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僵治困

寂静回声

所谓“僵尸企业”，是指资不抵债、自身无法持续经营，必须依靠政府补贴或银行续贷来维持生存的企业。僵尸企业不但浪费大量资源，且加大了企业债务风险、银行金融风险，以及大规模失业的社会风险。
例如2014年浙江省金华市摸底发现，三年无所得税入库企业共1542家，却在寸土寸金的浙中占地2.57万亩；另一方面，由于无生存能力，僵尸企业需要外界不断地“输血”，尤其是吸纳了大量的银行贷款，降低了非僵尸企业获得信贷资源的机会，抑制了后者的成长。
不过在中国，有资格做僵尸企业的一般只有国有企业，事实上，僵尸企业主要就是国企，而且多年来一直是国企改革的重点和难点。
人民大学国发院2016年《中国僵尸企业研究报告》指，全国工业部门中僵尸企业数量约占工业企业总数的7.51%。据《中国新闻周刊》报导，截至2016年4月16日，在全国1969家已披露年报的上市公司中，有159家是僵尸企业，多数是国企。

2015年11月、12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多次提出要加快推进僵尸企业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要求2016~2017年对持续亏损三年以上且不符合结构调整方向的企业采取资产重组、产权转让、关闭破产等方式予以“出清”，并明确到2017年末实现亏损额显著下降。
2016年国资委梳理出中央企业中，需要专项处置和治理的“僵尸企业”和特困企业2041户，涉及资产3万亿元。2018年5月，国资委称，截至2017年底，2041户“处僵治困”央企中，超过一半（1200户）完成了治理工作。
据统计局数据，2017年规模以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亏损总额，比2016年减少了23%； 2018年国企亏损总额同比减幅虽然降低至6.7%，但依然减亏240亿。国企近两年大幅减亏，的确很大程度是处置“僵尸企业”的结果。不过，其代价却更加巨大，是整个民营经济的活力被国企改革（包括处置“僵尸企业”）吞噬殆尽。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8年底，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收入2千万元以上）数量比2017年底减少了近7千家；亏损企业数量却增加了近1万2千家，增幅高达26%。而2018年和2017年，国企盈利同比增长了12%和42%。鉴于大型国企几乎无法破产，以及国企整体盈利增长的现实，可以合理推断，2018年消失的近7千家大型工业企业，和新增加的近1万2千家亏损工企，基本都是民营企业。
这些数值意味着，治理“僵尸企业”和国企扭亏为盈的代价，就是“国进民退”：是大量民企进入亏损的困境，或者关门倒闭。
治理“僵尸企业”是与“去产能”相结合的。发改委今年1月称“十三五”煤炭行业和钢铁行业去产能的主要目标任务基本完成。但僵尸企业却远未出清。
国资委1月份曾经承认“僵尸企业”不好处置，“最大的难点还在于怎么处置好债务处理和人员安置的问题”。
2016年的国发院报告指出，中国僵尸企业成因主要是：地方政府为了政绩和维稳，而给濒临破产的僵尸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输血，同时还会制造出更多的僵尸企业；大规模刺激带来的产能过剩，地方政府、国企之间恶性竞争，以及银行业对民企的信贷歧视。
陆媒《21世纪经济报导》保守估计2017年僵尸企业（含长期未经营且未注销和清算的所谓“休眠企业”）超100万家。由于2018年中国经济下滑，企业和地方政府债务压力加大，以地方国企为主的“僵尸企业”，其数量与2017年相比应该只增不减。
出清僵尸企业的方式，理论上是兼并重组，或者关闭破产。据《中国新闻周刊》报导，瑞穗证券亚洲首席经济学家沈建光表示，“国企改革、债务、产能过剩和‘僵尸企业’都是相互紧密联系的问题”。大多数僵尸企业在地方经济中举足轻重，如果破产清盘，会对当地GDP和就业市场造成明显影响，因此地方政府往往会通过行政措施、干预辖区内银行等手段，给僵尸企业“供血”，令其僵而不死。
因此“处僵治困”往往只能是兼并重组，或者叫“国企改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16年就曾经警告，用“债转股”的方式消除银行坏帐，可能会允许僵尸公司“僵而不死”，增大银行风险。至于横向联合、纵向整合、专业化重组，或者混合所有制等，跟“债转股”一样，实质都只是为了解决国企亏损和负债IMF和中国众多经济学者多年来一直呼吁，应当用市场化方式（包括破产清算），而非行政化的国企改革来治理僵尸企业。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共的“处僵治困”，只是从账面上消灭了一部分僵尸企业，并将其负担转嫁为银行的金融风险，以及民企和民众个人的债务风险；另一方面，地方政府还在源源不断地制造出更多的僵尸国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