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亲历者回忆：核试失败后紧急浇筑“氢弹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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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6667px]1979年9月13日，后来在《五星红旗迎风飘扬》、《邓稼先》等影视作品中屡次提及的在马兰基地七号场区进行的代号为“21-715”的核试验。这是一次百万吨级的氢弹试验，事故发生后作为马兰基地工兵团一营四连连长，我亲身参与并组织了放射性元素钚泄露后严重污染场地的善后处置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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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6667px]在我调任四连连长时，四连已于四月初奉命进场驻扎在“黄羊沟”，执行试验测试和各军兵种试验效应的工程保障任务。
[size=14.6667px]连队有130多人，编为3个排，12个战斗班外加一个炊事班。
[size=14.6667px]我接任四连连长后，各项前期工程在全连指战员的共同努力下于8月底基本就绪。[size=14.6667px]和我搭连队班子的政治指导员是1968年2月入伍的张保忠（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人），副连长是1971年1月入伍的岳洪海（山东淄博市博山区人），副政治指导员是1968年2月入伍的张恒全（河南驻马店市正阳县人）。
[size=14.6667px]随着中央军委最终敲定的试爆时间，我四连被试验总指挥部指定为“零”后回收排险应急分队，随即连队转入防护训练，主要训练任务是强化身着防护服、头戴防毒面具情况下施工作业的适应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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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6667px]9月13日。记得那天天有点灰蒙蒙的，还有点刮风和扬尘；能见度也不是太好。早7时，连队提前起床吃早饭，然后全连干部战士身着防护服，携带铁锹、十字镐、钢钎大锤等工具，乘车于10点前到达距爆心几十公里外的“白云岗”参观场指定区域。参观场上人头攒动，有试验总指挥部以及基地的首长和机关工作人员；有基地所属单位驻场的试验保障人员；有各军兵种参试效应大队的科研工作技术人员；还有千余名由总参组织的全军师以上单位的高级将领。在参观人群中还有不少身着便装的长者，据说是全国中等以上城市分管人防工作的地方首长。规模之大、人数之多前所未有。参观场架设有高音喇叭，不时播放着歌曲和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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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6667px]“零”前30分钟人们按广播里的提示戴上了高倍密封护目镜，翘首向七号场区爆心方向的天空望去，在兴奋而紧张中等待那一伟大瞬间的到来。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时间终于进入倒计时，最后10秒钟，广播员开始报数：10,9,8,7,6,5……，激动人心的一刻就要到来了，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广播员的报数数到“5”就突然停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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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6667px]时间又过去了十几分钟，人们屏住呼吸等待着，但爆心上空并没有出现期待和想象中的强烈闪光和巨大火球，更没有听到响彻云空的巨大爆炸声。当时现场一片寂静，人们顿时懵了，这是怎么啦？约半个小时过去，只见公路上有数辆北京吉普车向爆心方向驶去，随后又有一架直升机从头上飞过……。种种迹象表明，试验意外失败了。一小时后，我们乘车离开参观场。一路上，战士们心情十分沮丧和沉重，因为亲临现场参观核试验的壮观，并不是所有“马兰人”都会有的机遇，这极有可能会给他们留下终生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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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6667px]两天后，也就是9月15日的下午，团指挥所范春副团长亲自到连队驻地来跟我说：试验失败的原因已经弄清，是由于限制核弹下降速度的降落伞没能打开，致使核弹直接掉下来，发生了“化爆”。现场因钚泄露引起的核辐射浓度很高，如果不及时处理，将威胁到整个试验场区，其后果不堪设想。为此，范春副团长在初步告诉我试验失败原因的同时，向我下达了试验指挥部要求我们四连尽快奔赴现场开展善后处置工作的命令。

[size=14.6667px]情势紧迫，军令如山。听完首长的嘱咐，我不敢有丝毫耽搁，当即带领一排长齐美满（1975年入伍，安徽省安庆市枞阳县人），二排长张凤辰（1974年入伍，河北省邢台市隆尧县人），三排长张显玉（1976年入伍，河南省信阳市固始县人）随团工程股的邢玉佩技术员(1970年1月入伍，山东省德州市人，后曾任团工程股股长、副团长等职。)乘坐36团配属的解放牌运输车前去现场勘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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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6667px]现场位于“七号”场区即大气层试验场爆心东北方向约十余公里处，这里地势比较平坦，土壤呈沙土状。弹坑不是很大，直径约两米多，深约一米多，边沿有三四十厘米厚的塇土，坑内有残骸，周围散落着大小不一的碎片，飞溅起的尘土西南方向远于东北方向，应该是当时的风力和风向所致。我们在现场看到：围绕弹坑由东北方向向西南方向延伸，大体呈椭圆形，己撒有白灰线，约有大半个足球场的面积，这应该是防化侦查分队用仪器测试后确认的严重污染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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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6667px]我连的任务是在团机械营工程机械连一台推土机的配合下，将严重污染区域的几百个平米、厚约四十厘米的“脏土”收集，以弹坑为中心堆成一个大土包压实后，浇筑三十厘米厚的素混凝土覆盖，以杜绝核污染的扩散。说实话，这样的工程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但其特殊的是在高浓度核辐射条件下施工作业，这无异于用血肉之躯堵枪眼般的悲壮。因此这需要全连战士在如磐石之坚的危难面前，始终保持大无畏的英雄气概，高度具备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的革命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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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6667px]为此，我们连夜召开了党员骨干会，然后召开军人誓师大会，以一支《谁英雄谁好汉、战场上比比看》歌曲为开篇，进行了思想政治动员。全连干部战士深感责任重大，士气空前高涨，没有一个人考虑这一工程任务对身体可能造成的损害，纷纷争先恐后地报名，要求到第一线，要求承担最艰巨的任务。在一次翻车事故中受伤导致肠粘连、常吃病号饭的六班战士郭相志（1978年入伍，河北省承德市围场县人），唯恐自己体质弱被淘汰，军人大会一结束，就到连部表示了自己“死也要上”的决心。1979年入伍的新战士任素青（山西省长治市沁县人），本是留守营区的生产班战士，是“零”时前才召其进场参观的，听了动员后，坚决要求参加施工，直到任务结束才“下山”。工程总结时，他也记了三等功。该同志至今下肢患有严重的皮肤病，不知和这次任务是否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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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6667px]临阵动员，群情振奋，宣誓者铁骨铮铮，请战者奋不顾身，激发出来的不仅仅是激昂的冲天斗志，更有着战士们“临危不惜命，慷慨赴死生”的激越的报国情怀。此情此景，此时此地，战士们那激荡着的英雄豪情，让我感受的是那样的真切隽永、荡气回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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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6667px]9月16日上午，全连展开了工程作业。从“脏土”的收集，到沙石料的运输、作业现场的准备，再到混凝土浇筑和被覆沥青红砂的作业过程中，干部战士置高浓度核辐射于不顾，战酷暑、斗风沙，充分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和连续作战的工作作风。九月的戈壁滩，时而烈日炎炎，地表温度高达三四十度；时而风沙弥漫，眼睛不辨东西。汗水加上飞扬的尘土，不长时间就把用以防护的口罩糊的透不过气来，战士们索性摘掉了口罩玩命地干。什么核辐射，这种时候谁还顾得上。经过几个日夜紧张而激烈的奋战，工程圆满结束，解除了核污染对试验场区的严重威胁。任务结束后，连队受到各级首长和领导机关的高度评价，并荣立集体三等功，有七十余名干部战士荣记个人三等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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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6667px]后来基地从确保安全考虑，在1980年又安排我团二营九连历时数月用钢筋混凝土对这个“大土丘”实施了加固工程，还在上边竖了一块“氢弹之墓”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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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6667px]三十六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那场不平凡的“战斗”，我的心情就久久无法平静。从最早进入事故现场的“九院”（现名为中国核物理研究院）老刘在网络媒体发表的题为《一次核试验事故的真实过程》中爆料：现场“放射性元素钚的气溶胶浓度有可能已经超过钚的导出空气浓度(DAC)数万倍以上”，甚至“为防止仪器损坏，关掉了仪器”。而我们到现场作业的防护手段却极为简单，每次进入事故现场前，在距现场约五公里处的临时洗消站，脱下随身军装，换上防护衣、鞋，戴上一并配发的口罩手套。出场时到这里的淋浴车上淋浴。换下的防护衣等均是一次性的，当场由洗消站工作人员予以深埋。使我至今不能释怀的是工程如期完成了，谁也不知道我们究竟沾染了多少放射性元素，因为通常的剂量笔在这个浓度极高的现场因无法使用而根本没配发，结果是任何监测记录都没有，这成为我后半生难解的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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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ze=14.6667px]作者简介：王明贵，男，1950年3月出生，山西省长治市郊区人，1969年2月入伍，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参谋、连长、副营长、股长、团参谋长等职，1988年8月转业至长治市郊区区委机关工作，2010年3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