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连德抗击民国疫疠简史

寂静回声

满清时期，外国人来到中国的城市，往往印象并不好。早在17世纪，河南阿姆斯特丹一位传教士来到北京四九城，一看偌大的城市，没有柏油马路也就算了，连地砖都没有，路面上都是沙土，一刮风PM10爆表，一下雨路上全是泥。郭德纲说早年间卖艺的“刮风减半，下雨全完”，我寻思那也不是天桥打把势卖艺的原创，而是当时的城市居民的旧常态。而且河南人还发现整个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含氮化合物的臭味。
       八国联军进京之后，经过科学分析，发现这股臭味的组成为吲哚、甲烷、乙酸、丁酸和粪臭素。用通俗的话说，北京城就是个规模宏伟的露天厕所。 八国联军哪见过这个，当即开始了训政，让每家每户做好门前三包，瞧见谁家门口有一点排泄物，就先刑讯后罚款。后来西太后西狩回来，一瞧这北京城咋变这老干净了，再一看八国联军，人来的不少啊，我很欣慰，我们这儿城市化六百年了一直这样，你们帮助解决了积弊，要大大的感谢。
讲这段往事，其实是说当时老百姓的卫生意识很差。有学术论著统计过民国时期的自然灾害，38年间，表内死亡人数过万的灾害共75次，其中疫灾19次。相当于每两年都会发生一次起码SARS死亡人数30倍起跳的疫情。而在对这些疫情的归因中，不卫生的生活习惯要背一大口锅。乃至于当时的卫生部门宣传传染病预防讲“冷水中最多微生物，到滚开时方可取饮，如煮水不开，查出重办”，翻译成白话讲就是“多喝点热水吧”。书归正传，下面讲讲民国时期伍连德携疫疠抗击中医的往事。
   1910年，满洲爆发了疫情。最开始清廷也没当回事，毕竟老祖宗中医留下来治瘟疫的方子不胜枚举，先让当地医官牵头救治。救着救着，就从阿勒锦救到了茶啊冲，从茶啊冲救到了盛京。载沣一拍大腿，你们这是在演我？再让你们中医治，我该像崇祯一样亡国了（1644年，京城爆发鼠疫，北京超过四成人口死亡，禁军半数死于是疫）。赶紧召集大臣们开会，说现在老毛子和东洋人要拿疫情搞事情，借此夺我大清龙兴之地。我听说西洋人善于防疫，你们谁推荐个西洋人来抗击疫情？施肇基说我是在康奈尔读的本硕博，西洋人我不认得，南洋人我倒认识一个，现在在袁世凯那儿当军医，给你看看简历，你看中不？
       施肇基说的这个南洋人就是伍连德，马来西亚华侨，70后，比爱因斯坦年长4天，时年31岁。个人履历很漂亮，17岁就考上了剑桥大学了，他在本硕博期间跟随的导师有：
       获得诺贝尔奖的弗雷德里克·哥兰·霍普金斯（剑桥大学，发现维生素）；
       获得诺贝尔奖的罗纳德·罗斯（利物浦热带病研究所，发现蚊子传播疟疾）；
       获得诺贝尔奖的伊利亚·梅奇尼科夫（巴斯德研究院，发现噬菌体，发现乳酸菌）；
       另一个没得诺贝尔奖的哈勒大学卫生学研究所破伤风杆菌专家卡尔·弗伦我就不介绍了。
       至此传染病三大病原体，细菌、病毒、寄生虫，伍连德学了个遍。他在24岁拿到了两个学士、两个硕士、一个博士，堪称一百年前的Dr. Sheldon Lee Copper。  伍连德当时对中医还没有路转黑。出发前，寻思着北京是首都吧，医疗资源应该是最好的，跟施肇基一合计，你让我当总医官，我肯定不能干具体施治的活，得找几个好医生帮我。结果俩人拜访了一圈，没有一个大夫愿意去的。人家跟他明确说，我们上医是治未病的，已经生病的你们来吧，这儿有几个祖传治瘟疫的秘方你们尽管拿去用。
       伍连德中文不好，他从军医学堂挑了一个学霸当助手兼翻译，俩人提了着显微镜在平安夜出现在了阿勒锦火车站。第二天他们去道台府考察，道台于泗兴向他介绍了情况：“……官府为死者提供棺材。愿意回乡安葬的，就得自己承担路费了。”伍连德问，很多人回乡吗？“很多人扶灵回乡。还有一个多月就是春节，绝大部分山东人是定要回家乡过年的，现在还是陆陆续续的，再过半个月傅家甸就要唱空城计了。哈哈哈。”
       伍连德一听脸都白了，这完犊子玩扔，要是人传人，真让他们进关了就瞎了。他抓紧时间，找到一具日本女人的尸体。当时清廷禁止系统解剖学的课程，但是伍连德作为一个在西洋留过学的南洋人在北洋做东洋尸体的解剖，想必清廷也没法司法管辖。解剖是为了查找病原体，顺便做病理分析。说来也奇怪，一个是他那会儿竟然知道先做尸体解剖；再一个是当时也没有负压实验室，也没有P4环境，结果也没发生实验室泄露，我觉得是挺了不起的。尸体解剖后，就是常规操作，把肺用福尔马林腌制一下，做组织切片，染色，显微镜下观察一哈，发现了鼠疫杆菌。这是12月27日，伍连德到阿勒锦的第3天。     伍连德做的第二件事，是找到传染源。虽然几年前输掉了日俄战争，满洲还是有大量老毛子居住。老毛子带动了满洲人穿貂的习惯，闯关东这些货过来之后也纷纷效仿，导致供不应求，怎么办呢？闯关东这些货就想到了，用土拨鼠（旱獭）代替紫貂。伍连德一寻思，怕不是山寨遭报应了？快抓两只剖开瞧瞧。结果一剖就发现了鼠疫杆菌。
伍连德火速给清廷发文，陈述6项没有、7条建议。6项没有简单讲，没医生，没药，没钱，没有隔离空间，没法断绝交通，没法处理尸体。7条建议，一是明确鼠疫人传人，要减少人员流动；二是满洲里和阿勒锦之间的铁路要封闭；三是在路口和冰河通道处加强巡逻予以监控；四是严密观察中方管辖的北京到盛京的铁路；五是监控日方管辖的大连到盛京的南满铁路；六是傅家店应该建立隔离设施，七是给我人、给我钱。大体上的思路就是，开动国家机器切断一切传播途径。
       当时在前线的还有两股医学势力，一个是北洋医学堂的的首席教授梅斯尼，这个学校后来发展成连211都不是的河北医科大学；另一个是日方的医生，北里柴三郎的学生，北里柴三郎虽然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他在日本的历史地位很高，他的肖像会在2024年出现在日元1000円纸币的上面。
       这两个人对伍连德的做法很不以为然，他们一致认为，第一，你都发现鼠疫杆菌了，说明这个鼠疫源于老鼠；第二，这个鼠疫应该是老鼠传人，未发现明确人传人的证据。伍连德拜访梅斯尼，想用自己的实验成果说服对方，结果梅斯尼看这小子比自己小十来岁，不吃这套，说我在唐山抗击鼠疫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干吗呢。伍连德说先生，那会儿我还在跟诺贝尔奖得主们学习，另外此一时彼一时，唐山的鼠疫是病人起脓包，这儿的病人是肺部感染，脓包不破就不存在人传人，肺部感染存在人传人。俩人越说越呛呛，差点动手打起来。回头俩人分别电报清廷，说爱咋咋地，老子不干了。清廷一看，这大清总医官不干了哪行，遂答应了梅斯尼的辞呈。
       梅斯尼气急败坏，好啊，你大清分明看我学校不是211，你这是看不起人，决定亲自不带口罩、不穿隔离衣去给病人问诊，结果问诊3天后发烧，4天后咳痰，5天后咳血昏迷，6天后去世，用生命打爆了自己的脸；那边日本医生状况稍好，先带着一帮人去打老鼠，大丰收之后解剖了上百只，结果没有发现鼠疫杆菌，悻悻地离开。 没想到这些人用实践给自己的理论证伪都成功得证了。障碍清除了，伍连德可以专心开始干活了。他做的第三件事，就是制口罩。他这个口罩很简单，就是双层纱布。虽说他发明了中国第一个口罩，但口罩本身并不是他发明的，早在15年前德国一位病理专家，因为没有获得诺贝尔奖所以我不提他的名字了，就发明了纱布制作的能掩住口鼻的工具。
这次把所学所见用在了实战上。当然我们今天来看，纱布口罩防范通过空气传播的传染病，效果还是不够的，还不如普通劳保口罩（就是6毛进货卖1块被罚款的那种），更不如N95了。但是客观地讲，他这个口罩，对当时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是起到很好效果的。当然当时很多人不晓得这个口罩怎么戴，有人挂在耳边，有人系在脖子上，纯粹当做护身符来用。
伍连德做的第四件事，就是全面隔离傅家店。在他来之前，傅家店向奉天将军报告疫情发挥了亩产万斤的作风，严重夸大死亡人数。结果奉天将军除了送来药品和补给之外，还安排了正规军过来，几百把机枪这回用得上了，齐刷刷地把一个小村围住，只鸟不得升空。另外他找到老毛子，说你们的火车闲着也是闲着，借给我做隔离吧。老毛子见梅斯尼没听他话领了便当，他说啥是啥，当即借给他1300个带暖炉的车皮，用于对疑似病例的隔离。
综上，伍连德所做的四件事，已经充分完成了传染病防治三原则：管理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保护易感人群。但是疫情并没有好转。这时候伍连德在思考，一定忽略了某个关键点。伍连德分析了新增病例，按照约翰·雪诺前辈（1854年成功防治伦敦霍乱）的方法绘制了死亡地图，发现城区中尸体管理不当的区域发病率普遍高。当时木材紧缺，死者无法当即下葬，十有八九尸体就是目前的感染源，破案了。
       伍连德想到了一个解决方案，但是兹事体大，这个跟解剖不一样，得等到1985年国务院才下发《关于殡葬管理的暂行规定》，现在等不急了，马上跟清廷致电，是集中烧毁尸体，还是把满洲割让给老毛子？载沣一看，腿都软了，左右为难。施肇基在旁边讲习说，王爷啊，满洲永远是你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作为摄政王，是不是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施肇基圆滑的政治手腕显露无疑，王爷点点头，当即回电《燃烧吧少年！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伍连德收到圣旨后，于大年初一，1月31日开始亲自指挥，亲自部署2000多具尸体的焚烧工作。他把工作安排得非常细致，先用炸药炸出6米见方的坑，然后把尸体按100一堆的规模码好，之后每一堆倒上大约400升汽油，开始露天烧烤，烧完以后亲自清点数量。增量尸体烧完之后开始挖之前下葬的存量尸体，这一烧就是一个月，烧完立马见效，传染源消灭干净了，感染人数刷刷下降，越到后面越没得烧了。到3月1日，24小时之内没有报告新增病例，位于前方的疫情防控领导小组掐着表欢呼雀跃。漫长的防疫工作就此告一段落。
  1910年的鼠疫过后，为防疫情卷土重来，伍连德谢绝了了清廷“内务府卫生署署长”任命，留在满洲筹建满洲防疫管理总处（Manchurian Plague Prevention Service）。1918年，山西爆发了肺鼠疫，段祺瑞政府派伍连德救场。阎锡山沿用伍连德的诸多做法，遮断交通，沿关设卡，隔离设所，群众隔离。疫情在蔓延74天后，即被扑灭。
       1920年，满洲鼠疫再次爆发。这次伍连德遭到了中医们的刁难。一是你们西医根本就只隔离，不治疗；二是你们过于冷血，疑似病例送到隔离医院，条件极差，也有本来无事之人无辜感染，我们中医温情脉脉，知难而上，给患者们把脉诊断，送去冬天的大郎温汤；三是十年前，你伍连德到岗的时候死亡人数不到一万，你走的时候死亡人数超过六万，我们没看到你的功劳，只看到那些人的不幸了；四是你们竟然火化尸体，对死者大不敬。
       伍连德心说你们这帮眼高手低的货，能耐不大口气不小，翻旧账这么在行，遇到问题跑得比谁都快。十年前我叫北京的中医过来帮忙，一个能打的都没有，面对几万患者，我这儿只有几十个大夫，又要监视隔离情况又要做口罩，又要做卫生宣传又要当调度，又当爹又当妈，只有你们中医在装孙子，我哪有时间温情脉脉。再说了这刚什么年代，链霉素还要二十年才发明，你让我现在拿什么治。伍连德想了想把话咽了回去，毕竟自己中国话说得也不利落，对着骂街估计骂不过他们。这样吧，You can you up，你们觉得能治，我给你们分10个症状轻的治去。
       其实伍连德也是心存期待的，希望中医们能让人起死回生。中医们一听，翻身的机会来了。连忙从当地中医研究会抽调名家世家之后组成了一个豪华团队，众人拾柴火焰高，纷纷捐出祖传秘方，对症下药，经过五天的努力，病死11人——研究会的副会长染病身亡，他的老婆为了避免被隔离，把他抛尸街头。
我们回顾人均寿命30周岁的年代，五大因素决定了人活不长。五是营养不良，四是传染病，三是战争，二是其他自然灾害，一是新生儿死亡率。虽然中医无能为力，但是那时候的现代医学，也无能为力呀。强如日不落帝国，因为缺乏围产技术、消毒手段和保育理念，1900年的新生儿死亡率也高达154‰，比1949年的中国（200‰）低不了多少。
       是金子总会发光，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因为频繁的疫病，现代医学有了施展拳脚的空间。但这一切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伍连德防治鼠疫，得益于1683年列文虎克发现了细菌，得益于1870年巴斯德对疾病病菌说的强力论述，得益于1886年蔡司阿比式镜头的发明，得益于1894年证明鼠疫杆菌致病的科赫和耶尔森。他沿着前人铺设的扎扎实实的科学的道路走来，乘着时代的浪潮，得到了“国士无双”的评价。
   在伍连德及当时其他公共卫生专家的努力下，民国对传染病的防治进行了全面布局，一是建立国家防疫机器，包括各级卫生行政机构的设立、法律法规的颁布；二是健全卫生医疗资源，包括医事人员的培养和医疗基础设施建设；三是加强对民众的卫生教育，包括各传媒渠道的传播、刊物书籍的发行和宣传展览活动；四是吸纳民间组织，在战争和疫情的推动下，红十字会和红卍字会从临时性救济机构变成常态化服务机构，至于变成官僚机构，那是1949年以后的事了。
  1913年，美国医史专家嘉立森出版了《医学史》的论著，全书600多页，但是其中有关中国医学的内容寥寥无几。中华医学会电函说希望你介绍中华医学在世界上的巨大贡献。嘉立森回函：你行你上。伍连德作为中华医学会的会长，觉得不能失了这个面子。他花了19年时间搜集中国传统医学历史上的巨大成就，然后写下了一部《中国医史》。这本书中关于中医的部分同样很少，有种说法是伍连德收集了一堆神话故事，但是毕竟科学工作者要实事求是，于是支使小弟王吉民写这一部分内容。他则是负责本书主要内容，也就是现代医学是怎么传到中国并在中国发展的（当然是伍连德带头发展的啦）。伍连德在书的序言中讲到：
       “应当使他们知道（即中国人），现代预防和治疗概念是如何在这块保守的土地上生根立足的；应当提醒他们（即中国人），世界自从华佗时代以来并不是停滞不前的。另一方面，对那些以现代科学研究精神向广大群众谆谆教诲的实验医学的首领们来说，是要劝告他们，不要以冷眼看待过去的课题，不要把古代的传统看作是被摒弃的，而要把它看作是一种给予现代的奇异成就以生动的帮助的背景。”这话说得既尖酸，又客气，管老师读书期间，在校图书馆里借阅过这本书，当时总结了十六字真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西学为体，中学得扔”。当然现在科学共同体对于替代医学的评价，大概也是如此的。
       而刚才提到的，在1929年第一届中央卫生委员会上，伍连德作为医界领导人之一，表决通过了《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卫生之障碍》，并表示“虽然古老的中医文献存在某些带有进步性质的理念，但诸多因素已促成其功效与创新日渐式微，旧医愈加衰朽，犹如中世纪的欧洲，对古代信仰和传统的过度尊崇，成了继续进步的绊脚石。”
后来，伍连德在世界级的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当了主席，成为首位获得诺贝尔奖提名的华人/华侨，筹办了清华协和医学院和北京协和医院，创建了北京中央医院（现北大人民医院），担任中华医学会的首任会长，在檀香山据理力争收回检疫主权（客串了外交家+海关），在满洲各地建立防疫医院，在阿勒锦创建医学专门院校（现哈尔滨医科大学），这些都是百度百科上就能找到的东西，我不多说了。
最后想讲一讲他的家庭。伍连德首任妻子黄端淑为他生了三个儿子。1910年，三子伍长明患细菌性痢疾去世；1925年，次子伍长福患急性肺炎去世（按症状推断可能是肺炎链球菌感染）；1938年，妻子患肺结核去世。伍连德最挂念的长子伍长庚，从玩世不恭的清华少年被父亲鞭策成为获得两个博士的公共卫生专家，于1935年学成回国，并投身父亲躬耕一生的公共卫生事业。1937年，司徒雷登主持了伍长庚的婚礼，次年有了个女儿。但是好景不长，伍长庚在1941年的北京的霍乱防治中染病去世。除他本人之外，他这一系家人都因传染病逝世，也算是当时落后的公共卫生体系的写照。

crazypeanut

我读高中时候，当时历史老师讲到过大规模传染病，他说，古时候不论中国还是外国，碰上大规模传染病，就两招，一是隔离，当时隔离不像现在这么人道，就是派军队筑墙，团团围住，让里面的人死光；二就是烧，一把火下去啥都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