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四十年之证券教父阚治东

寂静回声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证券市场刚刚起步。
但那却是一个英雄辈出的年代，是一个缔造传奇的年代。
在早期的证券业，万国证券掌门人管金生、申银证券掌门人阚治东、君安证券掌门人张国庆被称为“中国三大证券教父”。
在那个年代，他们曾经驰骋江湖，所向披靡。然而，伴随着管金生折戟“327”事件、阚治东兵败违规操作、张国庆梦断MBO，三大证券教父的时代宣告结束。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却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故事。
管金生、阚治东和张国庆，他们分别代表万国证券、申银证券和君安证券的辉煌与沉沦。
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辱，更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缩影。

阚治东的职业生涯充满了传奇色彩，他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历程可以分为几个鲜明的阶段，每个阶段都见证了中国金融市场的变迁与发展。
作为早期参与者和拓荒者，阚治东见证了中国证券行业的历史，作为原申银证券总裁，与尉文渊（上交所第一任总经理）、管金生（曾任万国证券总裁）并称为上海滩证券业“三大猛人”。
资本市场起步是从上海开始的，一开始叫证券市场，起步都是基层一些银行自发的搞金融改革，做一些创新的产物。
1984年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分公司，率先发行了“小飞乐”也就是飞乐音响的股票。
工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开始尝试通过旗下信托公司，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发展证券业务。
1986年开办了我国第一个证券业务部，静安证券业务部。
1986年9月，静安证券业务部开业第一天，代理卖出小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公司发行的股票1000多股。

1952年生于上海的阚治东，初中毕业后背着家里报名去了北大荒。
作为一名在北大荒插队近九年的知青，阚治东1979年返城归沪后考进中国人民银行。
1987年，阚治东作为全国青年联合会第五届研修生被派往日本进行为期一年的证券研修。
当时他在日本的一家名叫“蓝泽证券”的公司实习，当年它在日本证券公司中的排名大概在第十六七名，中等证券的好处是可以到各个部门去，不像大的证券公司可能只待在一个部门。
在研修阶段，他去了公司的股票部、债券部、电脑部、财会部、研究部……之后还去了下面的分公司，比如大阪分公司、富士分公司、野田分公司、清水分公司等，每个分公司待一星期。
从日本结束研修回国后，本来安排阚治东去工行宝山区办事处担任副主任，但是当时上海分行的行长毛应梁听到后说：“不行，行里发展证券业务正需要这方面的干部。”于是担任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证券和投资业务。
尽管知名度很高，但公司证券业务实际很“弱小”。当年信托公司一年利润有5000万，但证券业务一年的收入却只有120万，要是算上人工、房租等，实际是亏损的。
国债业务，当年是公司的大头。上海滩上曾经有一个颇有名气的人，叫杨百万。他自己也说过，因为当年大家对国库券还缺乏了解，信息也不灵通，城市之间的国库券价格存在差价，安徽100元面值的国库券只卖70元，到上海却可以卖到90多元，甚至100多元。于是他便从当地国库券经营机构买入国库券，再背回上海卖给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和虹口业务部。

1988年，发生了很多事。
由上海信托等10家股东筹资3500万元，管金生任副董事长、总经理、总裁，成立万国证券；
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抢先为自己注册了上海第一家证券公司，申银证券公司，但是没有开展业务。

1989年左右，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成立了工商银行证券信息网络，这个网络主要的用途是沟通国债行情，每个地方每周都向上海汇报当地国库券的买卖价格，由上海方面汇总后发放给各成员单位，各地据此自寻对象成交。
当时万国证券认为，发行承销股票应该是由专业的证券公司承担，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作为信托公司不应该做这个业务。尽管工商银行也在争辩，说信托公司就是金融的百货公司，什么都能经营，但渐渐也意识到，不成立专业的证券公司是不行的了。

于是工商银行向人民银行写了很多材料，申请成立证券公司。
当时，后来当时的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的龚浩成行长跟工行上海分行行长毛应梁说：“老毛，你把我们的申银证券公司拿过去不就行了？”
就把人民银行申银证券这块牌子拿过来，把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下面三个证券业务部，再加上信托公司的业务二部这一套机构拉出去，完成了最初的申银证券公司的架构。
1990年申银证券挂牌的当年，利润是2500万。

1991年就突破了一个亿，是信托公司的两倍。
1992年申银证券完成了改制和增资工作，成为全国第一家股份制证券公司。
刚开始的时候，人家曾经比喻过几家证券公司，说申银像40多岁的人，太稳健了。什么原因呢？因为申银来自于银行，银行实际上讲究提账提笔提算盘，讲究互相牵制监督，讲究总账分布账要合一，所以给人“稳健”的印象，所以说申银证券就像40多岁的人，太稳健了。
至于另外两家，万国证券像年轻小伙子，冲劲十足；海通又太老了，一点活力都没有。比喻归比喻，大家其实各有各的优势。

1995年，“3.27国债期货事件”爆发，万国证券亏损惨重，但申银证券却安然无恙。
次年，申银与万国合并，阚治东出任合并后公司的总裁。
阚治东：因为327国债事件，万国证券出现了大幅度的亏损。就在当天晚上，当时的工商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沈若雷就给我来电话，说市里要求今天工行紧急给万国证券临时贷款6个亿，以防止万国证券出现挤兑风潮。
我们早年和万国证券公司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沈行长对此有顾虑，问我说贷不贷，我说必须要贷，因为万国证券信用危机影响的不仅仅是万国，而是整个证券行业，一旦万国出现挤兑，就可能挤兑申银、挤兑海通。所以我们当年6个亿资金进去，暂时帮助万国证券度过了危机。但毕竟这个是临时贷款，不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
万国证券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破产。第二个方案是重组。在管金生去职之后，万国证券由朱恒和高国富代管。他们都想对万国证券进行重组。当年申银证券是属于工商银行，万国证券大股东是上海信托投资公司后来叫国投，浦发银行有证券业务部，还有上海财政下面有一个财政证券。最初的方案叫做“万、国、发、财”，就是把万国证券和这几家合并。但这几家都不同意，浦发银行说自己要成立专业证券公司，财政证券说我们只做国债，上海信托投资公司说我们当年已经投了万国。
后来，我就把高国富约过来聊，我们两家合并行不行？市里领导很支持，马上同意了。我说这个事情还要工商银行总行那边同意。当时的工行总行张肖行长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很意外，第一感觉可能是市里给我们压的任务。我当面跟张肖行长说，这是我主动提出要求这样做的。万国尽管今天的财务上有点困难，但是底子是不错的。
首先从机构角度说，申银当年大概有50个以上的机构，万国也有50个以上机构，一合并我们就有100多个分支机构，在国内绝对是第一。当年想要成立一个机构，审批是很复杂的，合并以后我一下子多了一倍的机构。当年我们大概有1500以上的员工，万国也有1500人左右。一合并我的员工队伍充实了，否则我每年都要招人。万国很多员工我都很熟悉，我知道他们的个人能力是非常强的。张行长一听，说好，我支持。
从北京回来后，我们再向上海市政府领导汇报，市领导马上就成立了临时党组、合并班子，也请了会计事务所对双方进行核资。万国证券最后核算的净资产是6.6亿元。当然，当时分管这一工作的上海市某领导也和我说得很明白，这个净资产的水分比较大。我也理解，如果不把净资产做到6.6亿元，对万国的股东来说账面上造成损失，他们是难以接受的。当然我们申银当年的净资产远远大于这个数字，我们也不计较，也折成6.6亿股，所以我们申银万国合并总股本股数是13.2亿股。申银还有一些盈利，就用新股东向申银老股东负债的方式解决。
所以我说没问题，水分大一点没事。所以我们的合并工作进展非常顺利。马上双方召开董事会，召开股东大会，报人民银行总行批准。现在媒体报道说，申银万国是在1996年7月份正式合并的。实际上我们真正合并是在1996年1月1号，按我的要求，新的会计年度合并办公、合并报表，在南京东路99号，原来申银证券的总部，我们就全部在那办公了。
这当中我看到了政府的作用，上海政府确实是全力以赴，如果没有政府的作用，我有天大的本事也做不到这次合并。

在这一时期，阚治东和他的团队创造了许多中国证券市场的“第一”：
主承销第一只A股和第一只B股，发行第一张金融债券和第一张企业短期融资券，设立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参与发起设立上海证券交易所，率先开办境外证券业务，编制了国内第一个股票指数和全国第一份股票年报等。
这些成就不仅巩固了申银万国在证券市场上的领先地位，也为阚治东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认可。
然而，阚治东的职业生涯并非一帆风顺。
1997年，由于涉及一场席卷多家证券公司和银行的陆家嘴事件，阚治东被迫离开了申银万国证券。
当时国务院秘书局一位副局长给阚治东捎过一位领导人的话：“我知道这件事与阚治东没多大关系，但是也只能这样了。”

离开后，他在香港新鸿基集团和深圳发展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了一段时间。
1999年，阚治东应深圳市政府的邀请，前往深圳，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领域创业投资。
他领导的深圳创业投资公司迅速崭露头角，成为中国本土创业投资的领军企业。
很快将深创投的注册资本由7亿元扩大到16亿元，扩大了公司的抗风险能力。
另外一方面，没有让深创投账面上的资金闲置，2000年全年收入达1.2亿元，利润高达9158万元。
此后两年，更是不断翻番。深创投安然渡过了中国创投业第一个寒冷的冬天。
总结深圳创新投资公司成功之路，阚治东认为有两条经验最值得肯定：全国布局和资本扩张。彼时，在向深圳市主要领导汇报工作时，阚治东问李子彬：“我们的公司能否投资外省市的项目？”其潜台词是，当时很多地方政府主导的创业投资公司都有一条规定：只能投本省市的项目。
李子彬不假思索地回答：“能赚钱的项目为什么不投？”
当时最成功的投资案例是潍柴动力，2150万元的投资账面收益，相当于赚了个注册资本为16亿元的深创投。这些投资项目为深圳创新投资公司的股东们带来了巨大的投资效益。
实践证明，当年的决定颇有远见，深圳创新投资公司正是由于面向全国拓展业务而获得很多投资者的支持，使投资资本得以放大，最终成为全国性的创业投资公司。
阚治东在深创投工作的三年，亦曾让他获评“中国风险投资第一人”。、

2002年6月，阚治东服从组织安排，出任南方证券总裁。当时的南方证券正处于困境之中，亟需一位有能力的领导者来带领公司走出泥潭。
阚治东的到来，给南方证券带来了新的希望。他怀揣着拯救南方证券的梦想，开始了在南方证券的工作。
然而，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往往超乎想象。阚治东很快发现，南方证券的问题远比他预想的复杂。
一方面，他并没有得到深圳市政府在资金、政策等方面的支持；
另一方面，公司内部矛盾重重，各种利益关系错综复杂，阚治东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和挑战。
在南方证券的日子里，阚治东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试图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来扭转公司的困境。
然而，种种因素使得他的努力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阚治东多次向政府提出辞职申请，表达了他对现状的不满和无奈。
终于在2003年12月8日，他得到了深圳市委组织部的批准，离开了这个令他心力交瘁的位置离职后不久，阚治东便遇到了新的麻烦。
2006年3月2日，深圳市公安局以涉嫌操纵哈飞股票价格罪名逮捕了他。
进上海看守所时，上海经侦总队的人对看守说：“关照点，人家过去可是申银万国的老总。”
这句话值得玩味。阚治东已离开申银万国多年，但上海人仍然怀念中国早期股市遍地黄金的日子。
转移至深圳看守所后，阚治东遇到原大鹏证券总裁徐卫国、原南方证券董事长刘波等狱友。
他进一步了解到，这里还关过孙田志、李振伟等一批南方证券的骨干。
“如果把管金生、张国庆（原君安证券创始人）、陈浩武（原湖北证券创始人）等人也关在这里，那么几乎可以开一次中国证券业的开创者大会了。”

在看守所度过了21天后，阚治东获准取保候审。
当年证监会的领导，明确阚治东与南方证券事件无关，与南方证券的破产清算无关，专门派了一个人带着负责南方证券专案组组长和深圳证监局局长，和深圳市主要领导对话，最终才作出的撤案。
2007年4月30日，阚治东的案件才得以撤销，他重获自由。
尽管经历了如此多的波折，阚治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
自2003年年底离开南方证券后，他很快在朋友们的支持下选择重返创业投资行业。
2005年8月，他在深圳成立了东方现代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尽管初始注册资本仅有3000万元，但这并没有阻止他们前进的步伐。
东方现代创业投资管理公司成立初衷，是管理其他投资人的投资资金。当团队挑选出几个项目并上了东方现代投资决策会议上时，几位股东高度认可，大家一商量，认为既然项目这么好，还募什么资啊？干脆自己投吧！资本不够？股东同比例借款。
于是，这个投资管理公司实际上并没有管理任何投资基金，而是作为投资主体进行投资。公司相继在新能源、生物制药等领域投了四五个项目，投资规模超过3000万元部分，全部由股东借款解决，投资管理公司变成了投资公司。
投资管理公司干成了投资公司，继续投资势必要增资扩股。可在增资扩股上股东和管理层意见非常不一致，前面已投的有些项目经济效益已经呈现，特别是投的新能源项目，成长速度超过预期，如果公司增资扩股势必采用溢价方法，可溢价比例怎么确定？溢价少了，原有股东不可能接受，当时有位股东坦言：“老阚，即使有人同意溢价60倍进入，我也不会同意。”但真要溢价倍数这么高，当年没有几个投资者会接受。
没法子，第一家投资管理公司只干了不到两年，就作为一个投资基金被封闭管理了，这也是此后阚治东再成立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原因。
随后，他们在深圳成立了东方汇富创业投资管理公司，并以此为核心进行全面的布局和发展。
2007年，东方汇富成立伊始，从事天使投资、VC、PE业务，管理基金总额约10亿元。
2017年，成立十年的东方汇富已经与各级政府及国内外机构设立了多只私募基金，涵盖天使、VC、PE、并购等多项业务范围，管理基金规模超过600亿元。

多年后，澎湃新闻：327国债事件市场有很多的传闻和版本，你作为亲历者，可以谈谈当时的具体情形吗？
阚治东：有一种观点说，如果当时尉文渊不取消交易所那十几分钟的交易，不做无效处理，那万国就是大赢家。这个观点本身就是错误的。那天不是国债交易的结算日，那天如果是结算日，可能就像原油宝事件中，原油结算日的价格是-37美金，这个价格是允许的。但我们“327国债”事件那一天不是结算日，你今天达到这么低了，但明天国债加息的消息发布以后，还是会恢复到原先的价格，甚至比原先更厉害的价格。所以这个观点是本身就错误的。
其实海通证券在另一起国债交易里面也亏了好多钱，当时的海通证券总裁汤仁荣还被大股东交通银行以渎职罪提出要求查处。当时负责的上海检察院二分院检查长倪蓉非常认真，把我们这批搞金融的情况拉去搞市场调研。后来我们坚决反对，因为这本身一个高风险的行业，挣了钱你说没问题，亏了就要追究，那么谁愿意干呢？最后汤仁荣逃过了这一劫。

海通和万国在国债期货上都出过问题，申银怎么会没出问题呢？出事的当天，我去了香港，当天晚上回到深圳才知道这个事情。我马上赶回上海，了解了整个事件的过程。
万国会闯这么大的祸，说明财务系统是有问题的。申银证券每项业务开展，首先编制会计核算办法。证券业早年会计核算办法都是我们编的。申银下面各个分公司、各个部门的营运资本，都是由集团直接拨给他们的。每个证券业务部的营运资本最多就500万，平方面积不能超过多少，员工不能超过多少，不能超过多少，早年我们都是规定很细的。所以他们就算赌急眼，他也动用不了我库里的钱，就算是我赌气要动用资金，还要财务副总、系统通过，不可能整个公司都跟着我赌急眼。
所以说，万国肯定是有财务设计上有漏洞。后来我到南方证券去也发现这个问题，他们系统是上下串在一起的。327事件期间，我们总体来说平安无事，实际上我知道我们下面也有给我闯祸的，我们有一个业务部经理，也亏了3000万，但整体来说我是打平的。

如今，阚治东已从东方汇富退去，站在其子阚家鸣身后（奇成投资），继续投资之路。

《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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