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记得《故事会》吗?那本能揣进兜的小杂志。很多人上学时晚自习的消遣读物,它还在稳定出版。身处令人目眩的流媒体时代,这听起来多少有些不可思议。
很难说清,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故事会》逐渐从人们生活中退场。有那么几个小小的场合,它重新被人记起。
一次是《隐秘的角落》热播,原著作者紫金陈说,小说借鉴了《故事会》一些情节。还有一次,乐队“五条人”主唱仁科说,没有电视,《故事会》是儿时娱乐来源,五条人后来出了一张名叫《故事会》的专辑。
[size=0.48]这是10月下旬的《故事会》样稿,最前面还是笑话,风格依旧“故事会”,第一则内容是: [size=0.48]丽丽坐在公交车上面,发现有个小偷正在掏旁边男人一个包,掏了半天什么都没有。丽丽拍拍他的肩膀,低声说你别掏了,这个人没钱。小偷诧异地看着丽丽,问:“你咋知道?”丽丽笑了笑说:“我能不知道吗?他是我老公。” [size=0.48]这个笑话太老了,讨论会上,主编提出,得“与时俱进”,“上海现在最空的就是公交车,改成地铁比较合理。” [size=0.48]赵嫒佳圈出了“公交车”,旁边写上“地铁”。作为这期杂志责编,她太忙了,之后还得给所有稿件排版,几乎是喊着在回答:“我要忙到九月底!” [size=0.48]办公室安静得像图书馆。泛黄的老空调持续送出低沉的风声,键盘声、书写声间隙响起,证明时间还在这栋上海老洋房流逝。院子里有棵广玉兰,据说已活上百年,长得比楼高,偶尔会有小松鼠跃过,树枝伸到窗外,不时传出鸟叫声。 [size=0.48]编辑部很小,两间办公室紧挨着,两位副主编各自带领四名编辑,制作上下半月杂志。和赵嫒佳一样,都是女性,一张张办公桌被植物、玩偶和照片装扮得温馨细致。除了一位“90后",其余都是“80后”,大多数是上海人,名校毕业。 [size=0.48]国企工作嘛,她们说,最大好处是安稳,作息恒定,没有“996",“能顾家”。一个港中文毕业的上海男孩工作两年没发一篇故事,也没被催促过,去年他换了更稳定的工作,成了有编制的中学教师。 [size=0.48]当然了,她们说,对文字的热爱才是工作基础。大多数人毕业后基本在这里度过,也有例外,三个编辑之前供职以举办"新概念大赛"闻名的另一本杂志,六年前那里从半月刊改成月刊,岗位随之削减。都在上海,两个编辑部隔了两公里,走路不到半小时。 [size=0.48]和想象中不同,每个人都很忙碌。如果《故事会》编辑部有新故事,这倒是其中一个。杂志式微,主编寄希望通过出版图书带来更多盈利。任务分到各个编辑,原本5点下班,近两年经常得多留半小时。 两年前,赵俊斐来到这里。收入不算高,但对赵俊斐来说,有张安静的书桌就够了,她出生于1997年,复旦毕业,“想挣钱就不会选中文系了。”
新人入职接到第一份礼物通常是几十个经典故事编成的一本书,名字叫《故事中国》。《故事会》珍视它自己的历史。在《故事会》,“故事”是和小说并列的文学体裁。没有一所大学中文系会这样教,在这却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更具体地说,故事线索单一,密集情节围绕主人公展开,结尾通常得有转折;文字简洁明快,多用短句,最好是普通人说话口吻。为了转述方便,故事里的“我”都会被改成第三人称,最常见的取名是“阿某”。赵俊斐说,以前她从来没想过,写的东西是为了讲给别人听。
入职半年后,赵俊斐成了责编,负责搜集笑话,最初找了很多网络上流行的对话体,但是没法用,“必须得有场景、有核心笑点。”杂志出版过大几百期,找齐十几个新笑话就是项浩大工程。
几百个笑话打印出来,人手一份送到其他编辑那里。刊登过太多了,人们靠集体记忆检索。有一个编辑在旁边写“发过了”,这则笑话就会被淘汰,如果两个人标注“熟”——意思好像看到过,也不能再用。通常只有三分之一的笑话能幸存到第二份文稿,再送到老编辑姚自豪那。
曾经的编辑都老去乃至故世了,只有姚自豪还在一线。他也71了,头发稀疏,退休后返聘,这儿还离不开他。他右眼越来越模糊,已经诊断出白内障,第二天就要去做手术。姚自豪弓着背,把头挨在玻璃已经裂开的办公桌上,用钢笔检阅每一个笑话。第三个毙了,这是个有关马桶的笑话,“这个就格调太低了。”他用很轻柔的语气说道。
老派,是一些编辑形容姚自豪的词。这么多年,他带给人以温和诚挚的形象,几乎不会生气。业余他喜欢古玩,特别陶瓷,颇有研究,还写过长篇小说。审稿遇到不懂的新词,他总会询问旁边的年轻人,但自己生活中从来不用。有时他还比年轻人时髦,《甄嬛传》就是他推荐给其他编辑的。
最后决定笑话或者故事命运的,是所有人参与的讨论会。除了编辑、主编,还有三个外聘专家会专程参会,他们都是《故事会》的老作者,会特地从上海郊区坐短途火车赶来。最大的接近80岁了。
创刊于1963年的《故事会》最初是本政治宣教读物,真正赢得声名是在改革开放后,社会重心回归经济发展,一个叫何承伟的年轻人带领它走向了市场。那也是“故事会体”成形的年代。
何承伟后来回忆,自己当时苦闷于工作无聊,经常往外跑,一次去四川出差让他真正爱上故事。那是一个两三百人大礼堂,台上有人讲故事,捉鼠大王怎样逮老鼠,下面听众都被吸引了,连上厕所都不愿意去。何承伟也听入了迷,他感到一种久违的激动,“儿时理想中的故事好像回来了。”
回到上海,他确信《故事会》应该作出改变,发动编辑去各地挖掘作者,搜罗口口相传的民间故事。《故事会》则借助现代印刷术和邮政分发系统,将它们带到了全国各地。到1985年,《故事会》销量达到巅峰,760万册,位居世界第一。
那也是口头文学的黄金时代,讲故事还是人们重要的娱乐。去农村插队时,姚自豪就成了讲故事一把好手,从田间劳作的休息间隙,讲到干部们的会议上。后来他成了《故事会》的作者,再之后,他索性辞掉中学校长工作,来这里做了编辑。
姚自豪相信,要是每期有五到十个更好的故事,《故事会》销量能显著回升。但如今很难做到了。七八年前,编辑陶云韫从离职编辑手里接过一份作者名单,他们现在几乎都不写了。去年,一个在广告公司工作的女孩跟陶云韫说,自己在写网文了。
前编辑严剑很早就将《故事会》和网文联系起来,结局都是好人战胜坏人,不同的是,《故事会》具有道德说教意味。
忠实读者陈力对此做了更细致的总结:1987年到1991年,很多故事写重男轻女一类的封建陋习,92年到94年那段,有很多写找关系上学,95年开始,农民工进城、公务员题材开始涌现。2000年以后,总结不出来了,现实批判的色彩越发暗淡,用他的话来说,“和谐了”。
陈力会向一些朋友分享自己扫描的旧故事。比如93年的名篇《血鉴》,女孩失手摔死了表弟,舅舅后来设计把女孩活埋,“是不是很B级片”,还有一篇98年的《大海作证》,“这个现在看都算涉黄。”
曾经,《故事会》利润堪比一家中型钢铁厂,但后续斥资推出的许多杂志都以失败告终。这是没办法的事。《故事会》九成销量来自报刊亭零售,而报刊亭在各地消失。
[size=0.48]姚自豪相信,要是每期有五到十个更好的故事,《故事会》销量能显著回升。但如今很难做到了,对此他只能无奈感慨,现在有些作者没有当年用心,好像只是奔着稿费,在流水线上批量生产,“太功利了”。 [size=0.48]当年的人们,“心底里边就是喜欢故事。”有一次,为了一个中篇故事,姚自豪赶飞机去天津,作者很配合,在宾馆和他聊了两天,修改了稿子。一次搬宿舍,几个编辑理出厚厚一叠公休单,都过期了还没用。 [size=0.48]他能有什么办法呢,这个年过古稀的老人已经付出了所有,现在能做的就是尽快从白内障手术中恢复,重新坐回那张靠窗的办公桌。 [size=0.48]年轻编辑们也没办法,毕竟故事还是要靠作者写。每天打开邮箱,编辑陶云韫都会期待,老作者的标星会突然亮起来。但很少有惊喜。亮起来的总是靠后的那些,新近挖掘的作者。 [size=0.48]七八年前,她从离职编辑手里接过一份作者名单,他们现在几乎都不写了。有人因为家庭变故封笔,还有人转向影视项目,不再从事文字工作。 [size=0.48]工作第十年,丁瑶瑶今年惊喜迎来一个老作者回归。农民出身的老作者如今已成名家,多个作品改编成电影。投稿是因为和老友聚会,突然想起了《故事会》。原文很长,小说味浓厚,丁瑶瑶花了不少功夫才和作者一起改成故事。即便如此,她形容收到稿子那天,“感觉天上放烟花了”。 [size=0.48]曾经,很多农村作者靠给《故事会》写稿,走入城市买房定居。现在作者地址清一色位于城市,有的还写农村题材,但过于陈旧,实在没法用,还有的脱离农村太久,写得也好像“没那个味了”。 [size=0.48]很多年了,《故事会》稿费停留在千字几百,如今看来不再那么有吸引力。今年1月,《故事林》休刊,曾经竞争激烈的故事类杂志市场如今显得萧条 无论四川的摆龙门阵,还是田间村头的聊天,这些场景都不复存在了。在这个传播便捷的时代,视频和播客如此兴盛,是否还需要一本纸质刊物来承载口头故事也令人生疑。关于口头文学的未来,如今的社长夏一鸣却依然爽快地予以了肯定。
“可能《故事会》这本杂志会渐渐消失,但故事永远会存在。”
[size=0.48]《故事会》还是与时俱进的。”绍兴路74号,夏一鸣坐在办公室说。2015年他从何承伟那接过了社长和主编职务。 [size=0.48]夏一鸣在绍兴路74号待了整整三十年了,1991年华东师大民间文学专业硕士毕业,他就来这里工作。 [size=0.48]他乐于谈论这本杂志的变化,每隔一段时间,《故事会》都会推出新栏目,比如多年前就推出“诙段子”,就是原来的笑话栏目之外,更接近网络段子的新笑话。 [size=0.48]“但它好像没有超越网上的段子?”我问。 [size=0.48]“它就是来自于网络。”夏一鸣看起来有些激动,他的皮肤很好,面庞有着牛奶般的透明白色,此刻紧绷了起来。他在半空中翻开手头的《故事会》,指着这个栏目说,“但我们像冯梦龙对当时流传的东西总结、改编一样,用文字把它固定下来,这就形成了新的民间文学,是能流传下去的。” [size=0.48]冯梦龙是明代文学家,“三言二拍”系列丛书的编纂者,夏一鸣给编辑们定的目标就是成为冯梦龙那样的人物,把编文本这门手艺做到极致,不仅会编杂志,也会编图书,乃至以后用更新的形式呈现故事。 [size=0.48]在《故事会》这个小小的公司,夏一鸣作为主编要负责内容,作为社长,也要像企业家一样经营公司,同时他也是一名国企系统里的处级干部。他还是微型小说协会会长,最近在写这方面的书,为此正阅读海德格尔的著作,希望用海氏的哲学框架解释一些现象。 [size=0.48]《故事会》要搬家了,离开一直待的绍兴路,搬去上海近郊一个园区,为此他最近没少往那边跑,又是看食堂,又是测量空气质量。 [size=0.48]那里不再有一个个办公室,像互联网公司一样集体办公,一个编辑用惊讶的口吻转达听来的消息,“听说那里都没有天花板,水泥工业风。” [size=0.48]出版集团下属几十家单位都要搬过去,时间就是今年10月,大大小小的箱子开始打包,塞满了编辑部的办公室,大多是公共用品,挂在墙上的合照,好多以前的插画作者原画也翻了出來,都舍不得扔,要一起带过去。 [size=0.48]搬不过去的,大概只有这栋花园洋房,还有守大门的老沈头,他本来就是退休返聘,来这里站最后一班岗。 [size=0.48]在《故事会》,最不缺的就是历史,如果你愿意听,每个人都可以说上长长的故事,老沈头也不例外,从一个午后的打盹中醒来,他说起出版社的变迁:“个(这)条路这么多出版社,老早(以前)都是一户人家呀,后来分家了,侬晓得个呀,像老早钢铁厂,一车间,二车间,独立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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