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报巨额的隐形债务

寂静回声

8月1日，财政部通报了六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通报称，中央对地方隐性债务问题终身问责、倒查责任，财政部始终保持高压态势，严肃查处新增、少报漏报隐性债务和隐性债务化解不实等违规行为。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教授孙国祥：“中国的地方债务问题是一种体制性、结构性的问题，并非仅靠惩处几名官员就可以解决。问责可能导致地方官员不作为，进一步影响地方治理的经济活力。”
台湾南华大学国际事务与企业学系专任教授孙国祥表示，自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来，中央掌握大部分财权，地方政府则要承担教育、医疗、基础设施等大量支出。再加上以GDP为主要政绩指标，造成地方政府纷纷举债投资，债务规模不断膨胀。

孙国祥谈到，在债务危机之中，地方政府一方面要削减债务风险，另一方面仍然要完成经济增长、稳就业、维稳等硬性任务，这必然会进一步加大中央与地方的矛盾。
孙国祥：“这些情形将进一步凸显中国财政体制的中央集权、但责任下放的结构性矛盾。未来若不从财政体制、官员评价机制与土地政策等核心的结构进行改革，风险仍将累积。”

财政部的官方数据称，截至2024年11月末，全国地方政府债务余额46.5万亿元人民币（人民币）。不过，外界普遍认为，实际数字远高于此。知名国际投行高盛集团2023年8月评估，当时地方政府债务就已高达94万亿元。
当局迫于债务危机严重，去年11月曾推出10万亿债券计划，来帮助地方“化债”，但收效甚微。
“基本上是杯水车薪，地方还得要维持运转，还得要不断地搞隐形债务。所以这一次中央想：我已经花了那么大力气，你地方还不争气还在给我乱搞。所以上面财政部加大了审查力度。”

今年4月18日，财政部就曾通报了六起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问责典型案例，个案最高金额大约16亿。
而最新的通报中，各案例普遍金额巨大，其中，福建省厦门市通过国有企业垫资实施土地一级开发项目、安置型商品房项目等，新增隐性债务高达683.96亿元；四川省成都市通过国有企业垫资实施城市有机更新项目等，则新增隐性债务614.08亿元。
“这次报出来如此巨额的隐形债务，这是空前的，是以往历次披露典型案例都没有的。这说明了什么？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尖锐了，非常激化。”地方政府往往把当地国企和民企当作垫资或套钱的机器，增加其隐性债务。他发现，在本次通报中，至少有两个案例是涉及所谓高标准农田建设，这揭示，地方政府在用尽各种手段，套取相关的国债资金。
“它不是简单的一个腐败问题，是违反财政纪律的问题。因为财政规矩一打破的话，财政如果是个软约束的话，中央想通过财政资金来控制地方的意图就会打很大的折扣，所以在这方面是很紧张的。这是财政内部博弈和内部财政秩序混乱的一个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