妻子名为甄素辉，两人在1945年结婚，婚后一直感情深厚，妻子对丈夫既热爱又崇拜。甄素辉在美国土生土长，不会说中文。
她的父亲曾经是孙中山的秘书，后来被国民政府派驻美国从事侨民工作，曾获孙中山送赠一只戒指；这只戒指本来是传家之宝，但后来萧光琰遭到抄家，戒指被负责抄家的人卖到市场，此后不知所终。
甄素辉起初提出语言障碍、政治形势两点原因，反对丈夫回国，但萧光琰主意已决，甚至提出独自一人到中国、让甄素辉留在美国；她最终让步，陪同丈夫来到中国，在大连海运学院（大连海事大学前身）担任英语教师。
在萧光琰历次遭到政治斗争困扰的时候，甄素辉虽然因丈夫情绪波动而深感压力，但她总是在旁理解和安慰。
两人在1952年生下女儿萧洛莲（小名“洛洛”），她品学兼优，很受父亲疼爱。
文化大革命时，甄素辉在大连营城子农场接受劳动改造，萧洛莲则无人照顾、独留家中。
萧光琰自杀身故后，工宣队把甄素辉叫到大化所通知丈夫死讯；她反应异常冷静，要求工宣队让她请假两天照料女儿，获得批准。
1968年12月13日，甄素辉与萧洛莲一同服用巴比妥自杀，在家中床上相拥身亡。
为了向萧光琰遗属交代，政府部门讹称萧光琰与妻儿死于车祸，并为他们一家三口在大连西南路附近山坡上的墓园里建立一座墓地，不过墓内没有骨灰；
后来，这座墓园由于批地建房而要搬迁，大连化物所的三名研究人员到萧光琰墓前拍照留念。
萧光琰处理人际关系时较为迟钝、木讷，为人直率而不加掩饰情绪，不过富有人情味，颇为平易近人。他关心同事，在同事遇上经济困难时乐意慷慨接济。
他和妻子也喜欢款待客人，经常邀请年轻人到家里做客，吃喝谈天。萧光琰的谈吐时而充满书生气，时而幽默风趣，他曾经开过“在蒸笼里放一个压力计，控制压强，就能把馒头蒸好”、“把豆腐贩子的豆腐全部买下，免得他大清早敲梆子叫卖”等等的玩笑，但这些话有时成为人们耻笑、批判的话柄。
萧光琰兴趣广泛，爱好有舞蹈、网球、音乐等，这种丰富的生活成为政治斗争中攻击他的话柄，被人们批评为“养尊处优”、“资产阶级生活”。
他热爱打网球，每当谈起打球都十分兴奋，经常相约友人白介夫到居所附近的网球场打球；此外，他和妻子都很擅长跳舞，两夫妇每到舞厅共舞，都吸引驻足观赏。
萧光琰死后被指控是“301特务集团”的中心人物，他的死亡因此触发了“301”案，此案是株连26人的重点大案，其后被视为“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样板。工宣队把萧光琰之死描述为“阶级敌人走投无路时的选择”、“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公布为“特大喜讯”来通报中国科学院全体成员，又把他定性为“反革命特务分子”。
有说法指，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得悉萧光琰之死后极为气愤、并难过流泪，但此说只是一些文献记载的传闻，未得到证实。
萧光琰生前友人白介夫引述有说法指，周恩来就萧光琰之死亲自过问，并追究涉事者，最终当年工宣队的两名成员（一名为首领，另一名为毒打萧光琰的主犯）受到处罚。
1972年8月，萧光琰生前友人、麦吉尔大学教授林达光到访中国，获周恩来接见，期间向周提及萧在文革期间的经历；周恩来当时表示，如查明萧光琰确实含冤，便应予以平反。
1972年9月9日，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党委发表《关于萧光琰历史问题的审查结论》，否定文革期间对萧光琰的“特务”指控，把这些指控定性为诬陷，又认定他回国是出于爱国行为（萧光琰生前长期被质疑回国动机），赞扬他热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肯定他生前对国家有一定贡献。
1978年3月11日，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礼堂举行萧光琰追悼会，研究所所长致悼辞时表示：“萧光琰同志热爱毛主席、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是一位有贡献、有才华的科学家。萧光琰同志的逝世，对化物所的科研工作是一个重大的损失。”自此，萧光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得以彻底平反。
萧光琰主要研究石油化学，当中又以研究催化剂在石油加工工序的应用为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化学研究的先河之一，也是中国石油催化裂化和固体酸催化剂研究先驱之一。
他在1957年至1965年期间共发表了29篇论文，分别刊于《科学通报》、《燃料化学学报》等期刊。
萧光琰供职于美孚石油期间参与了多项石油化学研究项目，例如催化裂化、催化重整、水煤气合成等，合共撰写过20多篇报告；其中，他在1949年参与了固定床铂催化重整工业装置的部分研究项目，这是世界上第一套同类装置，可用于制取芳香烃，以及用作生产辛烷值较高的汽油。
1950年代初，中国的石油管理部门与石油科学专家就催化重整工序的催化剂配方展开争论，分为钼催化剂和铂催化剂两个主张：钼催化剂价格上比较便宜，不需要从外国进口，而且现有技术成熟；铂催化剂价格昂贵，技术有欠成熟，不过催化效率和收率都较高。
萧光琰根据自身经验和参考资料，主张采用铂催化剂。这项研究起初因争论而受阻，不过化学工程学家侯祥麟其后出于生产工艺实际要求的考虑而表示支持萧光琰的意见，令研究项目顺利按照萧光琰提出的方案而行，得以有所进展，更成为日后中国成功开发新炼油技术的基础。
美国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研制出用于催化裂化工序的硅酸铝催化剂，而国际上也普遍采用以硅、铝为主要成分的催化剂，但中国尚未引进。
萧光琰在1953年开始搜集中国各地的天然硅酸铝矿物（例如高岭土等），研究它们在石油催化裂化反应上的催化性能；研究成果在1954年发表于中国科学院液体燃料工作报告会议报告上，是中国第一篇同类的系统性研究报告，大受重视，又获化学家张大煜上报到中国科学院请奖，往后被学术界广泛引用。
此外，萧光琰也研究不同硅铝比的催化剂，探讨它们的表面性质、酸性、活性、结焦性能，尤其研究了高铝硅铝（以硅和铝为主要成分、但含铝较多的催化剂）的活性、稳定性与制备方法；这项研究是中国学术界在此方面的先河，为后来的加氢裂化催化剂研究提供基础。
中国在1950年代的石油产量极少，只有一定产量的页岩油，但页岩油含有碱性有机氮化合物，这些化合物会导致催化裂化反应所用的催化剂出现效能下降（即催化剂中毒）。
1955年，萧光琰开始研究页岩油的催化裂化工序，尤其是含氮化合物对催化剂造成的中毒作用；这是中国首个同类研究项目，对日后的催化剂研究有所助益。
萧光琰在1958年留意到金属/酸性复合催化剂（金属催化剂与固体酸催化剂组成的复合催化剂）同时有加氢、脱氢、异构化、裂化几种化学性质，只要调节催化剂的金属和酸性构成，就可以控制化学反应生成不同产品；为此，他系统性地研究了几种催化剂的物理性质、化学性质，以及它们在临氢异构化反应与加氢裂化反应的性能。
1960年代，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停止向中国供应航空煤油，中国急需掌握透过加氢裂化反应来制取航空煤油、低凝柴油的技术，因此要研制加速加氢裂化反应的催化剂。
萧光琰在1964年中期与另一名石油化学家林励吾共同承担这项任务，他根据过往的研究成果而提出两点主张：一、应采用硅酸铝为酸性催化剂载体，因为硅酸铝有较佳的抗中毒性（抵抗催化剂中毒的性能）；二、在各款硅酸铝载体之中，应采用高铝硅铝（铝含量较高的硅酸铝），因为高铝硅铝有温和的酸性，适合选择性生成航空煤油分子，而且它的大孔结构有利石油里的烃类大分子进出。
最终，催化剂研制成功，加氢裂化装置也在1967年投入生产；萧光琰等人的研究工作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奖、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奖、辽宁省科技成果奖。
除了石油化学以外，萧光琰也有其他化学研究成果，他的博士论文就以〈小球藻、菜叶及叶绿体的荧光与其光合作用关系〉为题，其后在芝加哥大学化学系研究水的光分解作用，又在芝加哥大学冶金实验室研究黄铜的晶体生长和重结晶。
1960年代，萧光琰从酶（生物分子）的催化作用联想到化学催化剂，继而想到把酶用于催化生物以外的化学反应，提出生物催化的科研方向；由于大连化物所没有供他研究生物催化的条件，萧光琰要求兼任青岛海洋生物研究所的研究员工作，以便参与生物催化研究，但他的想法最终因条件所限而未有实现。
萧光琰认为科研人员务必充分利用已有的文献资料，也应该懂得善用图书馆。他回国前搜集、购买、整理了大量资料来带到中国，有些是美国严格保密、禁止出境的化学文献，有些是对科研有用的图书、工具书。
这些资料分批送到中国，一部分由他亲自带到国内，一部分则是委托妻子或其他回国的同学帮忙。例如，萧光琰乘船回国时途径日本横滨，他事先与当地华侨店主串通，轮船停泊后邀请船上的友人常沙娜（日后为知名敦煌学家、艺术家）一起上岸“购物”，到店主处领取藏有美国保密文献的礼盒，再告诉常沙娜那是圣诞礼物，让她抱着礼盒上船，从而通过检查。
萧光琰抵达中国后，中国石油管理总局（石油工业部前身）的领导和专家审视过他带来的图书和资料，认为这些文献对中国炼油工业的发展有重大价值。
萧光琰在大连物化所工作的时候经常到图书馆，发现藏书大多已经过时，于是决定把自己带来的书籍交给馆方，只收取象征性款项；由于他提供了大量文献，馆方用这些书建立了一个小型图书馆，吸引很多人前往阅读。
不过，萧光琰并非无偿捐献，不符当时“乐于无偿贡献国家”的社会风气，因此受人非议。
萧光琰治学严肃认真，做学问时一丝不苟，对下属要求严格。在整理数据、撰写报告的时候，他每每逐点逐项、逐字逐句检查，一篇文章最少得修订三遍，从不因为他人不满而有所改变；他又认为科研必须严谨，强调“差之毫厘，谬以千里”，要求实验数据误差范围明确，而且实验必须要有可重复性、因此必须做好实验记录。
萧光琰的学生起初抱怨他的严肃态度，但后来逐渐接受、欣赏和仿效。不过，这种治学态度也成为政治斗争中攻击他的话柄。
由于在美国学习和工作的背景，萧光琰急切地想把美国的实验室管理系统引进自己的工作环境，又奉行美国人的工作习惯，提倡劳逸结合，严谨工作的同时要认真休息；这种作风引起一些同事不满，也因为当时的社会风气而被人们批评为“资产阶级作风”。
此外，萧光琰会不留情面地直指别人工作上的过失、实验操作的不严格之处，直率地评论他人的工作表现，引起一些同事反感。教育学生时，他注重培养学生们的思维能力，召开例行课题组会的时候老是要求每人都发言，而且总是在学生发言完毕吹毛求疵地评论一番。
萧光琰认为科学研究的前提是要掌握信息，科研人员为此要学好英文，也务必关注全球科学界的发展动向，并持续积累创新的想法。他精于动手操作实验，擅长吹制玻璃，能够做出各种精密的实验室玻璃仪器；他倡议化学和化工研究员尽可能掌握电工、金工、木工、玻璃工等技能，多加亲自动手，提升做实验的能力。
以下节选自《亲历记：走向1949》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作者白介夫系北京市前副市长、北京市政协第六届、第七届主席
我走过了八十多个春夏秋冬，好多事情渐渐淡忘。对有些人与事的记忆，却是越久远越清晰。我想告诉人们，告诉下一代，中国一段不应该被忘记的历史，中国科学界一个不应被遗忘的科学家----萧光琰。
根据我对萧光琰的了解，和他周围人陆陆续续的述说，他生活的最后片断，在我面前一幕一幕地闪现。
1937年卢沟桥事变，我刚好从师范毕业，便跑到西安，想考进国民党办的炮兵学校，又能挣钱，又能抗日。可是我付不起两块大洋的报名费，这时想起学校里曹孟朴老师告诉我们共产党也抗日救国，于是我就转身去了延安。这个偶然选择，决定了我的一生。到延安时我才十几岁，此后一直接受共产党的教育。在抗日和土改的队伍里，解放后在政府机关里，我都算是个小知识分子。1957年，在一片"外行"要领导"内行"的呼声中，我被从辽宁省委高教处调到科学院大连石油研究所（后改名为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简称"大化所"）任党委书记，同时兼副所长。这对我来讲，是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
我能不能也学学化学？那时候我不知道有个门捷列夫发现了元素周期表，不知道什么是有机化学，什么是无机化学。我找了研究员楼南权来给我补化学课。楼南权现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想想那时候他花那么多时间给一个小学生补课，也真是"大炮打蚊子"了。他用最通俗的语言，为我扫化学盲。我很难理解金刚钻和煤炭是由同种元素组成，而碳，氢，氧这三个基本元素，既可以组成糖、面粉、木头，也可以形成油。这些不懂让我感到自然科学的神奇和巨大的吸引力。
我学得越认真、吃力，就越佩服这些科技人员，也由此知道了自己这辈子甚至连化学的皮毛都搞不清楚。这种学习有限地为我增加了一些自然科学的常识，却让我常常想到，一个人能忘我地、充满兴趣地在显微镜下，在枯燥难解的数字间去追求一般人看不见、想不到的真理，不仅需要特殊的智慧，而且需要献身精神。所以那些无论如何搞不明白的理论没有让我觉得丢面子，倒是让我知道培养一个专业人才真不容易，我对科学家们肃然起敬，很希望尽己所能，为他们创造安定的工作环境。
我对科学家十分尊重的态度使我和他们建立了很好的关系，那时候的人没有什么强烈的物质愿望，最需要的也就是被尊重了。我交了不少知识分子朋友，萧光琰是其中之一。
大概萧光琰看到我不爱喊大口号，比较有人情味，认定我会成为他的朋友。看到我听学术讨论时满头雾水的样子，他没有瞧不起，反而主动用一些通俗语言给我讲解，让我了解什么是催化剂，为什么在各种化学反应中它那么重要。
我们比较熟悉了以后，萧光琰问我是否会打网球。我说我连网球拍子都没有摸过。萧光琰酷爱打网球，说起打网球都兴奋得很，他立刻鼓动我学网球。他说你一定会上瘾，我可以教你。我那时年轻，活跃，这既是消遣娱乐，又是一个和科学家交往的机会，就一口答应了。
受他感染，我也爱上了网球。网球场上龙腾虎跃，没有烦恼，没有伪饰造作，没有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只有输赢。出一身汗，头脑特别清楚。当时大连市正好有个得天独厚的网球场，离萧光琰家非常近，我们便经常相约周末打网球。网球这个媒介，促进了我们两个人及两家人的频繁来往。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不以利害相交，无拘无束，热爱生活。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萧光琰像当时中国无数的臭老九一样，成了被打倒的对象。
他家也像我家一样，挤进其他几家人。住进来的人要共用厨房、厕所。这对很习惯保护隐私的萧光琰来讲，是太不习惯了，突然，你的一举一动都在别人的监视之下。
他和他夫人本来就不太会做饭，这时候几家人挤在一个厨房，常常没有空间轮上他们做饭。在外面挨了批斗回家，只能喝口水，吃几块饼干。
周围的人都有高度的革命警惕性和自我保护意识，对他们一家人都唯恐避之不及，谁也不敢理他们，冷眼和歧视包围着他们。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以及过去那些对他生活作风、工作作风的批判已经太不够分量了。文化大革命形成了一个最专制同时也是最自由的空间，只要你出身好，或暂时属于“革命群众”，那你就可以发挥自己最丰富的想像力去臆测别人的心理，去给别人扣帽子。所里的大字报又再次推断萧光琰回中国是想当特务。
尽管萧光琰想努力适应中国的环境，到头来还只能当个反面教员。他回中国以后除了给哥哥写写信，从没和其他在国外的人来往过，他心里清楚自己不是特务。至于其它问题，其实大多是学术问题，因为接受了一套美国实验室和公司的管理方法，在中国不适用，因此得罪了一些人。自己原本不参与政治，与人无争，与世无争，哪里有能力去反党。
文革开始时，萧光琰还能承受。起码他每天还能回家。洛洛生在中国，文革开始时她只有十四岁，当时学校里开始把同学分成“黑五类，红五类”，她当然属于“黑五类”，压力很大。因此也清楚地感到爸爸的心理压力，
萧光琰一家一直在互相安慰，互相支持，盼望情况起变化。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他们全家都挺住了。可形势愈加恶化。工宣队又进驻了大化所。萧光琰意识到，自己遇到比以往更大的危机。
工宣队有个人老是戴着八角帽，大家都叫他“八角帽”，是大连电磁场的工人。态度很凶狠，动辄就动手打人。1968年10月5日，工宣队派人把萧光琰抓进“牛棚”，与其他？鬼蛇神集中在一起。同时，抄了萧光琰的家。抄走了他家一切值钱的财物，其中包括甄素辉父亲给她留下的家传的戒指（有人说是孙中山送给她家的）。
在中国这个环境中，萧光琰特殊的经历，使他比一般人更依赖他的家，突然进了专政队，离开了夫人，离开了女儿，他感到失去了一切。前面一片黑暗。
人们在努力证明他是特务，不管有没有根据。工宣队希望工作有成绩，能抓出美国特务，在当时多荣耀啊。于是萧光琰被搞成有背景、有组织的特务机构的成员。人们不去追究这特务是真是假。当时所谓？打击一小撮，保护一大片。”其实是“打击一小撮，吓倒一大片。”大多数群众是顺应潮流的，也形成一种可怕的力量。
“八角帽”的功劳越来越大。在他眼里，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教育”都不过分，他们没有什么功劳，却过着比工人好得多的生活。他们用当地人发“博士”的谐音给萧光琰起了个外号叫“白屎”。从萧光琰的交代里得不到更多的特务活动信息，为了扩大战果，有人开始动武，特别是“八角帽”，认为这样才可能让他彻底交待问题。
每天拳打脚踢，甚至用“三角带”这种特制的刑具来鞭打。严厉的、无休止的“审讯”周而复始：你在美国挣那么多钱，生活那么好，为什么回到中国？你能把美国的资料弄到中国来，一定也能把中国的资料弄到美国去，你为美帝国主义搞了多少情报？
萧光琰不断地写检查，写揭发材料，回答他永远找不到答案的问题。他写出来的东西不能让工宣队满意，他们需要的是有轰动效果的揭发材料。他们逼他一遍遍地写。
四顾无援，遍体鳞伤的他，在经历了世道人心，生死荣辱之后，心如死灰。刚归国的时候受到怀疑，五年，十年还在怀疑，回国服务快二十年了，还在怀疑。他面对着一个他无法理解、也无法理解他的世界。
1968年12月6日，工宣队的“八角帽”又对萧光琰进行体罚。他精神特别坏，喃喃自语：“共产党的政策是给出路的……”在这段时间里，他一定反复想过自己的出路，寻找过生存下去的理由。可是，他看不到出路。他不想连累家人，不想辜负甄素辉的感情，更不想对不起孩子。最好的办法就是什么也不留下，让他们更容易划清界限。这几乎是文革中自杀的人的共同特点，要么不留遗嘱，要么留遗嘱把自己大骂一顿，为的是不牵连家人。
12月11日晨，当专政队员喝令“牛鬼蛇神”起床时，萧光琰终于不必再起来，面对这个丑恶的世界了。验尸结果：服过量安眠药–巴比妥自杀。他走了，带着满身的伤痕。他刚刚四十八岁。
这是“八角帽”没有想到的，也是工宣队的头头没有想到的。他们不知道灵魂高贵的人往往脆弱。据说工宣队也感到紧张，他们加紧搜查了每个被专政的人，防止再有“畏罪自杀”的。可见他们知道把人逼上绝路是错误的。但工宣队同时宣布这是阶级敌人走投无路时的选择，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胜利。工宣队的人贴出了“特大喜讯”晓喻全科学院，决定“乘胜前进，深挖一切阶级敌人”。
他们确实取得了伟大成果。由大连化学物理所，大连海运学院，大连运输公司、大连妇产医院组成了联合专案组，并命名编号，把以萧光琰为中心的(三○一)特务集团案列为重点大案，进行紧张的内查外调，株连所及达十一个单位二十六人，其中包括和萧光琰交换过热带鱼的老理发员，以至给萧博士打过针的护士。
当然，他们说这是“清队的重大收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但可惜的是，任你怎样政策攻心，棍棒启口，硬是搞不到一点像样的证据。所以，“三○一”一案实质上毫无结果，以至不了了之。可恶的是，“专政队”的暴徒及其幕后指使人的功劳却不减。大连化学物理所已经得到上级的重视，不久，他们就成为毛远新亲自抓的典型，作为“工人阶级占领科研部门”的活样板，把他们的‘经验’赫然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在萧光琰已经长眠不醒时，甄素辉正在营城子农场劳动改造。当天下午大化所工宣队的人把她叫到大化所。
严肃地宣布：“反革命特务分子萧光琰畏罪自杀，他的问题是敌我性质的。你要继续交待。”
甄素辉异常安静。她甚至失去了女人痛哭的本能。她看着丈夫的遗体，提出了任何人都没法拒绝的要求：准许她请两天假，回家照料多日不见的孩子，她的请求被批准。
她当天就回家了。自从他们夫妇俩被关起来，十四岁的洛洛就开始孤身一人，无人照料。
甄素辉天性柔弱，却善解人意，在萧光琰心情恶劣时，她总是轻声细语地给他安慰。她外圆内方，有自己生活的原则，做人的原则。
萧光琰多次挨批判，甄素辉永远站在他身边。可是萧光琰悄悄地走了，没留下一句话。出于母亲的本能，甄素辉不能不想，如果她随萧光琰走，洛洛怎么办？
洛洛没有成熟到能像成人一样为自己负责，又不是幼稚的不懂事的小孩子，我想甄素辉一定和女儿进行过一场世界上最艰难的谈话，进行了外人无法判断的生死抉择。
洛洛曾把自己的一张照片留给了同学，小小的孩子在照片背面工工整整地写着：永久的纪念。看来她对一切是有准备的。
甄素辉和洛洛一起包了饺子，一起吃了饺子。几天后，当人们发现她们的尸体时，母女俩紧紧地相拥，凄然地告别了这个世界。
多少年来洛洛可爱的样子一直在我面前晃动，无法忘却的可爱、弱小与无辜！刚刚十六岁，正值对未来充满美好幻想的花样年华。
我也一直想为什么甄素辉能作出这样的选择？唯一的解释是她心中充满太深切的爱与太彻底的绝望！
据说周总理知道了这件事，而且亲自过问，追究责任。当年毒打萧光琰的“八角帽”和工宣队的头头都受到了处罚。
我不能说萧光琰是一个没有弱点的人，但我可以说，我自己，我周围的很多人，愧对萧光琰的赤子之心，愧对萧光琰对我们党、我们国家、和对我们的信任。
他曾怀着怎样的热情踏上这片土地，又怀着怎样的绝望无声离去？历尽凄风苦雨之后，他的一家竟选择了这样的方法驶进人生避风的港湾，这成为我心中永远的痛。
文化大革命结束不久，萧光琰的哥哥萧光灏从美国回到中国，他要求和我见面。
我当时很奇怪，他为什么要见我呢？萧光琰去世时，我离开大化所已经三年多了。
我的印象中，他的哥哥应该比我大几岁，但看上去挺年轻。他一下失去几个亲人，却仍不失其温和善良。见到他，我除了寒暄，竟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心中涌起的全部是难过和惭愧。
萧光灏话还没开始，已是老泪纵横。
他说他很后悔，那时候萧光琰多次写信想见见他，来中国也可以，到香港见面也可以，他对中国的一些情况也有所闻，但自己的工作放不下，一直没回来。
总以为都还年轻，将来见面的机会很多。实在没想到此生不能再见。每当想到这里，他就觉得没有尽到当哥哥的责任，萧光琰一定是有难处才多次写信想见他。
可萧光琰在信里从没讲过他的真实处境。他怪罪自己为什么就没早一点儿想到呢。文化大革命一开始，美国也有报道，那时能设想萧光琰的处境，可已经无法联系，现在来了，可是太晚了！什么也不能为他做了。
萧光灏说他很早以前就从光琰的信中知道，我和萧光琰关系很好，给了他很多关照和帮助，他这次来一个是想看看弟弟、妹妹生活过的环境，看看他们走过的街道，他们工作过的地方，做点生者还能为他们做的事；另外就是想来看看萧光琰的朋友，也表示一点谢意。
他说萧光琰在回中国这段时间里，除了家庭之外，总还尝到了一些人间温暖。
不是指责，不是声讨和愤怒，而是感谢，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作为一个基层领导，其实很多批判打击萧光琰的运动都是我领导的。
虽然有很多都是不得已而为之，但这毕竟有一份我的责任。听到这里我实在有些听不下去了。我很想说“对不起”。
我不记得当时我都对他说了些什么，可我记得自己历经劫难，刚刚在走上坡路，还心有余悸。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心中有再多的不满也不敢否定文化大革命，不敢否定任何一次政治运动。
我不想去说空话大话，也不敢说出自己真正想说的话，那种惶惑和尴尬的心境至今记忆犹新。
听说他来中国还有一件事，就是想找到当时孙中山送的那个戒指，对他来讲，这个戒指有太多的纪念意义。
后来调查，这个戒指被当时抄萧光琰家的人卖了，最后也没有找到。
现在的中国我以为可以讲真话了，可是与萧光灏天各一方，也许我们永远失去了交谈的机会。
我已经八十多岁，一直坚持打网球，挥拍之间，我常常想到萧光琰，想到他说要练好基本功，想到我们曾经的友谊。
到现在我也打听不到萧光琰一家的骨灰在哪里。这样一个和睦的家，以这样惨烈的形式写下了这样的悲剧，是我们民族的不幸。
那个荒诞的岁月的形成，应该反省的不仅仅是上层领导，也包括我们基层领导。每一层人，包括我自己，都有一份责任。
萧光灏也快九十岁了，我希望他能知道，我们没有忘记萧光琰，没有忘记这个充满爱国热情的科学家的毅然选择，没有忘记他对中国石油工业的贡献，没有忘记我们给他造成的致命伤害。
历史常常会以不同的形式重演，我期盼“萧光琰”式的家庭悲剧不以任何方式再现。我们急需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不靠英雄人物来扭转乾坤，使这个国家即使有错误，也行而不远。我们也要完善我们的文化，增强其包容性，容纳不同的习俗及思维方式。
不能从苦难中汲取教训的民族，一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注：我年事已高，记忆会有很多的不准确和疏漏，可自己已经没有精力去找人核实。若有当事人了解更详细、准确的情况，我希望本文有机会得到补充和修改。
文章大概成稿后，让女儿去大连，找当年与萧光琰共事的人核实和补充了一些情况，他们是陈庆道、李文钊、刘宗海、陈怡萱。
另外关力、刘秋荣、杨海平对本文进行了一些文字修改，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草，才13岁，
都会回来的
1968年12月13日，甄素辉与萧洛莲一同服用巴比妥自杀，在家中床上相拥身亡。
为了向萧光琰遗属交代，政府部门讹称萧光琰与妻儿死于车祸，并为他们一家三口在大连西南路附近山坡上的墓园里建立一座墓地，不过墓内没有骨灰； 我们急需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不靠英雄人物来扭转乾坤，使这个国家即使有错误，也行而不远。我们也要完善我们的文化，增强其包容性，容纳不同的习俗及思维方式。
不能从苦难中汲取教训的民族，一定是没有前途的民族。 看着，看着，眼睛都湿了，长叹一声，民族的不幸 致敬英雄！ 钱的儿子30才读大学，所以无人幸免 wwfs0z 发表于 2023-7-30 14:54
我们急需建立起有效的监督机制，不靠英雄人物来扭转乾坤，使这个国家即使有错误，也行而不远。我们也要完善 ...
1开始就跑题了，档和人民跟你是“我们”？ 档永远尾大光荣正确不需要监督，倒是尔等刁民需要全方位的管束，成龙说的 这种悲剧还会不断上演，希望他们别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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