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享单车光订货不给钱 自行车第一镇凛冬将至
从天津火车站出发沿西青大道—京环线向西驱车40分钟，便来到一片工厂林立的空旷地带——王庆坨镇开发区，临近政府大楼，津霸公路从这里横穿而过一直延伸到王庆坨村（王庆坨镇下的一个自然村），正午时分，津霸公路行人稀疏，但在清晨或夜晚，这条道路车轮滚滚，众多大型装载运输车一辆接着一辆从全国各地驶向王庆坨镇，又从王庆坨镇开往四面八方。面积仅有54平方公里的王庆坨镇处处可见各种零配件生产厂，无论铝厂、辐条厂、车架厂还是泥板和车把配件厂，与自行车相关的企业充盈在小镇的每一个角落。这些工厂相互合作，彼此依存，形成了一个闭环的自行车业生态圈。“任何一个配件，在王庆坨镇都能找到。”
2013年9月，王庆坨镇被中国自行车协会授予“中国自行车产业基地”的称号，但它的产业历史却可以追溯到改革开放之初。
王庆坨镇自古以来便有经商的传统，上世纪70年代起，这里陆续有人开始做生意，改革开放之后，以农业为主的王庆坨镇，兴起了市场赶集，卖鸡蛋、卖炒米成为人们赚钱获取收入的来源之一。然而，当时去外地很不方便，交通工具的需求特别旺盛，王庆坨镇的人们看到了市场，便逐渐产生了生产自行车的想法，加上老牌的飞鸽自行车厂、红旗自行车厂都在天津，王庆坨镇便在这样的天时地利条件下开启了自行车产业制造之路。2003年前后，王庆坨镇的自行车配件厂、组装厂已经达到数百家，上下游相关企业更是多达上千家。而据王庆坨镇官网显示，2015年，自行车产业总值占王庆坨全镇GDP75%，吸纳劳动力占全镇劳动力的60%。
2017年春节前后，共享单车开始在全国各地迅速发展，来自ofo、bluegogo、HelloBike、酷骑等共享单车的订单量如同雪花一般地海量飞向天津、飞向王庆坨，十几万以至几十万的大额订单令王庆坨镇上的中小配件厂和组装厂喜不自胜，“平时一次订单量只有几千辆 ，最多上万辆，现在足足多了十倍。”杨德胜说。
整个王庆坨及其周边地区都处于一片骚动之中，美邦车业签下40万订单，扩展了两条生产线；富士达仅4月订单就达到100万，其中ofo订单有80万，酷骑及其他单车20万；飞鸽在3月份四个工厂同时开工，生产45万辆共享单车，作为这些大品牌产业链上的配套工厂，王庆坨镇的一些零配件厂商生意也水涨船高。
天津瑞阳运动器材有限公司的一名高层主管徐富生（化名）告诉《IT时报》记者，“那时候共享单车一辆车的利润能够达到五六十元，这样高的利润前所未见，胆大者便纷纷冒险尝试。”
之所以说是“胆大”，与共享单车的结款方式息息相关。一般共享单车公司都是先付30%押金，发货后工厂才能拿回剩余七成的款项，某种程度上，尾款存在能否及时到账的风险。“对小企业而言，这就是一场豪赌，”徐富生如是说，但他紧接着又补充一句：“不过那会儿没有多少人能预知会发生什么。”
离王庆坨镇大约四五十公里的中国飞鸽、富士达等企业是小镇生产共享单车的主要推动者，通常情况下，它们直接从共享单车公司接订单，然后再和王庆坨镇的中小工厂开展合作，几十万、上百万的订单量给王庆坨镇带来了巨大的市场。
“那时候王庆坨镇几乎疯狂了。”杨德胜回忆，由于共享单车的订单大，许多工厂专注于生产共享单车，而减少了其他单量。他认识的一家工厂老板，为了承接几万单利润更高的共享单车，停掉了原先所有的生产线，并重新购买了设备、租用厂房、扩招工人，一下投资了几百万，这个数字可能是该厂一到两年的全额收入。
李阳则形容当时的情形是“一片火热”，雷格萨斯也生产一些小品牌的共享单车，主要用于投放旅游景区，仅有的两条生产线，有一条专门用于生产共享单车。“一天大约也有几百辆。”
一家自行车维修公司的负责人也坦言，“五六月份，和上海一家企业合作做ofo小黄车，一个月能做到四五万辆的量。”
据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共享单车行业就业研究报告》显示，截至2017年7月，国内共享单车累计投放量约1600万辆；而据王庆坨镇官方网站数据统计，2015年王庆坨全镇自行车年产量1300多万辆，产量占全国自行车产量的10%以上。
数以千万计的共享单车投放到市场严重挤压了王庆坨镇自行车厂商们原有的生意,然而共享单车的热潮也很快退却。6月中旬，悟空单车宣布停运的消息如一颗炸弹扔向如火如荼的单车市场并迅速引爆舆论，紧随其后，3Vbike宣布停运，再之后不久，町町单车也被爆出倒闭跑路。负面声势仿佛多米诺骨牌一发不可收，王庆坨镇开始散发出一种不同于往日的舆论气氛。
“被坑惨了”“共享单车就是骗子”“不敢再碰共享单车”，这些感叹纷纷出自王庆坨镇自行车厂商之口，而与此相对应是更加实际的经营困境。“对于以中小企业为主的王庆坨镇来说，共享单车动辄数万的订单量，前期投资成本相当大，做得好可能确实能赚些钱，但共享单车走得太快了，厂商还没过够热乎劲儿，市场就降温了。许多企业都在这个过程中赔了，少的可能十万八万，多的几十万上百万都有。”杨德胜感慨道。
一家零配件厂的总经理陈君（化名）最近陷入苦恼中，他向《IT时报》记者抱怨，之前和ofo、HelloBike的一名供货商合作生产把套，5月、6月均做了3万配件，当时给予的允诺是月结30天，但到了9月份，5月份的账款还拖欠着没有付清。陈君显然有些不满：“8月还给HelloBike做了5万件把套，这笔钱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到款。”
最近这段时间，这家供货商又催促他希望合作生产HelloBike的泥板、开模具，但是同样没给现金，只是嘴上表态“钱不是问题”。陈君说这种方式已经无法接受，他的公司不大，承担不了任何风险，目前的利润已经降到了最低，他现在的想法是“给钱就做，没钱免谈。”
看上去一脸精明的徐富生在共享单车上慎之又慎。去年11月，ofo小黄车和他的工厂有过商谈，当时样板车都已经做完并且得到了确认，但最终也是在资金方面出现分歧导致没有合作成功。“共享单车的投入量很大，这让我们很纠结，做肯定会有利润，但教训和风险也摆在眼前，完全不做却也不那么甘心。” 眼下，徐富生的选择也和陈君一样，“能付全款，再多产量都不是问题。”
共享单车的拖欠付款纠纷让王庆坨镇的商人变得更加谨慎小心。人们口耳相传的是，王庆坨镇上有企业一次性接下20万个共享单车的车座订单，风风火火马不停蹄地加班生产，但后来该品牌单车升级换代，这些车座不再适应新的型号，至今70%的尾款还未结算，损失高达几十万元。
8月以来，上海、北京、广州、杭州、南京等众多一二线城市宣布禁止继续投放共享单车，市场“上已封顶”的效应也在王庆坨镇及其周边企业迅速扩散。9月15日，记者来到离王庆坨镇30分钟车程的追风鸟电动自行车生产厂，发现原有的四条生产线如今只剩两条在正常生产，据该公司销售总监董春晖（化名）介绍，ofo小黄车的订单量是比以前少了一些，停产的两条线就是生产ofo组装B和组装C，
王庆坨镇上也弥漫着一股慎言共享单车的氛围，镇上的人提起共享单车，几乎都是否定的姿态。超王工贸有限公司去年下半年向一家共享单车提供生产，本应在春节发货，然而至今还积压了几千辆在仓库，“现在已经不再做共享单车的生意”，一名员工如此讲述。
富明达自行车厂的一名办公室负责人则坦言，他们不接大品牌，现在也继续做共享单车，但只是一些主打校园和景区的小品牌，而且要收取50%—60%的押金。
9月14日，记者来到雷格萨斯逼仄的厂房，几名新来的工人在手工组装一批名叫豫义合的共享单车，生产线上没有开工，一名40多岁的女人站在生产线上整理零件。雷格萨斯的一条共享单车线也基本停运了，晚上8:00，天色已经完全黑透，雷格萨斯自行车厂的大门前依旧明灯闪烁，六七名装货工人忙碌了一下午将两辆运输车装满，此时车已启动，大灯将道路照得通明，不久它们将开往千里之外的广东东莞。一名工人叹息：“总算要下班了。”他来自吉林，这是他第一天来雷格萨斯上班，还没适应装货工作的节奏，此时他显得有些疲倦。“因为之前走了一批人，人手不够用，前几天又招了几个。”一名生产线的负责人李阳（化名）告诉记者，雷格萨斯是一家王庆坨镇的老牌自行车厂，最旺盛的时候在全镇有三个分厂，今年以来相继关停，现在只剩下了一个厂。“订单量锐减了一半以上，没活干，工人们都纷纷离开了。”李阳介绍说，原先一天要走四五辆车，现在一般只有两车的量。
傍晚6时许，天津武清区的王庆坨镇，临街铺面静悄悄，几家饭店的老板悠闲地坐在门前看往来穿梭的装载车，若有车停下，他们便起身上前招呼客人。店铺左右，分布着琳琅满目的自行车厂：天津市宝驰自行车厂、上海凤凰自行车装配厂、中诺自行车零件等，此时这些厂子几乎关着，一扇扇紧闭的铁门格外醒目。但几个月前，这些经营着自行车各种零配件的工厂忙得不可开交，即便是夜晚，也拥挤着工人在加班加点地干活。
“现在很多厂子都停产关了，工人们也都走光了，一天没有几个人来吃饭。”四川饭店的姚老板忧心忡忡地告诉《IT时报》记者。早前，每到这个时候，旁边工厂里的工人们都来他的饭店里吃饭，“四五十人挤得排不开，桌位还要排队等。”然而现在一天只有一二十人，少的时候连十个都不到，“你是我今天的第十一个客人。”姚老板对记者说。
此时，曹林海（化名）正无聊地坐在他的出租车上玩游戏，他将车子停在格林豪泰酒店旁边，这里靠近津霸公路的十字路口，也是王庆坨镇的枢纽地带，夜色降临，往来人流穿梭，曹林海时不时抬头看看路上的行人和进出酒店的客人，有人走近时，他便探出头来招揽生意：“要打车吗？”然而，搭理他的人不多，有些回应的也是礼貌性拒绝。“生意太惨淡了，不好做，上半年到哪都能开张，现在差得不是一点点。”曹林海十分无奈。
“别看马路上车来车往，比起以前少多了，上半年一些工厂门前运输车排队等着装，现在有的车还装不满。”在王庆坨村一条蜿蜒曲折的破旧巷道里，作为捷尔玛自行车的创始人兼总经理杨德胜（化名）淡淡地对记者讲。他在阳光下吸着烟，巷道寂寥冷清，他的身影显得有些孤独，烟雾不时从嘴里喷薄而出，弥散到他身后的一间厂房——那是他最后的全部资产。
和雷格萨斯因下半年共享单车红利减少而销量下跌不同，没有追逐共享单车热潮的捷尔玛，生意早在年初就不行了。
去年上半年，捷尔玛一个月能生产5万多辆自行车，一辆车杨德胜能获8元的利润，一个月大约能赚40多万元。2017年春节过后，他开始感到市场的微妙变化，经销商的订单量变得越来越少。“老客户告诉我，自行车不好卖了，共享单车太多。”为了获得更大的销售，杨德胜只好降低自行车的出厂价格，单辆车降价3元、5元，这意味每辆车的利润被逐渐摊薄。5月，因环保不达标，一批烤漆厂被查封，喷涂、电镀、纸箱以及其他零配件的成本价全面上涨，“仅外胎就涨了1.5元”，统算下来一辆车的利润已降到了1元多一点，杨德胜的生意大不如从前，再干就要赔本，两个月前，他索性便停止了生产。
“共享单车就像一场龙卷风，将王庆坨镇搅了一个底朝天。”杨德胜如此比喻共享单车对王庆坨镇的影响。现在正严厉执行的环保政策也是重要原因，彻底打击了一批自行车厂，烤漆不让干，后面的活也就无法进行。如今，追风鸟的十几间烤漆室都停止作业，暗黑的室内显得有些狼藉，董春辉介绍说他们现在只能去其他地区进行烤漆，“这也提升了生产的总成本。”今年3月，中央环保监督小组的治污政策以及天津各级政府实施“散乱污”企业整治取缔的举措，又给了王庆坨镇的自行车生产企业、零配件厂商、小作坊沉重一击。
据王庆坨镇镇政府一名曹姓工作人员介绍，截至8月16日，已有15家电泳、氧化、烤漆企业完成“两断三清”（断水、断电、清理原料、清理产品、清理设备），18家企业完成原料清运，16家企业完成产品清运，19家企业设备均正在清拆中。
这一轮市场和政策的双重挤压，导致一半左右的企业已经关闭停产或等待通知。
杨德胜正在考虑，等处理完厂房的最后资产，去四川另谋营生，“也许会做自行车厂的四川代理，这是老本行。”
作为王庆坨镇当地人，曾在乔克零配件厂打工的李峰（化名）在工厂倒闭之后，转行做起了水果买卖；曹胜利（化名）开起了出租车，以前他也是做自行车配件生意，“但现在出租车也不好做，毕竟王庆坨镇一共也就那么多人。”
上述曹姓王庆坨镇政府工作人员向记者说，自行车厂的减产、停工和关闭，也导致大量员工的下岗、转行或离开。他列举了一些数据，王庆坨镇的常住人口有4万人，外来人口在去年最高峰的时候接近3万，目前大约有1万多人已经离开了王庆坨镇。
自行车厂商则生起了做海外生意的念头，追风鸟的董春辉说，国内的市场已经饱和，他们现在在接韩国的共享单车订单，最近还在跟马来西亚对接，未来还会考虑印度市场；陈君也声称要加大外销，把东亚和东南亚的市场做大。
对镇政府来说，在目前的形势下会考虑产业基地发展的未来和政府税收总值，曹姓工作人员介绍，王庆坨镇正在加大对外招商，在现有的产业基础上吸引相关的上下游产业或其他企业，确保王庆坨镇的长远发展，“目前已有60多家企业入驻王庆坨，其中大多来自北京。”
9月16日下午，记者来到距离王庆坨镇40公里位于天津静海区的中国飞鸽自行车厂，七八辆大型装载车正依次等待装货运输，“去往北京、西安、东莞。”一名司机介绍道。飞鸽厂内，偌大的厂房内外密集整齐地堆放着清一色的小黄车，生产车间里的四条生产线也在同时开工，但较之以前，生产的密度同样有所下滑，一名生产线的小组组长向记者表示，“四五月份，一个月有近20多万辆订单，现在只有10万辆左右，单条生产线的产量一天也少了七八百辆车。”然而，整个工厂还是显得很忙碌，因为人手大量减少，以前一条线上有一百多人，现在只有六七十人。
另一家大型自行车企也在这样的风声中收紧了以往的“阔绰”，“一个月接个几万单吧，不退出也不激进，七八两个月做7万辆，这较之前月产十四五万辆已经有了明显的下滑。”王庆坨镇一名自行车厂商向记者透露。
中国最大的自行车产业基地正经历着一场由市场和政策造就的“寒冬期”。寒冬何时能过去？这是姚老板和曹林海心头的疑虑，也是摆在王庆坨镇所有人心头的疑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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