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人就业再也折腾不出花了

寂静回声

近期，在抖音、微信视频号、快手等社交平台上，大量年轻失业者诉苦，企业接连倒闭，让他们再度陷入“求职无门”的困境；不少企业主也公开抱怨，订单锐减、资金链紧绷，企业难以为继。这些来自社会基层的声音，折射出中国经济加速下行的现实。
中国经济正经历罕见的低速增长期，甚至被部分舆论形容为“经济失速”。国家统计局9月15日公布8月经济数据，当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4%，低于7月的3.7%，创年内新低。财新指出，暑期出行带动文旅消费短暂回升；然而，即便“以旧换新”政策陆续启动，商品零售增速仍持续下滑，拖累整体消费表现。
在江苏昆山，一名从事电子零件制造的企业主李伟（化名）告诉记者，他的工厂虽在暑期接到部分“以旧换新”相关订单，但仅维持了两个月，“8月以后订单突然断崖式下滑，连续几周几乎零出货，员工被迫放假”。他说，厂区附近原本的加工厂已有三家关门，有的在出售厂房，因为没食客，街口餐馆也贴出转租告示。“新闻里说经济稳中向好，我看糟糕透了，不知道能不能干到年底。听说广东那边情况更差。”

根据国家统计局10月8日发布的《2025年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报告，前三季度中国GDP同比增长约4.7%，略高于二季度，但低于官方设定的“5%左右”目标。报告同时指出，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仅增长0.6%，制造业投资增速下滑至2.1%，创近五年新低。另据该局价格司数据，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已连续第十五个月负增长，反映企业利润空间持续被挤压。
9月12日，国务院召开常务会议，再度强调要“聚焦企业关切的突出问题”，并提出“激发民间投资活力”等口号。然而，这类表述多年来屡见不鲜，真正落地的改革措施却寥寥无几。民营企业信心仍低迷，融资环境和政策不确定性未见改善。与会场上的政治语言相比，企业主的话更直接——他们已经“不抱幻想”。

北京经济学者邵峰（化名）指出，经济下滑已蔓延至外资与民企两端，许多民营企业选择撤离。“官方的安抚话术已无法挽回信任，”他说，“3月李强在中国发展高峰论坛上承诺，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会越来越好，但实际上空间已被压缩到极限。从3月至今，倒闭与裁员波及全国各地。”
他进一步表示，当企业主选择“不再抱幻想”，政策工具箱中的“老调重弹”也难以扭转颓势。中国经济是否将陷入结构性停滞，或仍有回升机会，取决于能否真正松绑管制、重建市场信心。
“我看不乐观，”他说，“企业普遍感到外需萎缩的压力。如今的环境远不如九十年代。有接近中南海的朋友对我说：你已经走不远了，让下一代早点离开吧。”

根据国家统计局9月价格报告，CPI同比下降0.4%，PPI下降2.9%，通缩压力明显上升。出口同样受挫，海关总署10月7日公布数据显示，9月出口同比增长3.9%，顺差收窄，进口增幅仅1.3%，双双低于预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新预测，2025年中国全年GDP增速约为4.8%，不仅低于官方设定的“5%左右”目标，也远逊于过去十多年的高速增长期。
因为关税战，私企老板10个货柜滞留在港口，他不得不准备直播间低价出售外贸产品。

上海与广东多地受访者指出，外资撤离、白领减薪已成普遍现象，部分外企将产线转往越南与印尼，“整个办公楼的灯晚上都黑着，咖啡厅生意也没了。
”曾在美国跨国公司任职的海归李女士年薪达160万元，随着公司撤离上海，如今处于失业状态。
她说：“我惨死了，几年前在香港买了三张保单，年缴保费30万，现在要通知保险公司退掉两张，你说谁能想到这种结局。”
李女士原籍贵州，早年留学美国。2016年到上海加入一家化工企业，管理亚太业务。如今她除了要退保，还要退租。
“现在房租差不多两万，我要换小房间，可以省些钱。”
随着宏观压力持续加深，房地产与制造业成为最早出现危机的领域。
根据财新统计，今年以来房地产龙头企业相继陷入债务重组。碧桂园上半年亏损约191亿元，世茂离岸债务重组金额逾110亿美元，路劲地产亦申请重整。
建材与家居行业经营者接连轻生，业界形容：“房子不卖，板材无人要，家居没人装。”
河北保定建材厂主房亚军告诉记者：“去年还在扩厂，今年厂房闲置。工人走了一半，剩下的每月只开几天工。我这厂开了快30年了，也撑不了多久。唉，我早几年应该出国。”

当房地产市场陷入冰封，制造业也受到连锁反应的冲击。9月4日，深圳一家有13年历史的外贸工厂永生电器宣布关闭。
公司公告称，因经营困难，股东会于8月29日决议提前解散，并成立清算小组。公告指出，公司与员工的劳务关系即刻终止，工资将通过银行转账结算。此次关闭导致数百名员工失业。
一个月前，在微信与抖音上，不少网民反映工厂突然停产、老板失联。一名浙江网友说：“明天开始强制缴社保，老板干脆走人，报警也没用。”
另一人指出，这类事件常被定义为债务纠纷，警方不予立案，员工只能走法院程序。
北京学者宋涛（化名）指出，过去的繁荣本质上是“虚假的繁荣”。“中国靠制造业出口赚取外汇，但同时掠夺了劳动者的财富，用于基建、外援与军工发展，一部分资金最终流入权力者口袋。”
他说：“楼价暴跌、企业倒闭、餐馆关门，根源是百姓手里没钱了。9月1日施行的强制社保新规，更暴露出旧有经济模式的窘境。”

浙江嘉兴企业主冯先生说，仅过去一个多月，他就听闻当地数十家中小工厂倒闭，其中不少刚开业数年。“这次倒闭的大部分是资产两三千万的小企业，有的企业已拖欠员工工资几个月，老板根本无力缴社保。工人报警后被告知属民事纠纷，只能走法院程序。”
他补充说，如今许多工人宁可不要社保，只希望能按天结算工资以维持生活。在浙江温州与台州，也出现类似情况。台州温岭一家鞋帮加工厂工人透露，外地业主已离开，称“实在无力缴社保”。
该厂过去半年仅能发放七成工资，八月工资至今未付，引发工人恐慌。
温州一外贸工厂负责人白先生说，国际需求疲软导致订单缩减，“有的厂是订单减少，有的直接被社保成本压垮。”
他并提到，美方加征关税、取消小额包裹免税后，义乌货仓积压严重，“本月中，美国对中国船只也要增加收费，我们的成本更高啦，现在出口美国的钢铝制品和五金产品滞销。”

随着政策压力与外需下滑交织，制造业的低迷正在扩散。在广东，机械行业同样陷入困境。8月，多家机床企业关门。
业内人士形容：“设备滞销，只能按吨卖，厂房走廊堆满二手机床，无人问价。”
最近两周，东莞地产中介在视频网站推销大量被清空的厂房，绝大部分整栋出售，售价数百万至两千万元不等。这意味着曾经的“世界工厂”东莞繁华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按摩与夜总会复活。
台商黄先生说：“东莞工厂比十年前少了七成，工人也跑了，所以厂房空置。那些夜总会也没什么人去，最终也会关。”
惠州华讯电子公司8月31日宣布停产清算，成立27年的企业终止营运。另一家凯艺纸品公司8月初停业，约300名员工维权。
据员工透露，公司每月社保成本达50万元，而月盈利仅20万左右，“新规一上，彻底撑不住了。”
在江苏盐城的光伏工厂，员工刘强（化名）说：“去年三班倒，今年白班都排不满。”他指着空荡的车间说：“大家都怕下个被裁的就是自己。”
多家光伏企业为避开贸易壁垒，已将产线外迁印度或沙特。晶科能源高层坦言：“再不走，市场就没了。”

除制造业外，裁员潮亦蔓延至其他行业。东莞一家服装厂主说：“银行不敢放贷，风险太高。”
中部某省制造厂工人王强说：“工资常延迟，排单才上班，不排就停工。”北
京品牌市场经理陈慧敏表示：“预算砍半，年终奖取消，连宣传海报都要反复核算。”她坦言，公司士气已降至谷底。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第三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报告》，居民消费意愿指数降至86.5，企业家信心指数为101.2，双双低于疫情前水准。
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调查显示，倾向储蓄者比例创十年新高，居民存款一年增近10万亿元。
对此，上海家庭主妇刘颖说：“房贷八千、补习费三千，不敢乱花。疫情后更紧了。”家庭开支紧缩，正是宏观数据中“消费不振”的具体写照。

经济持续下行的背景下，青年失业问题正成为社会最敏感的裂口。官方数据长期“技术性消失”，民间却掀起一场看不见的风暴：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失去工作、放弃梦想、返乡或被迫“灵活就业”。对许多家庭而言，孩子失业意味着整个家庭失衡，比如父母的希望、债务与尊严一同被卷入不确定的未来。
“我投了三百多份简历，只有两家公司回信。”今年24岁的张楠（化名）毕业于山东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她告诉记者，自己实习经验丰富，原以为能进入银行或券商工作。然而，“我每天刷招聘平台，但企业不是‘冻聘’，就是开出的薪资低得离谱。”
她还说，“去年学长学姐几乎都去了互联网公司或外企，现在工作全没了，公司关闭了。”
当被问及对未来的打算时，张楠说：“现在这么难找工作，许多同学的父母想办法把子女送出国，哪怕去香港学习或工作。我真的感到绝望，我对未来没有打算，也没有希望。”

国家统计局自2024年7月17日起暂停公布16至24岁青年失业率，理由未作说明。
香港《经济日报》2024年8月22日“中国青年失业率或突破25%社科院内部评估数据曝光”的报导援引中国社科院经济研究所内部简报指出，截至2024年第二季度，实际青年失业率可能超过25%。
同时，教育部于2025年1月5日发布《2025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安排通知》，预测2025届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1,187万人，再创历史新高。

在微博与小红书上，“失业青年”“待业日记”等14个标签下，数十万名年轻人以文字与短片记录失业后的生活：有人摆摊、有人返乡，也有人干脆在家“躺平”。
张楠的父亲张建（化名）是青岛一名司机，对于女儿失业，他语气里有一丝不甘：“我们那代人觉得，只要孩子读书好，就能有出息。结果现在读了十几年书，回家卖饮料。”他说，女儿毕业后找不到工作，只能在亲戚开的小店帮忙，“每天收入不到100元（人民币，下同）。”
在小红书上，一位30岁的年轻网民说：“今年刚失业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想做。那天失眠到凌晨4点，随手点开朋友圈，看到前同事发了一张照片——他接手了我们几位同事的工作，配文是‘凌晨4点，继续奋战’。我没点赞，也不需要我点赞，只觉得窒息。”
抖音平台亦有网民留言写道，“今年的钱真的不好挣。家庭没背景，根本找不到工作。”河南郑州本科毕业生吴皓（化名）则成为“新农人”。他原本在上海一家公司做人事助理，去年公司裁员返乡后开始拍短影片、卖农产品。
“一开始挺新鲜，但做了几个月后根本不赚钱。”许多返乡青年也靠着短视频撑着，“每到夜晚，许多人在广场、公园里做直播，想赚点流量收入，但现在流量变现越来越难。”

从城市到家庭，失业的表现形式变得更加隐蔽。在许多城市，官方将失业称为“灵活就业”“慢就业”等另类表述。
记者在上海、杭州、成都等地的社交平台上看到大量求职帖，其中有人自称“自由顾问”“内容策划”“线上运营”，但实际月收入不足2,000元。
对此，一位北京网民在评论区留言写道：“每天在家接微单，一个月能赚两三千。朋友们都说我‘自由’，其实就是失业。”

大量年轻人找不到工作，他们自嘲“毕业即失业”。广州退休人士程先生告诉记者，周围不少邻居的孩子是本科或研究生，大部分成了外送员：“有的送外卖是为了有社保，有的为了不被家里人说啃老。”他苦笑说：“大家都说互联网让人有机会，其实我们只是换了个平台被管理。”
在这种新的劳动形态下，年轻人表面上有了“工作”，实际上却没有稳定收入与社会保障。正如一名学者所言：“灵活就业不是就业，而是漂浮的生活状态。”
北京人力资源顾问高艺祥（化名）表示，青年失业不仅是周期性现象，而是大量企业关停的结果，根本原因在于产业萎缩所致：“产业萎缩导致就业口径收窄，新增岗位远少于毕业生人数。许多企业削减人力成本，宁可用AI自动化，也不招新人，例如客服、内容审核这些岗位。”
他说，大学毕业生一年比一年多，前几年毕业的还没找到工作，新一届毕业生又涌向社会。找不到私企就去考公务员或国企：“现在每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就有几百万，哪有那么容易被录取。”
据报，2025年中共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拟招录3.97万人，但报名过审人数超过340万人，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86比1。

据《新京报》2025年1月《国考报名数据追踪》报导，中华职业教育社联络部“一级主任科员及以下”职位仅招录1人，却吸引16,702人报名。此外，北京与广东两地报名人数均超过25万，竞争最激烈的地区则为西藏，比例接近150比1。
2023年夏季，中国青年失业率一度攀升至创纪录的21%以上。此后，中共国家统计局暂停公布相关数据。直到同年年底，官方以“调整统计口径”为由重新发布，显示当年12月的青年失业率为14.9%。
北京经济学者邵峰（化名）分析：“制造业收缩、服务业低迷、民企融资困难，导致新岗位创造能力下降。年轻人进退两难：考公难，创业也难。”

他说，青年人就业问题其实反映的是信任危机，“他们不相信努力会有结果，这才是最危险的。”
在成都，50岁的刘阿姨说，她的儿子毕业于电子科大，学的是自动化，如今却在家帮亲戚打理水果批发生意。“他成绩一直很好，我们当年借钱送他去补课、考雅思。现在他说想出国读研，但我们真的没钱了。”她声音发抖地说：“孩子的梦想都变成风险。”
多位受访者表示，他们最害怕的不是孩子暂时失业，而是“没有方向”。来自山东胶州的张先生说：“我儿子整天在房间里打游戏，不肯出去。说外面也没什么用。看着他，我觉得我们那代人可能真的把希望押错地方了。”
上海复旦大学社会学者李新（化名）指出，中国青年失业的根本原因在于教育与产业结构脱钩。他表示：“教育体系大量输出文科与管理科专业人才，但市场需要的是技术工人与基层岗位。”
他认为，当局长期推崇高学历导向，使得青年劳动市场“头重脚轻”，而家长又投入大量资源在孩子身上，最后仍然失业，这对家庭是极大打击。
李新还表示，另一层危机在于心理层面：“这一代青年成长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对未来期望过高，如今面对现实经济断崖式下滑，产生强烈的无力感。这不是一时的情绪，而是整体社会心理的退潮。民众的焦虑情绪往往从家庭开始。”

记者访问到一位留学归来的理科硕士刘子涵。她曾在加拿大攻读材料工程，回国后投递了近百份简历，只收到一家新能源企业的面试通知。
她告诉记者，“我实在没信心再投了。我到一家新能源公司面谈，对方说因为指标被冻结，录用延期。”“早知道国内这样，就不回来了。我父母说国内机会多，其实是想我和他们在一起。我必须出国找工作，要自立。”
刘子涵的父亲是一位退休工程师，他坦言他骗了女儿。他对记者说：“我以为改革开放40年，社会已经稳了。疫情一过就让她回来，没想到孩子过得比我们还难。我同意她出国，走得越远越好。这社会太让人失望了。”

2025年9月10日，国务院办公厅颁布《青年就业促进行动方案》（国办发〔2025〕24号），宣称将提供200万个公共实习岗位与“灵活就业补贴”，并要求地方政府“优先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
然而，多地高校毕业生反映，所谓岗位多为临时性行政助理与基层宣传员，月薪仅2,000至3,000元，且无社保。
在广东、江苏、四川等地，社交平台上出现“假就业”“实习代替工作”等标签。
据《南方都市报》网站2025年9月报导，多数“实习岗”为三个月期合同，不计入正式劳动关系，网民戏称：“这不是就业，是消耗。”
如今张楠仍在找工作。她每天早晨打开手机投简历，下午去图书馆学习，晚上帮朋友的店里结账。
“我不想被说成躺平，但好像努力也没用。以前以为不工作是懒，现在知道是没地方可去。”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