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是双向的
最近两三年来，有一个词：“润”（run），成了国内的热门词，它反映了当下中国相当普遍的社会心理，反映了目前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也是躁动在中国社会中的一股巨大的潜流。润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润”（run），是取音自英语的网络词，即逃离中国。
据联合国难民署的数据，自上台以来的十年间，寻求庇护的中国公民人数增长了近八倍，到2021年达到近12万人，其中约75%的人在美国寻求庇护。
截止到2019年，用各种方式离开中国大陆的人，近30年已超过千万人，是全球排名前三名的移民输出大国。
特别是最近两三年来，在国进民退政策和清零政策的推动下，润学勃兴，成为显学。逃离中国的潮流浩浩汤汤，势难阻挡。这一波润潮与过去移民潮相较有一个新特点，是中产以上的人连带巨额财富一同润出者特别多。尤有甚者，最近，中国很多大工厂大企业竟也纷纷“逃往”印度和周边其他国家，不计成本，无论代价。
简言之，中国社会的精华（精英和财富）近年来大规模润出，迁移到新加坡、迪拜、马耳他、伦敦、东京和纽约，甚至到了印度和越南等国家。
中国变成人口正在减少，且社会精华逐渐被掏空的一个蛮荒而贫穷失败的国家，西朝鲜。
这是一幅摧肝裂胆的画面。在我们有限的近代中国记忆中，除了1949年后国民政府逃到台湾的逃亡潮，1962年逃港潮，1989年外逃潮之外，实在已记不得在哪朝哪代出现过这样大规模逃亡海外的剧情了。
当前出现的人、财、物的润潮，表明，人心已散，人心已死。祖祖辈辈在那块土地上休养生息、繁衍成长、安土重迁的国人，如今大多对那片土地彻底绝望，从而争先恐后，背井离乡，逃离家园了。
造成中国资本外逃严重的原因，是民营企业家日益怀疑政府是否有保障私有财产权的意愿，造成他们宁愿将资本移往有保障的国外。
这些年发生的太多事情，给企业家许多人留下了精神创伤。还有的是为了躲避严厉的新冠“清零”政策。他们都必须为自己的财富和家人寻找安全的避风港。
虽然政府已在最近几周转向对商业更友好的调子和政策，但企业家阶层很难再被欺骗，他们的收入和财富已经减少。
而且最重要的是，上面的政策朝令夕改，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使他们完全丧失了信心。
“你对政府如何制定规则没有发言权时，就不必留在那里，”加密货币银行初创公司Flashwire的联合创始人阿金尼・王说。他很直率，就是认为民营企业家要有自己的政治代言人。
其实企业家这种对于自己话语权的要求是非常自然合理的。你制定的规则会严重影响到我们的权益，我们不能参与，那不就是你予取予夺任你宰割吗？那怎么行！
你若一意孤行，我们惹不起，但还躲得起，润得起。这位企业家在上海出差期间因封城被困后，于去年6月从北京移居到新加坡。他说“还有很多其他可以做事的地方。”
现在他们中相当一部分已经未雨绸缪，润出去了，在他国没有恐惧地生活着。
在他们不能确定中国政府能实行法治——即政府将和老百姓一样按照法律行事——之前，他们不会回去把自己的身家性命和企业再次置于政府控制之下。
当然，润者还有知识界的人才。其主要原因，则是他们在国内没有一展长才的环境和条件，这种环境既是学术体制和研究条件上的，又是生活上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制度上的。
一是缺乏学术自由，二是缺乏基本的尊严和权利。虽然北京政府许诺以极优厚的物质条件提供给海外归国学人，但应者仍寥寥。原因何在？
有一位在海外学成归国学者的经历最具典型性。他应聘回国半年后又再次出来了。其感受是，作为一个有智力尊严和人格尊严的人，
他实在忍受不了国内垄断性的、日复一日的那种宣传，侮辱国民的智商，完全把国民当傻子，毫无尊严。
这是一种对人格和智力的双重污辱，当然更不用说对那些想大声批评政府的人，其人身安全都会遭受威胁，一言不合，请君入瓮。
中国人最成功的人生标志是变成非中国人，所有这一切的综合结果，指向同一个词，就是润。它既对经济精英，也对知识精英。
根据英国的Henley& Partners发布的最新Henley Private Wealth Migration Report，中国预计今年将有1.35万高净值人士（HNWI）外流，延续过去十年百万富翁向外移民的趋势。
Henley公司将高净值人士定义为拥有超过一百万可投资资产的富翁。
日经新闻报道说，尽管中国估计有82.38万百万富翁，但是这一外流趋势将使数以千万计美元的财富从中国消失，让中国经济增长减缓的情况进一步恶化。
报道援引一位全球财富研究人士的话说，过去几年中国的一般财富增长一直减缓。这意味着，近期的财富外流可能比以往更具破坏性。这位分析人士说，中国的经济从2000年到2017年增长强劲，但自那个阶段以来，中国的财富和百万富翁的增长一直微不足道。
亨利咨询公司根据今年头六个月的询问及数据做出今年的预测说，全球将有12.2万富人移民，超过2019年创记录的数字。
在新冠病毒疫情封城封控限制取消后，该公司收到来自东亚客户的移民询问激增，超过2019年高峰时的15%。
报道援引Henley公司在香港的一位主管的话说，那些人希望获得不用签证进入关键地区的手段，以改善他们的流动性，或者确保能更好地获取医疗保健，或享有更大的政治稳定。
报道表示，近期对私人企业进行了一系列的搜查，包括对一些咨询公司。
今年2月，中国明星投资人、华兴资本控股有限公司创始人包凡神秘消失引发恐慌后，该公司很久后才透露包凡目前正配合中国有关机关调查，而公司将应要求配合调查。
报道表示，香港预计今年会有一千位百万富翁向外移民。这将严重阻碍港府吸引富人，将香港这一金融中心改造成财富管理及家庭办公枢纽中心的努力。
Henley的报告表示，继中国之后，印度百万富翁2023年向外移民的数量排在第二位，约6500人，比2022年略低。
其他预计失去百万富翁最多的国家依次是英国（3200人）、俄罗斯（3000人，可能因俄乌战争增加至8500人）、巴西（1200人）、香港（1000人）、韩国（800人）、墨西哥（700人）、南非（500人）和日本（300人）。
澳大利亚预计将超过阿联酋，成为吸引高净值人士移民人数最多的国家，预计有5200人净流入，新加坡排名第三，预计将有创纪录的3200人流入。
《华尔街日报》7月5日的文章说，其实，中国对外移民人数的上升趋势早在疫情爆发之前就出现了，并且是与2017年以来几个重要经济趋势同时出现的，包括青年失业率上升、党重新控制金融业以及中国经济增长明显的结构性下降。
在中国人口总体出生率下降的背景下，富人与社会精英出走，对北京而言当然是一件坏事。这意味着，如果想避免经济增长进一步放缓，北京必须采取更多措施来说服国内外人才相信，中国是未来发展的好地方。
根据联合国的数据，在21世纪初的大部分时间里，每年大约有50万中国居民净移民海外，但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这一数字急剧下降。但到了21世纪10年代末，这种趋势开始逆转。中国的净移民人数在2018年已反弹至近30万人。
净移民人数是指一段时期内的净移民总数，即移居到国外的移民总数减去每年移居到国内的移民数量，其中既包括常住居民也包括非常住居民。
在COVID疫情期间，中国对外净移民人数再次回落，这跟限制出境措施有关。联合国最新预测是，2022年中国的净移民人数将再次超过30万人，2021年的净移民人数约20万人。
引人注目的是，联合国的数据实际上与私人公司的数据惊人地吻合，而私人公司关注的对象是更具体的人群——富人。
总部位于南非的新世界财富公司和总部位于伦敦的投资移民咨询公司Henley& Partners整理的数据显示了相似的模式，21世纪10年代初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高净值人士（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净移民人数稳定在每年9,000人左右。但在10年代末，这个数字开始飙升。2017年，富人的净移民人数超过1万1,000人，到2019年，这一数字超过1万5,000人。
这两家公司没有公布2020年和2021年的数据，可以肯定，因为疫情管控措施，这两年的净移民人数会下降。顾问们估计，继2022年净移民1万800名富豪之后，2023年将有大约1万3,500名富人离开中国。
当然，对外移民本身不一定是坏事，但最新的移民潮发生在中国经济增长疲软和加剧民族主义倾向之际。这种情况也发生在中国高等教育迅速崛起的时期，培养了越来越多的有学识的工人进入市场，尤其是服务业，这些人现在面临国内就业增长乏力的问题。
数据提供商CEIC的数据显示，自2017年以来，服务业就业年均增长率仅为0.4%。如果剔除2022年，服务业的年均增长也只有1.4%。另一方面，从2017年开始的这五年里，服务业工作岗位平均每年增长4.4%。
官方6月份公布的中国青年失业率连续第二个月创下历史新高，中国16至24岁人口的失业率从4月份的20.4%上升至20.8%。
一些大学毕业生在发现，工作一年比一年难找之后，计划去海外攻读课程，希望国际经验可以增加回国或在国外找到职位的机会。
另一方面，净移民人数的增加也反映了移居到中国的外国移民数的大幅减少。根据官方数据，2020年上海和北京的外籍居民数量仅为16万3,954人和6万2,812人，较2010年分别下降21%和42%。
疫情虽然是迫使外国人才离开的一个主要因素。但鉴于中国与西方之间日益紧张地缘政治关系、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以及外国人在中国可能被拘留和调查的风险不断上升，这种外国人才数量下降似乎很可能会持续下去。
美国国务院6月30日更新了中国大陆以及香港、澳门的旅行建议，仍保持在Level3: Reconsider Travel，建议美国公民重新考虑前往上述地区旅行。在美中关系急剧降温的情况下，美国公民赴华旅行的风险一直没有下降。
国务院的旅行指南说，中国政府拥有广泛的自由裁量权，可能将各种文件、数据、统计数据或材料视为国家机密，并可以拘留和起诉涉嫌间谍活动的外国人。北京对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和第三国公司（例如专业服务和尽职调查公司）的审查越来越严格。
安全人员可能会拘留或起诉美国公民，因为他们在中国境内从事研究或获取公开材料的工作。
指南还说，美籍中国人和华裔美国人可能会受到当局额外的审查和骚扰，而且如果美国公民选择使用美国护照以外的旅行证件进入大陆并被拘留或逮捕，政府可能不会通知美国大使馆或美国总领事馆或允许领事探视。
在当今的中国，北京越来越关注国家安全和控制民众，而不是经济增长，这已迫使中国人以及外国人不得不用脚投票。
NBC新闻7月28日报道，这些情况改变了一位来自上海的美籍华人的正常生活，为了保护仍居住在中国的家人和朋友，他要求采访时不透露他的姓名。
在疫情封锁之前，这位美籍华人每两年就会去上海看望家人和朋友。但他说，新冠疫情过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美国国务院最近发布了尽量不前往中国旅行的警告，再加上一些在中国的外国人无故被拘留的新闻报道，他再三考虑是否需要预订飞往中国大陆的机票。
他表示，在新冠疫情爆发之前，每隔一年就回上海一次。“但自新冠疫情以来，发生了很多事情，尤其是上海的疫情封锁，政治环境也大不相同。”
他说，如果家人不发生紧急情况，他会尽尽可能的避免回上海。
“我不仅仅是不敢回（中国大陆）去，因为那里的官员可以随意骚扰你，你也可能被剥夺离开那里的权力。”他说，“我并不是说我一定会被骚扰，但是可能性确实存在，这非常令人担忧，特别是因为那里有我的家人。”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名誉教授David Lampton表示，北京认为全球华人拥有“共同的文化背景，无论他们是否拥有其它国籍”，。
他还说，这些美籍华人感到“特别容易”受到政府的随机骚扰，因为政府可以“完全不受约束地对你做其想做的事——无论你持有哪国护照”。
他补充说，“持有双重护照的人不一定知道政府在搞什么名堂。”
“你可以认为你受到美国领事馆保护，但事实可能并非如此。”他说。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国务院于6月下旬发布了旅游警告，敦促美国人“重新考虑”前往中国大陆的旅行，
因为“中国的新法律（即新的《间谍法》）执行的任意性，包括与‘出境禁令’有关的法律，以及有被不公正或毫无理由拘留的风险”。
该警告说，华裔美国公民“可能会受到额外的审查和骚扰”，官员们可能会利用这些禁令向海外持不同政见华人的家人施压，从而左右外国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
由国会资助的独立华盛顿智库美国和平研究所研究员Andrew Scobell表示，中“确实加大了恐吓力度，其目的是让人们保持沉默。”
他补充道，“但另一方面，这些举动也会产生不利影响，包括那些华人不敢回中国去了”，也可能“恐吓到了那些国际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和其他商界领袖”。
高尚全是什么人，很多人都不知道。他曾是中国改革开放早期的国家体改委副主任，当时由国务院总理兼任国家体改委主任；1999年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现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名誉会长。
改革开放以来，高尚全参加了六次中央重要文件的起草工作，一次是十五大报告，两次是中央关于五年计划的建议，三次是三个三中全会的决定，即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93年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和2003年的十六届三中全会。
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前，他又两次向中央提出建议，都涉及改革的核心议题。
由此可见，高尚全地位显赫，是改革开放方面的权威。他的观点影响很大，很受中央高层重视。
2014年的时候，他就提出了“两个大逃亡”的概念，并带有警告意味。
按照他的说法，“两个大逃亡”，一个是“人员的大逃亡，就是私人企业主他们感觉不安全，他们移民了”；另一个是“资本大逃亡”。
说得直白简明一点，就是富豪连带资本一起“逃跑”。
高尚全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绝大多数人是认可市场理念的，但是也有人说，现在必须要搞阶级斗争。
他们讲了三条理由。第一，1956年的时候，私人企业主只有16万户，现在发展到497万户。
这个群体算什么？算资产阶级、剥削阶级。第二，剥削阶级有诉求了，政治上要分庭抗礼，经济上要进入垄断行业。
第三，公有制主体边缘化。所以根据这三条得出结论：阶级斗争就在我们身边，要搞阶级斗争。
作为改革开放的推动者，高尚全自然反对这种看法，所以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叫“千万不要再折腾了”。
高尚全说，他曾同一位中央主要领导同志交谈过，说千万不能再搞阶级斗争了，如果要搞，结果是“两个大逃亡，一个大破坏”。
第一，人员的大逃亡，就是私人企业主他们感觉不安全，他们移民了。第二，资本大逃亡。第三，生产力的大破坏。
这个没有任何好处！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没有任何好处！
高尚全转述这位领导同志的话说，这根本不符合党的方针政策，我们不能再折腾了。
高尚全敏感的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发出了振聋发聩的严重警告。
高尚全的看法不无道理。他曾总结改革开放五个最大的变化，第一条就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如果说邓小平的最大功绩就是将中国推进改革开放的轨道，那么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提则是终止阶级斗争为纲，将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上来。
在推动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中，邓小平时时警惕“左”的东西回潮，他总结我们党七十年的历史，指出突出的，都是“左”。
他警告，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所以，他强烈反对姓“社”姓“资”的争论，为改革开放、为市场化道路创造了宽松的政治环境。
但是，因为制度上的不完善，因为分配不公造成贫富两极分化，社会上出现仇富心理，“左”的思潮、包括阶级斗争的论调时常冒头，干扰我们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加上舆论上的偏颇，尤其是社交媒体上出现“文革”式的网络暴力，造成一种压力，让许多私营（民营）企业家感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政治环境在收紧，特别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至今没有入法，让他们感到财产没有法律保障，担心、害怕被清算，千方百计向海外移民，转移财产。
高尚全几年前就提出警告说，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问题更加严重，已经出现了“大逃亡”的局面。
德国调查新闻媒体Correctiv报道称，一名拥有德国国籍的年轻华裔男子不久前在中国旅行时，遭到中国警方施压，迫使其提供对中国政府持批评态度的在德华人信息。
化名Alex的德籍华人不久前抵达中国某地一机场时，被警方请入一个小房间，并被问道是否在德国参加过抨击中国政府的集会示威活动。
起初，他予以否认，但是后来警方拿出了显示Alex在场的现场照片，因此不得不予以承认。"他们后来还非常直接地问道：谁是示威的组织者？参加者还有谁？参加者有何相貌特征？他们尤其关心参加者的姓名。"
Alex称，审问持续了好几个小时，他在饥渴和恐惧中忍受警方的吼叫，"不知何时，我终于崩溃了，所以就提供了两个我认识的示威者的假名。这时警察满意地点点头，然后让我在审问笔录以及一份道歉书上按指印。"
目前，Alex已经重新回到了德国。Correctiv和这名德籍华人交谈过多次，还查看过其提供的照片以及聊天记录，判定其叙述基本属实。聊天记录还显示，在机场审问他的警察事后还要求他继续提供信息。
根据Correctiv掌握的信息，德国安全机关已经介入了此事。如果当局被证实确曾向德国公民施压要求提供其他在德人士的信息，本已紧张的德中关系将会受到进一步的影响。
目前，德国联邦议会自民党团外交事务发言人Ulrich Lechte、联盟党团的议会外交委员会副主席Jürgen Hardt已经要求德国外交部就此事发布中国旅行警示。
外交部则发表声明称，拥有中国血统的德国公民也一样享有领事保护权利，"至于加入德国籍的华人的德国公民身份是否不被中方承认，外交部对此并不知情。"
外交部在声明中还表示，此前已有案例显示，"中方在面对加入外国籍的华人时，并不完全遵守国际法义务。"德国外交部并未提到是否会更新中国旅行警示信息。
美国国务院几天前就前往中国大陆的旅行发布了安全警示，呼吁美国公民在动身前因考虑到"当地法律肆意执行"导致的无法离开中国、非法拘捕等风险。
当局对旅居海外的中国公民或者华人施压，早前已有不少先例。就在今年3月，德国之声与Correctiv曾合作调查揭露：
在德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格控制，尤其是得到中国留学基金委奖学金的留学生。
中国留学基金委的奖学金生必须事先签署协议，承诺"不得从事有损祖国利益与安全的活动"。
他们有义务经常向中国大使馆汇报情况，违反协议者可能遭到处罚。
今年1月2日，韩国带头发布专门针对中国旅客的入境限制，可以说措施最为严苛。
“以后再不来韩国了！”许多旅客在网上信誓旦旦地表示。
不过，这些旅客的话一点也不能当真。
自2月11日韩国恢复向中国公民发放短期签证后，中国游客就络绎不绝地涌向韩国。
7月4日，韩国观光公社称，中国将成为7月赴韩外国游客数量占比最高的国家。
6月份，赴韩外国游客约96万人，中国游客高达16.8万人，占比超过六分之一。
韩国6月份向中国公民发放的签证数为11.4万份，是去年同期的12倍。
不仅赴韩游火爆异常，前往欧美的中国公民也一证难求。
据《环球时报》报道，年底前中国公民前往欧洲和美国的签证申请已经饱和，许多领馆都已处于超负荷运转状态，无法再继续接受预约。
不过，与之形成冰火两重天的是，赴华的外国旅客寥寥无几。
今年第一季度，国内旅行社入境游接待人次仅为5.2万，而2019年第一季度则为370万人次。
等于说，和2019年相比，今年一季度入境游人次暴跌了98.6%。
而且，这少得可怜的5.2万人次，一多半来自港澳台。
5月9日，中国旅游协会智慧旅游分会会长肖潜辉在无锡举行的旅游论坛上表示：“整个入境游的产业链已经解体，振兴入境游迫在眉睫！消费水平较高的欧洲、美国、日本、韩国游客都在大幅减少，他们的空缺无从弥补。”
海外游客和商务人士大幅减少，无异于让中国经济复苏雪上加霜。
荣鼎集团的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第一季度外国对华直接投资降至200亿美元，而2022年第一季度为1,000亿美元，同比暴跌90%。
一个好消息是，赴华的俄罗斯游客正在增加。
今年6月，80多名国际旅行服务商受邀到张家界的国家森林公园等景点考察，其中大部分来自俄罗斯。
当地承诺，将增加俄罗斯到张家界的直飞航班，增加懂俄语的导游。
也有业内人士表示，虽然俄罗斯游客增加了，但他们的消费能力比较差，不能完全算严格意义上的游客。
外国赴华游客骤降的原因之一，是中美渐行渐远，关系不断恶化。美国发布了一份旅行警示，警告美国人重新考虑赴华旅行，理由是存在所谓的“随意执法”。
一家为在华投资提居留询服务的律师事务所合伙人表示，美国发布警示之后，尽管企业高管仍在咨询前往中国的事宜，但许多人现在关注的是风险，而在过去他们想了解的是如何加快签证速度。
“各家公司都非常非常担心他们的员工去中国的问题。他们怎么能不担心呢？除非迫不得已，否则人们不会前往中国。”
另外，一些长期定居中国的外国人，也纷纷选择离开。
宋轩是一名韩国留学生，3岁在北京长大，北大读本科，人大读硕士，毕业后在北京的互联网公司工作。
他早已把北京当作故乡，但是，最近各种事情在提醒他，韩国人不属于这里。
他太想留在北京了，但一切都回不去了。
宋轩回到韩国之后，按照韩国法律规定，男性30岁之前必须服兵役。
他选择了陆军前线哨兵军种，开始18个月的服役。
贾丁是央视纪录频道的导演，十年前，他拍摄了一部关于韩国人在北京的望京社区生活的纪录片——《望京》。
如今，贾丁找到了一群仍然留在望京的韩国人，和他们聊了聊，听他们讲起一直徘徊在心底的“去留”抉择。
从他们身上，贾丁强烈地感受到：韩国人正在彻底离开望京。
离开中国的欧美人也越来越多。
中国欧盟商会上海分会表示，过去一年，约有25%的德国人离开了这座城市，法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数量减少了20%。
现年37岁的投资顾问Alexander Sirakov从上海搬回了保加利亚。他说，在他的外籍朋友圈子里，大多数人也都离开了。他所在小区的10个外籍家庭中，有8个离开了。
一位美国人受访表示，上海的气氛变了，大家都躲着我。
他说，四年前的情况恰恰相反，那时上海真的开放又充满活力，是一个必到之地。
肖潜辉表示，我在上海亲眼目睹老外撤离的潮流，非常的痛心。
海外游客和商务人士减少，意味着交流的机会减少，而这是缓解地缘紧张局势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作用类似于当年的乒乓外交，是反脱钩。
他最后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多交往。
化名Alex的德籍华人，这个是不是我们庄里的那位Alex老德:( mao606 发表于 2023-8-11 08:35
化名Alex的德籍华人，这个是不是我们庄里的那位Alex老德
很久没有听到他的消息了:l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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