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封控，上海数以百万计农民工的打工生活被按下暂停键。这是38岁的吴子良在上海工地上做工的第四年，他的施工队员来自全国各地，年龄大的五十几岁。吃饭成了最大问题。封控后的前14天里，他们的全部存货是8个发芽的土豆，3颗蔫了的包菜，3根逐渐变黑的莴笋。有天吴子良发现，工地边上两棵长出嫩叶的桑树，叶子全被撸光了，“不知道被谁摘了吃了”。他开始尝试在网上求助，有志愿者联系上他，给每个人送去一箱方便面。
不得不向外界求助的还有梁向琴。梁向琴和丈夫以及60个工友被封控在工地的工棚里，工友里没有年轻人，大部分人都在60岁以上。很多农民工用的都是老年机，只能接打电话，发短信。每次抗原检测完成，她得一个个帮他们上传抗原结果。向外求助的决定是她一个人做的，她知道这些农民工不想麻烦任何人，“他们虽说挣的是辛苦钱，但是他们也是很要面子的，不愿找别人要”。
每个人都开始担忧，停工切断了收入，这是最大的心病。“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并不是转为阳性，而是生活上是否能坚持到那一天。” 农民工李向伦说。
[size=0.36]帮助吴子良和梁向琴的志愿者团队也同样被封困在上海。他们的团队从最初的3人，增加到现在的40人。在4月23日和24日两天的总结中，他们从快手、微博、公众号留言、合作伙伴介绍等途径导入358个求助信息，为335人送去390箱方便面。 [size=0.36]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副教授李凌云撰文谈到，在沪农民工作为特殊群体，因散落在城市各处，面临着防疫难、物资少、住宿难、收入少等问题。为了保障他们的权益，需要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做好重点群体困难状况的摸排，动员整合各方资源，加强防控和医疗救治，落实生活物资保障以及加强收入保障和社会救助。 [size=0.36]封控近一个月，4月27日，李向伦所在的村庄已经从封控区转为管控区了。他说，沉寂了许久的村庄，恢复了一些生气。早上能看见村庄里有三三两两的人在一起聊天说笑，河边也有人垂钓。他在日志中写下，“我感觉离解封的日子，应该不远了。这种心情，仿佛是在漫长的黑暗中，看见了一线曙光。” [size=0.36]前一天，梁向琴打工的工地也由封控区变为管控区。虽然还不能走远，但工友可以走出房门在工地大门口转悠了。她也终于联系上一个供货商，帮大家买了些胡萝卜、土豆和卷心菜。 （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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