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洪武南北榜案

波塞冬的信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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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武三十年(1397)丁丑科，二月会试，以翰林学士刘三吾﹑王府纪善白信蹈为考试官，取录考生宋琮等五十一名。三月廷试，朱元璋钦赐闽县陈䢿为第一名﹑吉安尹昌隆﹑会稽刘谔分别为第二、第三名，是为春榜。因所录五十一名全系南方人，故又称南榜。北方举子一名未取，为历科所不见。发榜仅仅6天过后， 会试落第的北方举人群情激奋，因此联名上疏，状告考官刘三吾﹑白信蹈“南人，私其乡”。
     朝堂上下震撼，先后有10多名监察御史上书，要求彻查。侍读张信等人，也怀疑此次科举考试有弊。三月初十，朱元璋下诏，命侍读张信﹑侍讲戴彝﹑右赞善王俊华﹑司直郎张谦﹑司经局校书严叔载﹑正字董贯﹑王府长史黄章﹑纪善周衡和萧揖，及廷试取录的陈䢿﹑尹昌隆﹑刘谔等，于落第试卷中每人再各阅十卷，增录北方人入仕。然四月末经复阅后上呈给朱元璋的试卷，及做出的调查结论，再次让朱元璋瞠目结舌。以考生水平判断，所录取51人皆是凭才学录取，无任何问题。北方考生中的第一名，连南方考生中的最后一名都不及，北方考生无资格入仕。
     结论出来，再次引起哗然。落榜的北方举子们无法接受调查结果，朝中许多北方籍的官员们更纷纷抨击，要求再次选派得力官员，对考卷进行重新复核，并严查所有涉案官员。恰在此时，又有人上告说刘三吾﹑白信蹈暗嘱张信等人故意以陋卷进呈。五月，朱元璋突然下诏，指斥本次科举的主考刘三吾和副主考白信蹈为"蓝玉余党"，尤其是抓住了刘三吾10多年前曾上书为胡惟庸鸣冤的旧账，认定刘三吾为"反贼"。涉案诸官员皆遭严惩，刘三吾因年老发配戍边。曾质疑刘三吾的张信更惨，因他被告发说曾得刘三吾授意，落了个凌迟处死的下场。只有戴彝、尹昌隆二人免罪。此二人得免的原因，只是他们在复核试卷后，开列出的榜单上有北方士子。六月，朱元璋亲自策问，取录任伯安等六十一名。六月廷试，以韩克忠为第一名﹑王恕为第二名﹑焦胜为第三名，是为夏榜。因所录六十一人全系北方人，故又称北榜。刘三吾所选南方贡士全部罢黜，受牵连者不下千人。
     南北榜案就其实质是一场明最高统治者利用科举来扩大统治基础、笼络士人的政治事件。朱元璋这样做，是有深层次背景的。明王朝建立之初，当时退往长城以外的元朝残余势力仍然经常袭扰北方边境，明朝也多次大规模征调军队出塞讨伐，终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因此，对于明王朝来说，笼络北方士大夫，稳定北方局面，在南北籍贯的统治阶级人士中调节分配权力尤显重要。其次，朱元璋的激烈反应，亦与“蓝玉案”密切相关。震动明王朝上下的蓝玉谋反案，持续数年，株连人数达到10万人，其中尤以各级官吏居多。蓝玉常年镇守北方，案件爆发后，因他而遭株连的官员，也多为北方人，其中科举出身的北方官员甚多。作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朱元璋自然深懂“恩威并施”之道，缓和与北方知识分子间的矛盾，平衡南北政治、稳固统治，就成了他的必然选择，而科举是最好的方式。然无论主考刘三吾，还是受命复核试卷的张信，均书生意气太重，不了解朱元璋的用意，自信无舞弊，坚持“江南本多俊才”，无奈地做了替罪羊。此外，朱元璋生性多疑，对于明初以南方士人为主的政局，朱元璋唯恐会出现南人结党营私的情况，因此当出现北人全部落榜的情形时，他不免会认为是考官有意培植自己势力，这对朱元璋而言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同时南北榜案的发生，恰好也给了诸多北方官员“反攻倒算”的机会。在整个事件中，连连上疏弹劾考官的御史们，大多来自于北方。如此情形，连后来修《国榷》的谈迁也感慨：“众议汹汹，非为公怒，乃为私怨也。”
     洪武三十年的南北榜案影响深远。此后的第二年，朱元璋死去，来不及将按地域调配进士名额的想法定为制度。直到洪熙二年(1425)，内阁大学士杨士奇才制定办法，卷子照样弥封誊录，但注明“南”、“北”字样，分配名额是“南六十，北四十”。宣德二年(1427)，诏令国家科举取士制度发生重大调整，每科录取进士100人，其中，南方人60人， 北方人40人， 从国家制度的层面上保证北方人通过科举进入仕途的可能。景泰五年，为了照顾地域更偏辟的西南地区，进一步对科举名额对应的区域进行了详细划分，南方考区55个名额，包括应天府、苏州府、松江府，浙江、江西、福建、湖广、广东布政司；北方考区35个名额，包括顺天府及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布政司；中部考区10个名额，包括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布政司及凤阳府、庐州府、滁州、徐州、和州。此后，一直到康熙年间为止，明清两代各地区科举取士的名额比例在维持在55：35：10。这个比例基本与各考区的人口数字相吻合，获得较大认同。于是，全国之间科举竞争变成了各地区内的科举竞争，保证了文化教育落后地区，士子通过科举而晋升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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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科举的改革，有许多可取之处，

和古代的能工七匠一样，少了传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