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会》现状
还记得《故事会》吗？那本能揣进兜的小杂志。很多人上学时晚自习的消遣读物，它还在稳定出版。身处令人目眩的流媒体时代，这听起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很难说清，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故事会》逐渐从人们生活中退场。有那么几个小小的场合，它重新被人记起。
一次是《隐秘的角落》热播，原著作者紫金陈说，小说借鉴了《故事会》一些情节。还有一次，乐队“五条人”主唱仁科说，没有电视，《故事会》是儿时娱乐来源，五条人后来出了一张名叫《故事会》的专辑。
这是10月下旬的《故事会》样稿，最前面还是笑话，风格依旧“故事会”，第一则内容是：丽丽坐在公交车上面，发现有个小偷正在掏旁边男人一个包，掏了半天什么都没有。丽丽拍拍他的肩膀，低声说你别掏了，这个人没钱。小偷诧异地看着丽丽，问：“你咋知道？”丽丽笑了笑说：“我能不知道吗？他是我老公。”这个笑话太老了，讨论会上，主编提出，得“与时俱进”，“上海现在最空的就是公交车，改成地铁比较合理。”赵嫒佳圈出了“公交车”，旁边写上“地铁”。作为这期杂志责编，她太忙了，之后还得给所有稿件排版，几乎是喊着在回答：“我要忙到九月底！”办公室安静得像图书馆。泛黄的老空调持续送出低沉的风声，键盘声、书写声间隙响起，证明时间还在这栋上海老洋房流逝。院子里有棵广玉兰，据说已活上百年，长得比楼高，偶尔会有小松鼠跃过，树枝伸到窗外，不时传出鸟叫声。编辑部很小，两间办公室紧挨着，两位副主编各自带领四名编辑，制作上下半月杂志。和赵嫒佳一样，都是女性，一张张办公桌被植物、玩偶和照片装扮得温馨细致。除了一位“90后"，其余都是“80后”，大多数是上海人，名校毕业。国企工作嘛，她们说，最大好处是安稳，作息恒定，没有“996"，“能顾家”。一个港中文毕业的上海男孩工作两年没发一篇故事，也没被催促过，去年他换了更稳定的工作，成了有编制的中学教师。当然了，她们说，对文字的热爱才是工作基础。大多数人毕业后基本在这里度过，也有例外，三个编辑之前供职以举办"新概念大赛"闻名的另一本杂志，六年前那里从半月刊改成月刊，岗位随之削减。都在上海，两个编辑部隔了两公里，走路不到半小时。和想象中不同，每个人都很忙碌。如果《故事会》编辑部有新故事，这倒是其中一个。杂志式微，主编寄希望通过出版图书带来更多盈利。任务分到各个编辑，原本5点下班，近两年经常得多留半小时。两年前，赵俊斐来到这里。收入不算高，但对赵俊斐来说，有张安静的书桌就够了，她出生于1997年，复旦毕业，“想挣钱就不会选中文系了。”
新人入职接到第一份礼物通常是几十个经典故事编成的一本书，名字叫《故事中国》。《故事会》珍视它自己的历史。在《故事会》，“故事”是和小说并列的文学体裁。没有一所大学中文系会这样教，在这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更具体地说，故事线索单一，密集情节围绕主人公展开，结尾通常得有转折；文字简洁明快，多用短句，最好是普通人说话口吻。为了转述方便，故事里的“我”都会被改成第三人称，最常见的取名是“阿某”。赵俊斐说，以前她从来没想过，写的东西是为了讲给别人听。
入职半年后，赵俊斐成了责编，负责搜集笑话，最初找了很多网络上流行的对话体，但是没法用，“必须得有场景、有核心笑点。”杂志出版过大几百期，找齐十几个新笑话就是项浩大工程。
几百个笑话打印出来，人手一份送到其他编辑那里。刊登过太多了，人们靠集体记忆检索。有一个编辑在旁边写“发过了”，这则笑话就会被淘汰，如果两个人标注“熟”——意思好像看到过，也不能再用。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笑话能幸存到第二份文稿，再送到老编辑姚自豪那。
曾经的编辑都老去乃至故世了，只有姚自豪还在一线。他也71了，头发稀疏，退休后返聘，这儿还离不开他。他右眼越来越模糊，已经诊断出白内障，第二天就要去做手术。姚自豪弓着背，把头挨在玻璃已经裂开的办公桌上，用钢笔检阅每一个笑话。第三个毙了，这是个有关马桶的笑话，“这个就格调太低了。”他用很轻柔的语气说道。
老派，是一些编辑形容姚自豪的词。这么多年，他带给人以温和诚挚的形象，几乎不会生气。业余他喜欢古玩，特别陶瓷，颇有研究，还写过长篇小说。审稿遇到不懂的新词，他总会询问旁边的年轻人，但自己生活中从来不用。有时他还比年轻人时髦，《甄嬛传》就是他推荐给其他编辑的。
最后决定笑话或者故事命运的，是所有人参与的讨论会。除了编辑、主编，还有三个外聘专家会专程参会，他们都是《故事会》的老作者，会特地从上海郊区坐短途火车赶来。最大的接近80岁了。
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最初是本政治宣教读物，真正赢得声名是在改革开放后，社会重心回归经济发展，一个叫何承伟的年轻人带领它走向了市场。那也是“故事会体”成形的年代。
何承伟后来回忆，自己当时苦闷于工作无聊，经常往外跑，一次去四川出差让他真正爱上故事。那是一个两三百人大礼堂，台上有人讲故事，捉鼠大王怎样逮老鼠，下面听众都被吸引了，连上厕所都不愿意去。何承伟也听入了迷，他感到一种久违的激动，“儿时理想中的故事好像回来了。”
回到上海，他确信《故事会》应该作出改变，发动编辑去各地挖掘作者，搜罗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故事会》则借助现代印刷术和邮政分发系统，将它们带到了全国各地。到1985年，《故事会》销量达到巅峰，760万册，位居世界第一。
那也是口头文学的黄金时代，讲故事还是人们重要的娱乐。去农村插队时，姚自豪就成了讲故事一把好手，从田间劳作的休息间隙，讲到干部们的会议上。后来他成了《故事会》的作者，再之后，他索性辞掉中学校长工作，来这里做了编辑。
姚自豪相信，要是每期有五到十个更好的故事，《故事会》销量能显著回升。但如今很难做到了。七八年前，编辑陶云韫从离职编辑手里接过一份作者名单，他们现在几乎都不写了。去年，一个在广告公司工作的女孩跟陶云韫说，自己在写网文了。
前编辑严剑很早就将《故事会》和网文联系起来，结局都是好人战胜坏人，不同的是，《故事会》具有道德说教意味。
忠实读者陈力对此做了更细致的总结：1987年到1991年，很多故事写重男轻女一类的封建陋习，92年到94年那段，有很多写找关系上学，95年开始，农民工进城、公务员题材开始涌现。2000年以后，总结不出来了，现实批判的色彩越发暗淡，用他的话来说，“和谐了”。
陈力会向一些朋友分享自己扫描的旧故事。比如93年的名篇《血鉴》，女孩失手摔死了表弟，舅舅后来设计把女孩活埋，“是不是很B级片”，还有一篇98年的《大海作证》，“这个现在看都算涉黄。”
曾经，《故事会》利润堪比一家中型钢铁厂，但后续斥资推出的许多杂志都以失败告终。这是没办法的事。《故事会》九成销量来自报刊亭零售，而报刊亭在各地消失。
姚自豪相信，要是每期有五到十个更好的故事，《故事会》销量能显著回升。但如今很难做到了，对此他只能无奈感慨，现在有些作者没有当年用心，好像只是奔着稿费，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太功利了”。当年的人们，“心底里边就是喜欢故事。”有一次，为了一个中篇故事，姚自豪赶飞机去天津，作者很配合，在宾馆和他聊了两天，修改了稿子。一次搬宿舍，几个编辑理出厚厚一叠公休单，都过期了还没用。他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已经付出了所有，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从白内障手术中恢复，重新坐回那张靠窗的办公桌。年轻编辑们也没办法，毕竟故事还是要靠作者写。每天打开邮箱，编辑陶云韫都会期待，老作者的标星会突然亮起来。但很少有惊喜。亮起来的总是靠后的那些，新近挖掘的作者。七八年前，她从离职编辑手里接过一份作者名单，他们现在几乎都不写了。有人因为家庭变故封笔，还有人转向影视项目，不再从事文字工作。工作第十年，丁瑶瑶今年惊喜迎来一个老作者回归。农民出身的老作者如今已成名家，多个作品改编成电影。投稿是因为和老友聚会，突然想起了《故事会》。原文很长，小说味浓厚，丁瑶瑶花了不少功夫才和作者一起改成故事。即便如此，她形容收到稿子那天，“感觉天上放烟花了”。曾经，很多农村作者靠给《故事会》写稿，走入城市买房定居。现在作者地址清一色位于城市，有的还写农村题材，但过于陈旧，实在没法用，还有的脱离农村太久，写得也好像“没那个味了”。很多年了，《故事会》稿费停留在千字几百，如今看来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今年1月，《故事林》休刊，曾经竞争激烈的故事类杂志市场如今显得萧条无论四川的摆龙门阵，还是田间村头的聊天，这些场景都不复存在了。在这个传播便捷的时代，视频和播客如此兴盛，是否还需要一本纸质刊物来承载口头故事也令人生疑。关于口头文学的未来，如今的社长夏一鸣却依然爽快地予以了肯定。
“可能《故事会》这本杂志会渐渐消失，但故事永远会存在。”
《故事会》还是与时俱进的。”绍兴路74号，夏一鸣坐在办公室说。2015年他从何承伟那接过了社长和主编职务。夏一鸣在绍兴路74号待了整整三十年了，1991年华东师大民间文学专业硕士毕业，他就来这里工作。他乐于谈论这本杂志的变化，每隔一段时间，《故事会》都会推出新栏目，比如多年前就推出“诙段子”，就是原来的笑话栏目之外，更接近网络段子的新笑话。“但它好像没有超越网上的段子？”我问。“它就是来自于网络。”夏一鸣看起来有些激动，他的皮肤很好，面庞有着牛奶般的透明白色，此刻紧绷了起来。他在半空中翻开手头的《故事会》，指着这个栏目说，“但我们像冯梦龙对当时流传的东西总结、改编一样，用文字把它固定下来，这就形成了新的民间文学，是能流传下去的。”冯梦龙是明代文学家，“三言二拍”系列丛书的编纂者，夏一鸣给编辑们定的目标就是成为冯梦龙那样的人物，把编文本这门手艺做到极致，不仅会编杂志，也会编图书，乃至以后用更新的形式呈现故事。在《故事会》这个小小的公司，夏一鸣作为主编要负责内容，作为社长，也要像企业家一样经营公司，同时他也是一名国企系统里的处级干部。他还是微型小说协会会长，最近在写这方面的书，为此正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希望用海氏的哲学框架解释一些现象。《故事会》要搬家了，离开一直待的绍兴路，搬去上海近郊一个园区，为此他最近没少往那边跑，又是看食堂，又是测量空气质量。那里不再有一个个办公室，像互联网公司一样集体办公，一个编辑用惊讶的口吻转达听来的消息，“听说那里都没有天花板，水泥工业风。”出版集团下属几十家单位都要搬过去，时间就是今年10月，大大小小的箱子开始打包，塞满了编辑部的办公室，大多是公共用品，挂在墙上的合照，好多以前的插画作者原画也翻了出來，都舍不得扔，要一起带过去。搬不过去的，大概只有这栋花园洋房，还有守大门的老沈头，他本来就是退休返聘，来这里站最后一班岗。在《故事会》，最不缺的就是历史，如果你愿意听，每个人都可以说上长长的故事，老沈头也不例外，从一个午后的打盹中醒来，他说起出版社的变迁：“个（这）条路这么多出版社，老早（以前）都是一户人家呀，后来分家了，侬晓得个呀，像老早钢铁厂，一车间，二车间，独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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