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数字仇恨成为流量密码
近年来，打着爱国名义的仇外情绪在网络空间潜滋暗长，形成了较为典型的数字仇恨问题。例如，前段时间网络上流行抓“汉奸”，即举报那些发表所谓“汉奸”言论、有卖国倾向的人或行为。“汉奸”通常指投靠敌国、出卖中国利益的人。但如今，“汉奸”的定义有扩大化趋势，被用以指代任何发表被认为不利于中国的言论或行为的人。一时间乱象频出，反映出当下网络中数字仇恨的问题正愈演愈烈。更值得警惕的是，数字仇恨也在向线下溢散。今年1月，有视频博主跑到南京一商场，指称该商家橱窗上的海报有外国元素，是“卖国行为”，并报警逼迫商家整改。无独有偶，广州动漫星城一男子，因把国产小说《盗墓笔记》的插画误认为是国外动漫而怒砸签名墙。此类事件均在国内外引发不小争议，曾有包括多家央媒在内的媒体发声批判了这类行为，但问题依然存在。
这种数字仇恨的本质是一种走向偏激的民族主义，带有潜在的激进和极端色彩。对于民族利益、国家利益有较高的敏感度和认同感本身是件好事，但对复杂的国际政治与外交问题缺乏深刻理解和理性认识，就容易受到错误引导而走向偏激。这点无分国界，中外民众皆然。因此，数字仇恨的信奉者往往怀有较狭隘的心态，在对外关系上秉持二元对立思维，坚持否定和批判，强调“我们”与“他们”、中国和他国（敌国）在利益和观念上冲突甚至势不两立的关系，奉行利益争夺、弱肉强食和零和博弈等现实主义外交原则，一味强调强硬，不妥协不退让。
事实上，以仇外为特征的数字仇恨是近年来国际政治斗争加剧的结果，也是国家间冲突、竞争和舆论战在网络空间的体现与放大。从世界范围来看，数字仇恨裹挟的力量也在迅速壮大。全球化进程既加速了现代化，也使得国际经济竞争矛盾加剧，让现代化的冲突愈加激烈，为数字仇恨的滋长提供了土壤。在美国，部分政客针对中国的“脱钩、限制、施压”，使得美国朝野上下充斥着大量排外、仇外的“后冷战”思维。特别是在特朗普当政时期，其对美国社会“民粹”力量的充分利用，以及全国性反华思潮的多元鼓动，均体现出强烈的右翼“民粹”主义色彩。而在欧洲，极右翼政治势力也正利用互联网，将政治光谱整体向右移动，催生了更多不稳定因素。在日本，各类网络社交平台也已成为右翼否认历史、发表谬论的主阵地。数字仇恨早已成为全球性问题。
数字仇恨问题在全球愈演愈烈的关键原因之一，在于它的流量属性，已将其变成了流量密码。一些网络平台、商业机构和KOL把宣扬数字仇恨作为营销手段，为网暴言论的滋长推波助澜。更有一些平台、商业机构诉诸网暴手段追求资本利益，反复炒作仇恨议题，制造阶层对立和群体撕裂，在数字资本的驱动下演化为一种能够带来可观资本增殖的文化生产方式和文化消费手段。
在这种趋势下，数字仇恨很容易被“武器化”。部分国家和地区利用流量经济模式，迎合部分网民的情绪需要，利用技术炮制数字仇恨言论，煽动民族主义情绪。例如，在日前苏州高新区持刀伤人事件发生后，有证据表明存在大量社交机器人的“水军”活动。这类活动不仅会挑起对他国的敌对情绪，还能挑动国内各群体间对立，进而导向对主管部门发泄不满。特别是在当前经济发展形势面临挑战的情况下，还会影响外资对中国营商环境的判断，给我国经济发展添堵、添乱、添麻烦。
数字仇恨打着“爱国”旗号，更容易欺瞒不明真相的受众，反对者往往多有顾忌而不得不保持沉默，形成“沉默的螺旋”，基层政府部门在管控这种非理性行为时也容易投鼠忌器。对此，进一步强化针对数字仇恨的立法与执法工作，协调各方力量形成联合防控机制势在必行。网络平台也应加强自律，制定严格而明确的社区准则，建立便捷有效的用户举报机制，鼓励举报仇恨言论并快速响应。正如日前微博、网易等社交平台发布治理相关极端言论公告所期望的，各方共同努力，营造一个健康清朗的网络环境。（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汤景泰）
点评
理儿是那个理儿，但是刊发文章的是《环球时报》，作者是复旦的新闻学院，这属于叠buff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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