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美国：左派的自以为进步

寂静回声

孙立平教授可以视为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
孙教授自称中间偏右，但我认为还是具有左派乌托邦的底色，这样影响了孙教授对川普的客观理性评价。孙教授对川普的全面负面评价应该开始于川普对俄乌战争的言论，所引用的也基本上是进步自由主义派甚至是激进进步主义的文章。感觉国内自由派知识分子对川普的不满基本都来自川普对俄乌战争的态度。这也正常，毕竟，俄乌战争冲击的是二战以后最深入人心的国际规则。
以孙教授为代表的对川普的这种系统性的“不理解”，或许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体智识的局限，而恰恰暴露了其背后共享的、占主导地位的“左派主义”思想范式，在遭遇异质性政治现实时的盲区与无力。这种“流毒”之深广，不在于其理念好坏，而在于它已内化为一种无意识的认知滤镜，过滤掉了那些无法被其理论所编码的真实世界。
左派主义范式的核心预设，构成了其理解川普的第一重障碍。该范式通常隐含着几个坚不可摧的前提：历史是线性进步的，指向更理性、更平等、更全球化的必然未来；政治的核心驱动力是经济利益与理性计算；非理性的、基于身份与情感的政治动员是落后且可被“启蒙”的；任何“开倒车”的现象都只是历史前进中的短暂逆流。

在这一框架下，川普的崛起被自然地解读为一场“意外”、一场“民粹的癫狂”、或是被操纵的“虚假意识”，其支持者则被简化为“全球化受害者”或“种族主义余孽”。这种解释看似深刻，实则是一种“病理化”处理——将无法理解的事物定义为“病态”，从而回避了对其内在逻辑与真实诉求的严肃探讨。它无法回答：为何这套被认为“病态”的话语，能产生如此持久而强大的政治能量？
更深层的障碍，在于左派主义对“人民”概念的抽象化与其现实构成的撕裂。左派主义话语中的“人民”，往往是一个道德化的、同质化的整体，是“沉默的大多数”、“进步的推动者”或“需要被代表的受害者”。然而，川普所调动起来的，恰恰是一个具体的、异质的、情感复杂的“人民”截面。他们中有感到被全球化抛离的工人，有恐惧文化传统被颠覆的中产，有厌倦政治正确的普通民众，也有对建制派彻底失望的群体。他们的诉求混杂了经济、文化、身份与尊严，无法被单一的“左或右”或“阶级分析”模型所切割。
左派主义的叙事习惯于为他们“代言”，定义什么是他们“真正的利益”，而川普（无论其初衷如何）的直接性话语，在感觉上绕过了这种“代言”，形成了某种直接的、尽管可能是粗糙的回应。当进步主义精英忙于论证这些民众“不该”这样想时，便已失去了理解他们的可能。

这种不理解，最终揭示了左派主义“流毒”最核心的一点：对自身价值优越性的绝对自信，导致了对“解释权”的垄断，并关闭了学习的可能。它将自身置于历史的“正确”一边，将不同意见视为需要被教育或清除的“错误”。这种心态导致其分析常常沦为一种“立场展示”而非“真相探究”。面对川普现象，首要反应是道德谴责和价值划界，而非好奇地追问：“这究竟反映了什么样未被倾听的社会真实？美国（乃至西方）社会机体的哪些深层裂痕被暴露了出来？”
理解不等于认同，但拒绝理解则必然导致误判。当一整套思想体系习惯于将异己思维视为“病毒”或“流毒”时，它自身也便失去了免疫和进化的能力，只能在自我重复的预言中，不断惊讶于现实的“失控”。

因此，孙教授们对川普的“不理解”，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案例，它标志着一套曾所向披靡的解释系统，在新时代复杂症候前的局部失灵。这尖锐地提示：任何思想，一旦固化为不容置疑的意识形态滤镜，便会丧失对鲜活世界的感知力。川普与其说是一个原因，不如说是一个结果，一面镜子，照出了被主流叙事长期忽视的社会沟壑与情感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