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美国：克格勃的颠覆计划

寂静回声

本文刊自RealClearWire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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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zari Gelashvili曾任东欧国家格鲁吉亚议会议员（2008—2012年），并曾在格鲁吉亚国防部、国家安全部和内政部担任高级官员，主要负责应对俄罗斯和伊朗的情报活动。他经常在个人专题分析网站（EmzarGelashvili.substack.com）上发表地缘政治和国家安全分析文章。

2026年5月1日，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美国民众走上街头，高举德国的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年）、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年）、俄国的弗拉基米尔‧列宁（Vladimir Lenin，1870—1924年）、约瑟夫‧斯大林（Joseph Stalin，1878—1953年）和中国的毛泽东（Mao Zedong，1893—1976年）等国际共产主义巨头的画像。他们挥舞着印有锤子镰刀的红旗，并向孩子们分发《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1848年）。美国共产党（American Communist Party，简称ACP）成员举着“未来属于工人阶级”（The Future Belongs to the Working Class）的标语，公开呼吁革命。他们称抗议活动是为了争取工人权利。
就在同一周，纽约市首位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市长佐兰‧马姆达尼（Zohran Mamdani）——他曾多年称美国总统川普（特朗普）为法西斯分子（fascist）——派代表前往华盛顿特区，请求联邦政府提供财政援助。他如今执政的这座城市面临着数百亿美元的预算缺口。这座世界最大城市的财政体系正因他所倡导的政策而摇摇欲坠。

这一切都不是巧合，这一切都不是自然发生的，这一切亦都不是新鲜事。
我曾经是东欧国家格鲁吉亚的国家安全部（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简称MSS）的一名情报官员。1996年，我查阅了首都第比利斯（Tbilisi）幸存的克格勃（KGB，前苏联情报机构）行动档案——这些文件曾被俄罗斯特工试图在格鲁吉亚安全部队获取之前销毁。我在这些档案中看到的内容，与过去三十年来我在美国目睹的一切，并非两个独立的故事。它们是同一个故事，只是用两种不同的语言讲述而已。

1.蓝图：克格勃档案的真实内容
这些档案首先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项资源分配数据。苏联情报部门在境外投入的所有资金和人力中，只有不到10%到15%用于传统的间谍活动——招募线人、窃取军事蓝图，而在西方人的想像中，这些行动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余85%的资源则用于文件中所谓的“积极措施”（active measures）：从内部系统性地、耐心地、历经数代人的时间，逐步瓦解目标社会。
这并非一个次要项目，而是主要项目。而这个项目主要要瓦解的目标，也是消耗了85%资金中最大份额的目标，就是美国。
后来投奔西方情报机构的克格勃官员描述了该“积极措施”计划的四个连续阶段：沦丧道德（Demoralization）、动摇稳定（Destabilization）、制造危机（Crisis）和“恢复常态”（Normalization）等。目标领域被明确列出：宗教、教育、媒体、文化、执法、家庭结构、种族关系和劳工等。相关方法及预期结果均记载在行动规划文件中，而我在第比利斯独立查阅了这些文件——从另一个角度得出了与那些叛逃者相同的结论。

“沦丧道德”阶段，需耗时15至20年，即培养一代人的时间，同时针对六个领域展开。教育体系将被剥离数学、物理和语言课程等，取而代之的是培养社会怨愤的课程（social grievance curricula）和意识形态灌输（ideological conditioning）等。媒体将被垄断，并被引导去关注无关紧要的议题，直到公民再也无法分辨信息与噪音。家庭单位将被蓄意削弱。种族紧张关系将被人为放大——行动文件中明确描述了将种族问题武器化以制造分裂与仇恨的策略。执法机构将被系统性地贬损。宗教将被政治化，直至真正的信仰丧失社会权威。

随之而来的将是“动摇稳定”阶段，不是通过军队，而是通过目标社会自身的瓦解。“制造危机”将是这个过程短暂而激烈的顶点。而“恢复常态”阶段即建立新的政治秩序，将完成这个过程。
苏联已于1991年12月25日解体，但该计划并未终止。俄罗斯安全机构——联邦安全局（FSB）、对外情报局（SVR）和格鲁乌（GRU，即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总参谋部情报总局）等——继承了早已渗透到美国大学、媒体机构和公民社会中的运作模式、既有网络和意识形态基础设施等。他们没有重建，而是继续推进。

2.俄罗斯与中：两种方法，一个目标
要理解当今俄罗斯与中结盟的局面，就必须了解其起源：苏联不仅仅是俄罗斯的前身，它还是莫斯科和北京如今共同运作的全球颠覆机器的缔造者和主要指导者。
俄罗斯作为一个日渐衰落的大国，行动却异常迅速。其手段往往声势浩大、极具破坏性，并着眼于迅速制造社会极化：散布虚假信息、放大极端政治势力、干预选举，以及进行代理人战争等。俄罗斯的目标是立即制造混乱——沿着美国社会现有的裂痕撕裂它，加速其体制崩溃。

相比之下，中采取的策略更为缓慢、深入且更具耐心。中直接效仿克格勃（KGB）模式，于1950年代建立中共国家安全部（Ministry of State Security，简称MSS/国安部）——拥有苏联顾问、苏联训练手册和苏联组织结构等。其战略是古代智慧与革命颠覆的强有力结合：孙子（Sun Tzu，即孙武，约公元前544年—约公元前496年，中国古代军事家）加上列宁，就等于毛泽东的蓝图。孙子在2,500年前就提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意思就是用兵的上策是用计谋战胜敌人；其次是在外交上战胜敌人；再次是出兵打击敌人；下策是攻打城池。克格勃将此奉为圭臬，并将其传授给中伙伴。如今，中共国安部以比其教官更高的耐心、更精湛的经济手段和更强大的技术整合能力来执行这个战略。
即便在结果上来看，学生尚未完全胜过老师，但是在方法论上却已经超越了老师。俄罗斯的行动会立即引起轰动，而中的行动则会在数十年间悄无声息地、从结构上重塑共产主义的运营环境，并且背后还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雄厚资源支持。

3.在美国国内的推动因素：“克劳沃德-皮文策略”与1966年的一同启动
1966年春天——正值苏联推行积极措施部门按照其自身的运作时间表，有条不紊地培育西方学术机构之际——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两位教授发表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后来成为美国政治史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理查德‧克洛沃德（Richard Cloward）和弗朗西丝‧福克斯‧皮文（Frances Fox Piven）夫妇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Democratic Socialists of America，简称DSA）政治组织的成员，他们在总部位于纽约的《国家》（The Nation）杂志上发表了“穷人的重负：消除贫困的战略”（The Weight of the Poor: A Strategy to End Poverty，1966年）一文。这并非一项政策提案，而是正如美国作家大卫‧霍洛维茨（David Horowitz）后来所描述的那样，“一种通过精心策划的危机来迫使政治变革的战略”（即“克劳沃德-皮文策略”）。
他们的论点很明确：美国的福利体系导致数百万符合条件的受益人未能申领福利。透过一场大规模的登记动员，可以人为地使地方和州政府的福利机构不堪重负，从而引发财政危机，迫使联邦政府用有保障的年度收入来取代零散的救济金——这将是美国的经济秩序的一次结构性转型。他们并未将穷人视为值得拥有机会的个体，而是将其视为政治杠杆的工具。借由让福利机构人满为患，活动人士可以制造出“福利机构的官僚性瘫痪，以及地方和州政府的财政混乱”。
1966年至1975年间，纽约福利救济人数急剧上升。到1970年代中期，纽约市约有七分之一的居民依赖公共援助。1975年，纽约市破产。在佐兰‧马姆达尼当选市长之前，这项策略已经实施了五十年。
无论这种与苏联积极措施理论的趋同是经协调而来，抑或纯属巧合，在历史的同一个时刻，理论蓝图和国内推动因素都指向了相同的方向。克格勃（KGB）主张通过加剧社会危机来破坏财政稳定。克劳沃德和皮文则主张通过加剧福利依赖来引发财政动荡。最终的结果如出一辙。而其预期的受益者也是同一个：对美国政治生活的重新塑造。
2020年的“取消警察经费”（defund the police）运动和近年来有组织的移民大篷车（immigration caravan）运动，代表了同一破坏稳定机制的当代演变——全新的途径，相同的理论，一致的结果。

4.俄罗斯已被记录下的行动
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的颠覆活动已记录在美国的法庭档案、国会证词和联邦调查局（FBI）简报中——但是这些公开记录其实低估了其整体活动的范围，因为只有被发现的行动才会出现在公开文件中。
一名受克里姆林宫官员指使的俄罗斯公民，于2015年—2018年间渗透到美国全国步枪协会（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简称NRA）和共和党政治圈，在美国保守主义的体制内建立起代表俄罗斯利益的私人沟通渠道。她于2018年承认违反了美国《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简称FARA，1938年）。
2012年，联邦调查局（FBI）直接向一位国会议员进行简报：指出俄罗斯情报人员正试图拉拢他成为其影响力代理人。他最终未被起诉。这场简报本身就体现了美国政府对莫斯科渗透美国政治权力的评估，此事需要多么严肃的看待。
俄罗斯的信息战多年来一直在加剧美国社会的政治极化中，其目的并非说服美国人接受任何特定观点，而是让他们相信任何观点都不可信，体制腐败不堪，国家团结不过是个神话。这样做的目的并非要说服美国人，而是要耗尽他们的精力。

5.中渗透有据可查
如果说俄罗斯的行动声势浩大、速度惊人，那么中势力的行动则悄无声息、影响深远。已记录在案的案例仅仅代表了公开证实的部分——这只是一个规模庞大计划中可见的一小部分。
孙雯（Linda Sun）从纽约亚裔美国人事务办公室（Asian American Affairs，简称AAA）主任一路晋升为两任纽约州州长的副幕僚长（Deputy Chief of Staff）。2024年9月，美国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简称DOJ）以涉嫌充当中的秘密代理人、洗钱和签证欺诈等罪名起诉她。这份长达64页的起诉书指控她阻止台湾外交代表团参加政府活动，起草有利于北京的州长官方公告，并与中代表分享美国政府内部文件。她和她的丈夫收受回扣，用于购买价值360万美元的豪宅、法拉利（Ferrari）跑车和奢侈品等。（详情参见：纽约东区联邦地区法院案件编号：1:24-cr-00346）

2013年，时任联邦参议院情报委员会（Senat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简称SIC）主席的黛安‧范斯坦（Dianne Feinstein）参议员获悉，她的私人司机——一位为她工作了近20年的男子——被认定为中情报人员。这名私人司机通过旧金山总领事馆向中国家安全部（MSS）汇报工作，而这件事情持续了整整20年。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的私司机竟然是中共情报人员，想一想就令人后脊发凉。

埃里克‧斯沃韦尔（Eric Swalwell）曾在联邦众议院情报委员会（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简称HIC）任职多年。他一直警告美国民众警惕外国干预选举。2020年，有报导称，一名代表中国家安全部行事的中国公民方芳（Christine Fang）渗透到他2014年的国会竞选活动中，协助组织筹款，并在2011年—2015年间在其国会办公室安插了一名工作人员。联邦调查局（FBI）于2015年向斯沃韦尔通报了此事。中的这项行动，已经不劳北京方面再额外做任何的事了：2026年，斯沃韦尔因性侵指控而退出加州州长竞选，并宣布他将彻底离开国会。

2026年3月，一名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学生在美国国会作证称，联邦调查局（FBI）告知她，她正受到中特工在校园内的监视。中情报部门目前正在对美国大学校园内的异议学生进行人身监视——其公开程度之高，以至于联邦调查局都知情，而且这种监视仍在继续。
孔子学院（Confucius Institute）遍布美国一百多所大学校园，系统性地为渗透提供进入学术机构的途径。“千人计划”（Thousand Talents Program）招募美国研究人员——其中许多人拥有美国政府安全许可——向中方机构转移技术，而且往往不对外公开。这些并非边缘行动（fringe operation），而是克格勃理论的系统性实践，并由其学生——中进行调整和完善，以适应21世纪的需求。

6.“无上限”伙伴关系：中俄一致的议程
2022年2月，就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的前几天，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习宣布建立“无上限”（no limits）、“无禁区”（no forbidden zones）的双边伙伴关系。无论他们对美国机构施加的平行压力是明确的行动协调，还是两个大国同时追求相一致的议程，其累积效应都是一致的：从各个方向、在所有层级上，对美国制度施加持续且不断累积的压力。
当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消耗了美国的外交资源并削弱了其军工产能时，中便能更自由地行动。当中国的经济影响力限制了美国的政策选择时，俄罗斯则受益于美国战略关注度的降低。这两个大国无需在每项行动上都保持同步，它们只需同时推进各自的目标——而它们也确实在这样做。

7.结果：从纸上蓝图到政治现实
苏联克格勃的计划要求放大种族矛盾，以制造分裂和仇恨。让我们审视过去十五年来美国的种族话语——不是将其视为一个正在被解决的问题，而是将其视为一道被永久敞开、由制度资助和政治放大的伤口——并思考其结果是否符合克格勃的设想。
该蓝图呼吁诋毁执法和安全机构。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称边境执法“不人道”（inhumane）。联邦众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Alexandria Ocasio-Cortez，AOC）更呼吁废除美国移民及海关执法局（ICE）。拜登政府在2021年至2024年间，允许超过800万未经审查的移民越过南部边境入境——“克劳沃德-皮文机制”预期，这种人口流动将成为财政和制度失稳的肇因。奥巴马政府将福利依赖程度扩大到历史最高水平，该蓝图早就预见了这些结果。
桑德斯、AOC和马姆达尼的政策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全民医保、开放边境、削减执法部门经费等——在此并非被评估为外国势力干预的证据。它们被提出，是作为一种衡量指标：衡量“沦丧道德”阶段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塑造出了一个政治阶层——其直觉反应与一项早在数十年前、当时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甚至都还没出生时就已在莫斯科文件中记载的计划惊人地吻合。

然后是2026年的纽约市，佐兰‧马姆达尼——五十年前克劳沃德和皮文曾抨击的那座城市所选出的首位公开的马克思主义者市长——执掌着一个面临数百亿美元预算缺口的市政当局。他向他称之为法西斯分子的川普总统寻求联邦财政援助。1975年，在克劳沃德-皮文策略的打击下，纽约市破产。如今，在这个城市首位马克思主义者市长的领导下，纽约市再次濒临财政危机。这个策略一直以来都“成效斐然”。

8.逃离社会主义制度者的见证
谷歌（Google）联合创始人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出生于莫斯科（Moscow），在列宁格勒（Leningrad）长大。他的家族逃离苏联，正是为了逃离社会主义，逃离它的监视、对个人主动性的压制以及对国家权力的绝对服从。他们来到美国，是因为这里与他们离开的地方截然相反。
近年来，布林公开批评加州州长加文‧纽森（Gavin Newsom）的经济政策，他迁居到内华达州，还将大量商业活动迁出加州，并正式登记为共和党人——离开了他认为已与其家族当初来到美国时所珍视的价值不再相容的民主党。他的担忧很直接：他家族曾经逃离的那套体制，如今在他们来到的这个国家里再次浮现。
这并非情报分析师的评估，而是一位从内部亲身经历过社会主义运作机制的人的判断——他亲眼目睹了社会主义那套机制如何作用于自己家人身上——当他在新的环境中看到相同的模式开始出现时，他能立刻辨识出来。
这位出生于苏联的谷歌联合创始人，正式退出了以民主社会主义为竞选纲领的政党——因为他从切身经历中明白，这些词语在实际运作中意味着什么。

9.证据已经清晰
在芝加哥举着斯大林和毛泽东画像游行的人们并非外国特工。他们并未接受莫斯科或北京的行动指令。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真诚的美国人，出于他们内心深处的信念而行动——这些信念是在教育机构、媒体环境和政治框架的影响下形成的，而这些政治框架又在过去几十年中，受到我在第比利斯查阅的档案中所记录的“积极措施”计划的影响。
这正是该方法论的关键所在。最有效的颠覆行动，其目标永远不会意识到自己已成为对方的目标。克格勃叛逃者在描述“沦丧道德”阶段的完成时，他们明确指出：一旦这个过程完成，那些道德已被沦丧的人就无法再被证据所影响。他们的认知框架——他们处理现实的机制——已经被改变。这种感染已成为宿主的一部分。

当然，俄罗斯和中共都不是无所不能的。俄罗斯是一个日渐衰落的石油国家，其在乌克兰的军事失败暴露了其严重的结构性缺陷。中面临着巨大的经济逆风和严峻的人口危机，两国都不是不可战胜的。
但是针对美国机构的协同施压模式——无论是在克格勃档案中、法庭记录中、国会听证会、美国城市的财政崩溃，还是2026年五一劳动节芝加哥街头等均有记录——是真实存在的、复杂多变的，并且仍在持续。它不需要游行者知道是谁制定了蓝图，它只需要那份蓝图持续运作即可。

1966年，克劳沃德和皮文在一家全国性杂志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发表了他们的战略。1990年代，叛逃的克格勃成员向西方情报机构提供了详细的汇报，描述了“积极措施”计划及其预期结果。1996年，我在格鲁吉亚第比利斯一个部分被烧毁的档案馆里发现了相关行动文件，证实了叛逃者的说法。这些证据并没有被隐瞒，而是几十年来一直是公开的。
对于美国而言，决定性的问题不再是该蓝图是否存在，而是美国能否在其最后阶段完成之前，认识到这个蓝图已经造成的恶果，并展现出必要的战略清晰度、制度韧性和国家团结精神，以确保我们国家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