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点周刊：教师们只想教书
2016年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组的一项调研发现，我国绝大多数教师每周工作时间都在54小时以上，实际工作时间超过法定工作时间25%，但用于课堂教学的时间不足总工作时间的1/4。
23岁的艾金坐上车，翻过一座又一座山，进入离家四十多公里的大山深处。群山环绕间，坐落着一间乡村小学和一家买不到日用品的小店。
当时的她还不知道，接下来的这一年，她会在这座小学里崩溃无数次。
走上免费师范生的路似乎是顺其自然的，父母觉得当老师好，艾金便听从了建议。
和大多数人对教师的想象一样，她觉得这是份轻松的职业，有寒暑假，有编制，是铁饭碗，于是她欢喜地等待毕业。
直到入职一年后，她看着镜子的自己，脸上没有一丝笑容，倒像是一口气推了十口磨的驴。
收到采访邀请时，艾金表示很难抽出时间连续交谈，只能用零碎时间打字答复。我由此初步窥探到她的现状——身为五年级的班主任，负责二五年级语文、三四年级英语，一周5个早自习，28节课。
而教育部规定，小学教师每周的课时量应是14~18节。
在双倍的课时量下，艾金像陀螺一样没有停歇，每天睁开眼睛就在上课，课后又需要挤出数小时完成四个年级的备课、作业批改。一天下来她觉得脑子像被榨干一样，咽喉刺痛、脚底发疼已经成为常态，有时她做梦都在管教学生。
而这些只是艾金工作的一部分，更多的时间被消耗在没完没了的社会工作里。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登录每一位学生的账号参与宪法知识答题、志愿者答题、禁毒答题；要求家长下载反诈app、填写问卷并截图；填写在省外就读幼儿园的儿童信息，精确到幼儿园名字和年级……
她从来只有一个困惑，“为什么这些也要老师来做？”
在无数个深夜十点后，艾金伏案准备的不是教案，而是一茬一茬不知从何而来的材料。面对写不完的简报、计划，她不自觉地想吐，爬到床上痛哭，但哭完还得写。想到第二天的六节课，她难受得想撞墙，那些备不完的课时又只能用练习课代替。
痛苦的不止老师，一位家长在群里发送完创卫问卷的截图后抱怨，“还以为是学生的成绩问卷答题，进去看了净是些没用的。”艾金夹在中间十分窘迫，应领导要求，这类问卷她已经在群里转发了三次。
对艾金而言，父母的不支持是辞职最大的阻力。他们说“编制是铁饭碗”“当老师很有面子”“这是最好的工作”云云。而对艾金忍受的工作重压，他们漠然置之，“什么工作都这样，再忍忍。”
现在艾金不再和父母谈起这些，她知道答案是被钉死了的。
城市教师也举步维艰，从教17年的小学老师顾盼被困在越来越多的文体活动里。
她记得，入行的头几年只有六一、国庆等节日有活动，大家会用两到三个星期精心准备。渐渐地，就变成一个活动刚做完，下一个活动又来了。而现在的情况往往是一个活动还没结束，另一个活动又大张旗鼓地开始了。
“以前差不多会提前一个月发通知，现在可能就提前半个月吧。相当于通知一下来，你马上就要去准备了。”
除了时间的紧迫，活动的形式也愈发复杂。
以往只需要朗诵的诵读比赛现在需要配上音乐、动作、道具、服装、PPT，“这种展示出来是好看的，但工作量会成倍增加，对孩子来说其实有点华而不实。”
在精美的PPT、悠扬的音乐、亮眼的服化道下，朗诵似乎成了最不重要的事。
在上级要求下，顾盼带学生争分夺秒地准备。原本用来备课的时间被构思、策划占用，有的老师甚至会牺牲主课帮孩子们排练。
这么频繁的活动究竟有何用处？顾盼说不上来，只能揣测，“可能校长向上级汇报总结的时候比较好看吧。”
老师们还承担着安全工作的重任。比如每周一次的站岗，早上七点半到放学的每个课间，顾盼都需要站在楼层过道，监管着防止孩子们发生安全事故。这本是她批改作业和进行思想教育的时间。
有的孩子看自己空手站着，也会拿作业来批，但在校长“必须专心站岗，不能批作业，不能做思想教育工作”的发话下，顾盼只能让学生把作业本放回教室。
一直忍到站岗结束，她才能拾起欠了一天的教学工作，加班加点地完成。而没有及时进行的思想教育工作是难以弥补的，孩子的忘性大，隔天再教育，效果会大打折扣。
至于监管效果，那就是另一种窘境了。
一次顾盼遇到陌生的同学在走道上飞奔，她喊不出名字，只能叫着，“那个穿红衣服的，你停下来！”那孩子像没听见似的一溜烟跑走了。
等他跑了一圈又回到顾盼跟前时，她试图伸手拉孩子，结果不但没拉住，自己的手还崴了一下，而那个孩子又“哒哒哒”地跑远了。
回忆起这段，顾盼觉得好笑又无奈，“这可能对乖孩子和认识你的孩子有用，不认识你的孩子睬都不睬你的。”
如今，老师们承担的安全工作范围已经从校内扩大至学校周边，乃至整个城市，各种匪夷所思的任务接踵而来——“监督家长戴安全头盔”“暑假期间巡河”……
老师们深感莫名其妙却不得不做。他们戏称自己像任人指挥的牛马，像“六边形战士”，却唯独不像个老师。
以上这些只是非教学任务的冰山一角。**所谓职责像涨潮时的海岸线，被海水无休无止地推向更远处。而教师们在一次次快要溺水时挣扎着浮出水面，期盼没有来期的退潮。**
作为一名高三班主任，张荃面临的问题是，她要处理的文件越来越多。
最近，她收到一份关于不文明交通行为整治的通知，发通知的是县教育体育局。根据通知，她所在的城市将重点查处家长、学生不戴安全头盔的现象，“家长不戴头盔，要处理我，要通报批评我。”张荃不太理解。
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何卫公每天都要处理类似的通知文件，其中很多与学校教育教学并无直接关系，但他不得不遵照通知要求，在学校里安排五花八门的“非教学任务”。
据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不完全统计，教师接收到的非教学任务不仅涉及“扫黄打非”宣传教育、禁烧秸秆宣传等，还有家庭情况摸底、强制下载各类App、视频学习打卡、截图拍照留痕、填表造册、卖保险等。
作为教师，张荃没有其他选择，她必须按要求及时完成任务。很快，张荃在全班统计了上下学方式，并在班级和家长群强调，骑电瓶车的学生、家长要戴头盔。最终，张荃并未被学校通报批评。
“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都戴头盔了，还是没被抓到。”张荃说，“我很想问，我们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教书育人？”
何卫公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所在的学校，一天最多能收到20多份来自各方面的通知，少的时候也有一两份，寒暑假期间都会有通知。“我们统计过，最多的一年，曾经收到过接近4000份各类文件。”何卫公说，“有35%左右是跟教学无关的。”
这些文件主要来自镇、县、市的各个部门，它们往往通过OA办公系统、QQ群、微信群、钉钉群、打电话、发短信等方式通知到学校，有时还会附带许多附件，有的是红头文件，有的是盖章的通知，有的是没盖章的Word文档。
在许多地方，处理繁杂的非教学任务成为一名教师尤其是班主任日常工作中必须面临的问题。在江苏某县高中工作的张荃说，最近她刚刚带着班里的两名学生，占用晚自习的时间，花了近3个小时，完成了全班50余人的一项答题打卡任务。
这项任务要求每名学生完成15道选择题，正确率100%。为了不浪费更多学生的时间，她得挨个登录学生的账号，代替学生答题。去年，这件事是张荃独自完成的，她断断续续花了3天时间。
这样的答题打卡任务甚至催生出一些“偷懒”技术，可以将学生账号、密码自动填充到相关学习平台，并使用自动学习、自动答题功能完成任务。
校长何卫公将这些平台分为两大类：教育管理类和安全管理类。他告诉记者，他所在的学校，目前有二三十个平台需要教师参与填写或收集数据，他将一部分任务交给相关的管理员来操作，但仍有三分之二的平台需要教师帮忙收集数据。
在南方一所乡村小学，班主任郝明每两周要给40余名学生的家长打一次电话，提醒他们完成“安全教育平台”上的学习任务，以应对每月一次的检查。完成学习任务时，系统会提示家长“请勿代做”，但家长也不得不按班主任的要求完成。
一些家长对教师的态度开始变为讨厌和不待见。学生们则在这个过程中目睹教师造假。
“每个家长每周都要做，少一个人会影响你的绩效考核。”郝明告诉记者，“（任务完成量）差得多了，班主任的绩效会被扣到最低。”
“这是典型的考评机制倒逼学校行事。”新教育研究院院长、成都市武侯实验中学原校长李镇西说，“而一旦考评机制中的非教学活动占比过大，问题便自然产生了。即使表面上看来‘素质教育’全面开花，但有多少是真正开展或者说达到成效的，就无从考证了。”
“各种平台系统都是要排名的，都是要报数据的。”何卫公说，“这些数据资料收集整理都要耗费好长的时间，很大的精力，也严重挤占了大家的教学时间。”“最起码一周要经历两到三次这样的事情。”
此前，因为学校“反诈宣传”任务推进效率低，排名靠后，校长何卫公被通报批评过。
在这项任务中，学校要让学生家长下载相关App。家长下载好后需截图发给班主任，班主任汇总统计、打包，再将资料交给学校，学校再交给反诈宣传工作领导小组。
但对他而言，想要让学校里数千名学生的家长都配合，并不容易。“很多家长不配合，我们就打电话，进度慢了点，就被通报了。”何卫公说。
更不巧的是，这学期这所学校里的一名学生在玩家长手机时，被诈骗10万余元。很快，有关部门派人来检查了学校的反诈宣传资料，何卫公被约谈，并被批评教育。
近年来，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的青年学者易卓在各地调研时发现，教师的非教学任务确实很多。“（原来）有的教师跟我们讲，‘除了畜牧局不进学校以外，所有的部门都进学校’。但是现在，畜牧局也进学校了。”易卓告诉记者，“就是搞检查”。
在易卓看来，学校成为不少政府部门的工作抓手，有两个原因，其一，教师的文化素质比较高；其二，学校与社会的接触面最广，这使得他们可以较好地完成相关任务。
易卓到浙江某地教育局调研时，发现以教育局为成员单位的工作领导小组大概有20个，组长基本是县领导，而其他部门往往通过领导小组给教育局发文，要求配合工作。对此，有人开玩笑，“教师是革命的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也有人调侃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扶贫报表巡河……”
何卫公所在的学校，被要求进行“扫黄打非”“扫黑除恶”的宣传，要挂横幅，做宣传角，并将“致家长的一封信”读给孩子听。
“小孩子就会很奇怪，黄色不是很正常的颜色吗？”何卫公说，“讲良心话，一个教文化、教常识的地方，教这些东西，是不是教育适得其反了？”
易卓所在的调研团队在湖南调研时发现，很多地方都有收新农合医保的指标，但由于医保费用渐贵，一些百姓并不愿意交，地方医保局就专门发文要求学校配合收医保。
“（文件）下来以后，所有的教师都要给家长打电话收医保，这是很夸张的。”易卓告诉记者，“（这些事）很影响家校关系。”
“以前教师家访，真的就是为了处理这个学生的问题，但现在家访都是为了完成其他任务。”易卓说，“家长就很有意见，‘跟你没什么关系的事情，你为什么还要做？’”
在陕西的一所小学，打疫苗、购保险也需要通过班主任联络学生。这所学校二年级的一名班主任李舟告诉记者，班主任需要统计愿意买保险的人，并由班主任来收费，“还只能收现金”。
“这不是教育的问题，某种程度上是形式主义的问题。”易卓说，教师非教学任务增多的问题，不能单从教育系统去理解，“比如现在村里面的（类似）工作也很多，逻辑是一样的”。
在何卫公负责的学校，教学任务本就繁重。小学二年级至六年级一周的标准课时是30节，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有相关课时规定，必须执行。但往往当地一些行政部门会给学校安排各方面的宣传教育任务，“哪个部门觉得哪个东西要让学校讲一讲，就给你下个通知、下个文件，让你在哪一周一定要上一节课，然后拍照上传视频，证明你做了。”何卫公说。
由于课程安排本身较满，有时很难协调出空余课时，上级通知又要求短时间内必须要做，学校只好临时加塞课程，一堂教学课就这样被挤占了。易卓所在的团队估算，非教学任务会挤占掉教师一半以上的时间。
早在2017年，李镇西就在《教育研究与评论》发表了《关于“较少教师非教学工作”的调查报告》。来自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2787名小学、初中、高中教师参与了这项调查，结果显示，普通教师与班主任对非教学工作的负担感受最为强烈。
调查数据显示：有52.6%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基本教学任务的准备，80.5%的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进行教育教学研究。
这些教师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耗费于非教学任务。“真正用于教学及相关准备的时间在整个工作时间中占比不足四分之一，剩下的四分之三是更为耗时耗力的非教学任务”。
在李镇西看来，那些与教师们“考核”挂钩的规定、任务，渐渐成为教师们的“微负担”，点点滴滴的“微负担”聚集起来，成了压在教师们头上的一座山。
凡事要留痕，也成为班主任们身上的“微负担”。
“一线教师愿意为教育事业奋斗终生，但实在是被形式主义所累。”张荃说，找孩子谈心谈话，要把谈心内容写下来；关注公众号、下载App的任务完成了，还需要截图上传。
一所乡村小学的班主任告诉记者，在她所在的学校，班主任兼职保安，每天早上，要换上保安服在校门口守着，并拍照上传留档；放学继续在校门口当保安，目送孩子放学回家，继续拍照留档；假期要每天在家长群发安全提醒，并截图上传。
“反正现在什么都得留痕，免得出了什么事情找上你说不清楚。”张荃无奈地说，“为什么我的头上不长一个摄像头？”
各式各样纷至沓来的非教学任务，让四川一所小学的校长高霖觉得，“世界上所有的事（好像）都能关系到我们。”
而在所有的非教学任务中，他最为无奈的是安全管理方面的任务，“安全第一，教学第二”。由于相关任务过多，这所学校不得不设置“安全办主任”一职。
“安全办主任要上传下达各种文件，填各种报表，做各种方案预案、各种制度。出一个事情一个制度，制度非常多。”高霖说，比如防火、防溺水、防磕碰、防传染病、防高坠、防食物中毒，等等。
没有教师愿意主动承担这项任务，高霖只好安排一位去年新来的女教师担任。“她最年轻，看起来还比较活跃。”除了安全办主任一职，她还需要教两个班级的数学课。
然而没过多久，那位年轻的女教师就不干了。高霖说，动不动就有人来检查，检查就需要准备各式各样的材料，有时需要全体动员，有时还要在网上填报资料，“300多项，一般的人都摸不着头脑，光填报这个就把教师搞得精疲力尽。”
高霖记得，那一阵子，那位姑娘整天不高兴，脸上也没什么笑容，他担心她出现了心理问题。后来，高霖只好减少她的代课时间，让她只教一个班的数学，那位姑娘的情况才慢慢好转，但安全办的工作仍在继续。
2022年3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全国“双减”成效调查报告》显示：教师工作压力和负担加重。这项调查抽取了全国各地3564所学校的两万余名教师，70.9%的教师呼吁减轻非教学负担。
“当教师的本职工作被非教学任务占去一大半时，牺牲的不仅是时间，更有心情，甚至是对教师这一职业的认同感。”李镇西说，“教师不怕苦不怕累，怕的是无效、无意义的苦和累。”
张荃自以为是一个心理比较强大的人，但也经历过很多次崩溃。最近，让张荃感到崩溃的是，她所在的城市正在创建文明城市，她需要每周选择一个上午或下午，到校门口打扫卫生，并被要求背诵“创建文明城市应知应会知识”，参加相关考试。
“最能治愈我的，就是上课，其他的，尤其是这些杂事，我希望离我越远越好。”张荃说，她从小的梦想就是当一名教师，她一直觉得，当班主任最能够把自己的教育理念传递给学生。
然而，接受采访的两位校长都发现，在非教学任务越来越重的情况下，学校教师的心理问题正在浮出水面。
何卫公告诉记者，教师们也变得很焦虑，有时候情绪很烦躁，一些教师陆续出现心理问题，寻求心理干预，甚至选择辞职不再教书。但他有时也感到爱莫能助，自己也很茫然。“大家都没办法把精力安安心心用到教育教学上，教学质量就受影响。”何卫公说。
“无意义”“没有成就感”，受访的教师大多如此形容那些非教学任务。
语文教师李舟说：“上好课是本职工作，有成就感，但把一篇公众号（推文）写得让领导认可，只是在完成任务。”班主任郝明不想把精力浪费在无意义的杂事上，她说：“我本来是热爱教书的，但如果总是这样耽误我的备课工作，我会没有成就感。”
“陶行知曾提出‘六大解放’，是解放孩子们的大脑、双手、眼睛、嘴巴、时间、空间。我觉得，教师也需要‘六大解放’，也是被束缚了的。”李镇西说，“恰恰是给予宽松自由，我们的教师才会有教育的创造性。”
为了给学校、教师松绑，面对不断加码的非教学任务，何卫公也会想一些办法，应付上级的要求和检查，比如把过去的档案改掉时间拿出来用，将原本所有班级都要搞的活动只安排几个班。
高霖也选择灵活处置非教学任务。“有些东西能够应付的，就尽量应付，反正就是给教师尽量腾出时间让他们教书，让他们用心教书”。
比如，上级要求暑期教师要每天参加巡河，高霖并没严格执行，他会在学生在校时就提前做好防溺水教育，“偶尔检查比较紧的话，我就安排”。
比如，为了防止投毒事件的发生，学校厨房被要求严加管理，泡菜坛子要上锁。“还不能一个人锁，要两个人锁，一个人配一把钥匙，两个人同时才能打开”。
高霖并未真的遵照要求去做。但他知道，一些学校确实如此做了。“泡菜坛子要上锁，那锅、盘子、碗要不要上锁？”与此同时，食堂里有30余种表格需要填写，这也需要教师来完成，包括入库出库登记、饭菜留样登记。“特别是这个出库登记，每天吃了多少米，每天吃了多少菜，每天吃了多少肉，每天吃了多少酱油、多少醋。”
这学期刚开始时，何卫公就收到7个“开学第一课”的任务。他不知道该怎么安排诸多的“开学第一课”，索性偷懒，“一个班搞一个，拍个照片应付一下”。
“他（教师）需要一个安静的环境。但是这些事情过多之后，让教师没有时间去思考，没有心情去思考。”高霖说，在过多的非教学任务下，教师就像普通的车间流水线上的一个部分，没有把他的创造力发挥出来。
何卫公也觉得，教育讲究的是慢工出细活，要安安静静地去陪伴、去发现、去激励，而不是像机器一样生产。
在浙江某地调研时，易卓发现，也有教育局今年开始尝试为学校、教师减负。“他们把创建性活动进校园，做一个反向考核，每年不能超过多少项，如果超过就扣分。”易卓说。
实际上，2019年，教育部就提出要为教师减负。当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减轻中小学教师负担进一步营造教育教学良好环境的若干意见》，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该意见指出，由于一些历史的和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目前教师特别是中小学教师还存在负担较重的问题，主要表现是各种督查检查评比考核等事项名目多、频率高；各类调研、统计、信息采集等活动交叉重复，有的布置随意。“这极大地干扰了学校正常的教育教学秩序，给教师增加了额外负担。
对此，必须牢固树立教师的天职是教书育人的理念，切实减少对中小学校和教师不必要的干扰，把宁静还给学校，把时间还给教师。”该意见中说。
2022年，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还曾发布《关于禁止向学校摊派与教育教学无关的“涨粉”“评比”“推销”等指令性任务的通知》，要求各地遏制形式主义向学校转移趋势，杜绝行政任务向校园转嫁做法。
在此期间，一些地方发布了“中小学教师减负工作重点任务台账”，并列出20项减负“重点任务”，并要求区市教育局于规定日期前报送工作总结；一些地方立足为教师减负，将过去分解到学校由教师承担的志愿服务任务改由局机关承担；一些地方叫停取消或整合部分进校园活动。
何卫公记得，自己10余年前同样是做校长，那时，文件很少，开会也不多，每天，他可以把心放在教育上。有时，去教室听听课，甚至亲自上课；或者约几个孩子聊聊天，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心理状态；或是找一两位教师谈谈话，帮他们在教育上有更好的发展。
他还有时间看几份教育类的报纸、杂志，学习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闲下来还可以到操场上跟孩子们一起打打球。“看到孩子们成长，看到学生进步了，这个时候就是最幸福的。”
如今，李镇西再回想起来多年以前的教育生涯，总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又心疼现在的年轻教师。
41年前，他刚刚成为语文教师，还担任班主任。那时候，没有教学以外的形式主义的任务摊派，也没有接二连三的红头文件，没有名目繁多的检查，也没有填不完的表格，没有学不完的安全知识，也没有“痕迹管理”。
“那时候，老师也关心孩子的健康和安全，但不用时刻担心学生的安全，更不用在放假后还担负起‘巡河’的责任。”李镇西说，“那时的教育很简单。简单到，教育，就是教育。”
令人疑惑的是，非教学任务为何屡禁不止，它们到底是如何进入校园的？
为了更好地解答这些问题，我们邀请了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师雷望红分享她的看法。
近几年，雷望红与其研究团队奔赴河南、湖北、湖南3省9县进行县域教育调查，形成研究著作《县乡的孩子们》。在书中，她结合丰富的一手资料，深入探讨了教师们所承担的非教学任务的由来。
雷望红表示，大量非教学任务的出现与我国当前的规范化建设、精细化管理等要求有密切关系。
规范化建设注重工作落实和留痕管理，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督促工作落到实处。但在问责机制的压力下，各部门往往会产生大量材料和文件以证明工作开展情况，而精细化管理又可能导致工作过度细化，原有任务量成倍增加。
例如某些学校的禁毒工作，不仅要开展相关会议，还要组织学生参加禁毒知识竞赛、禁毒作文比赛、画禁毒手抄报等等。
每个小活动都需要策划总结、拍照拍视频留痕，以形成完整的证据链，这无疑耗费了老师们的大量精力。部分一线教师还反映，本来学生对毒品知之甚少，但禁毒工作“过火”后，反而可能激起一些学生对毒品的好奇。
可见，本意良好的要求如果矫枉过正，不仅增加教师负担，还可能适得其反。
那么，这些任务产生后为何会进入校园呢？
雷望红认为这与学校的组织特性有密切关系：
一，学校高度组织化，内部分工明确，容易找到责任主体；
二，教育工作具有一定的时间弹性；
三，教师队伍的文化水平高，完成上级任务的能力强；
四，学校是一个高度动员型的组织，师生高度服从组织安排，具有纪律意识。
在这几点优势的加成下，相对于其他部门，学校容易更快更好地落实工作。这也使得县政府在区域竞争的压力下，更倾向于将任务分派给教育局以完成政绩，其中自然包含了大量非教学任务。
而教育局被纳入垂直管理的行政管理体制后，就进入了对上负责的阶段，即下级要对上级交代的事负责。在这套体制下，下级难以违抗上级指令，只能回应和执行。
同时雷望红也指出，相对于其他掌握人、钱和各种项目资源的强势部门，教育局处于弱势地位。
此前，孙敏在接受腾讯新闻知识万象的访谈时也提到，他们曾询问教育局领导和科室负责人“为什么不能帮学校挡住上面压下来的任务”，相关人员表示，“就算其他部门不通过政府来施压，我们也不可能次次拒绝，因为我们老师职称定级、学校发展需要的项目资金政策支持，都在这些部门手里！你不配合，以后你有求于他的时候，怎么办？”
上级的指令加上平级部门的强势地位，教育局被围困其中，只能妥协。大量非教学任务就此层层下发，开始进入校园。
繁复的工作主要堆积在小学和初中，由于高考是教育政绩的集中体现，高中校长比小学、初中校长更有底气拒绝与教学无关的工作，因此义务教育阶段的老师明显需要处理更多的琐碎事务。
而在结构性缺编的环境下，诸多中小学的在编教师被迫同时承担教学与非教学事务，就像艾金那样，需要抽出课余时间，挨家挨户打电话填写文化户口手册、统计问卷数据等等。
而这种情况的结果往往是更具机动性的教学空间被伴随强硬命令的行政事务挤压，教师失去教学自由，学生的学习环境不再纯粹。
“辛勤的园丁们”面临的是结构性困境，是一套已自成逻辑且运转“良好”的系统，这不是一篇文章、一次调查、一个简单的呼吁能轻易撼动的。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荃、何卫公、高霖、李舟、郝明均为化名）
一、医保不够，学生来凑；
二、老师只想教学？错，只想着捞钱，能捞一笔是一笔。 去年所在公司4月份因为X些原因挂掉一个，搞得高层都不打针。小孩子学校狠呀！，要求上传家长的接种信息！只一针！ “部分一线教师还反映，本来学生对毒品知之甚少，但禁毒工作“过火”后，反而可能激起一些学生对毒品的好奇。
可见，本意良好的要求如果矫枉过正，不仅增加教师负担，还可能适得其反。”
——从这段描述可以看出，写文章的专家水平很有限，
上面的案例 替换成 性、素质教育、xxx还是几十年的应试教育的老思维模式
本帖最后由 wangqing1 于 2023-11-23 09:36 编辑
没事读点历史，什么事都在你心理都明明白白，
比如康熙一本孝经可以治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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