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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人计和甜蜜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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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前天 19:47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泰晤士报”、经济时报及WION电视台等媒体报道,产业内部人士透露,中国与俄罗斯的特工,正对美国发动“性战争(sex warfare)”,而他们的重点目标,是硅谷专业人士;通过派出美女间谍,通过美人计窃取高科技资讯。
帕米尔顾问公司(Pamir Consulting)情报总监James Mulvenon表示,他是近期遭外国女间谍锁定的众多男性之一,该公司专门为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提供风险评估服务。
Mulvenon说,“我最近收到大量来自年轻漂亮中国女性的LinkedIn好友邀请,手法非常老练。这种情况最近明显变多。”
他还提到,上周在维吉尼亚(Virginia)举办的一场关于中国投资风险的商业研讨会,出现两名貌美的中国女子,她们试图进入会场。
“我们没有让她们进去,”他说,“但她们掌握所有活动资讯与细节。”他补充,“这确实是一种现象。老实说,真的很诡异。”

Mulvenon已在美国从事情报与间谍活动研究长达30年,他指出这种“美人计”,是美国“真实的弱点”,“因为根据法律与文化,我们不采用这样的策略。这让他们在‘性战争’方面,拥有非对称优势。”
根据五位接受“泰晤士报”访问的反情报专家所说,“性战争”只是外国势力渗透美国科技界的众多手段之一。
消息来源指出,中国不仅在美国本土举办新创比赛以窃取敏感商业计划,甚至企图破坏美国的科技公司。
今年2月,美国众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警告,中国共产党在过去四年,于美国境内至少发动60起间谍行动。然而,一名前反情报官员担心,这“只是冰山一角”。
中俄两国不再仅依靠受训特工,而是动员一般民众,包括投资人、加密货币分析师、商人与学者,来锁定美方对象,使间谍活动更难被察觉。
一位美国高级反情报官员表示,“我们不再追捕躲在德国烟雾弥漫旅馆里的克格勃(KGB)特工了。敌对国家—特别是中国,正在以‘全社会动员’方式,渗透我们的科技与西方人才体系的每一个角落。”

一名前美国反情报官员(现协助硅谷创业者撤出外国投资)透露,他近期调查一起涉及一名“美丽的”俄罗斯女子的案例。该女子曾在一家航太公司工作,并与一位美国同事结婚。该官员发现,她20多岁时曾就读模特学院,之后进入一所“俄罗斯软实力学校”受训,之后消失十年,最近在美国重新出现,摇身一变成为“加密货币专家”。
“但她并没有一直待在加密货币圈”,这位前官员说,“她正试图进入军事—太空创新领域的核心圈。而她的丈夫对此完全一无所知。”
他补充,“出现在目标身边、与目标结婚、生小孩,并以此展开一场长达一生的情报收集行动。这听起来令人极度不安,但这种情况其实非常普遍。要是我想曝光这一切,我可以写一本书。”
根据“美国知识产权窃盗委员会”(Commission on the Theft of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的估计,商业机密遭窃,每年让美国纳税人损失高达6000亿美元,其中中国被认定是主要来源。

辉达创办人黄仁勋辞去执行长及董事职务,财务长Colette Kress暂代首席执行官。黄仁勋传出与中国籍女商人黄乐(Alice Huang)发生婚外情,黄乐被美国媒体指为中国间谍,引发国安疑虑。
“洛杉矶时报”今天刊出专题报导,标题为“‘他们会用尽各种方法’:中国在加州持续扩张的间谍网络”,访问多名情报专家及前执法人员,分析过去半世纪以来,中国情报机关在加州的渗透手法,涵盖层面遍布军方、科技、政治等各个领域。
曾主管情报工作的洛杉矶警察局前助理局长Horace Frank指出,中国情报机关深知人性弱点,包括性、金钱、虚荣心及野心,都可能成为取得情报的工具。
曾在加州主导多起反情报调查的前联邦调查局(FBI)探员James Gaylord指出,有些中国间谍利用性吸引力或恋爱关系取得敏感资讯。
他经常以一段话提醒加州科技企业主管,提防主动接近的年轻女性。
Gaylord说:“如果你是个50岁、开始秃头的亿万富翁,突然有个25岁的女人觉得你非常幽默,是世界上最有趣的人,那吸引她的不是你,而是你能接触到的东西。”
Gaylord表示,与俄罗斯的情报搜集方式不同,中国采取“散弹枪式”的广泛情报搜集策略,以a thousand grains of sand形容这种模式。

a thousand grains of sand比喻源自冷战时期的美国情报界,当年FBI官员形容,如果沙粒比作是情报,苏联会深夜派出潜艇,由少数情报员登上海滩,一次带走好几桶沙;中国则派出1000名游客,每人带走一粒沙,透过大量人员分散搜集,逐步累积情报。
Gaylord指出,中国情报人员渗透加州的私人企业、政府机关,透过社群媒体接近史丹佛大学等顶尖研究机构的学生,也试图与科技企业执行长建立关系,以掌握美国人工智能政策的第一手资讯。
加州大学圣地牙哥分校21世纪中国研究中心主任Victor Shih指出,中国除了动用受过专业训练的国家安全部情报人员,也依靠大量一般民众,协助取得科技资讯、发挥政治影响力以及骚扰异议人士。
乔治城大学安全与新兴技术中心分析师William Hannas指出,中国取得海外技术的计划可追溯至1950年代,早期锁定军事技术与零组件,后来扩及制造流程、先进商业技术以及孕育新技术的基础科学。
Hannas表示,中国取得技术的手法也逐渐扩大,从传统间谍活动与技术采购,延伸到网络行动、学术合作、人才招募、海外投资以及系统性地利用公开研究成果。目标从早期的取得个别产品,后来转向掌握自行创新的能力。

日本新闻网(NNN)昨天报导,一名自称曾替大陆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士Eric近日受访谈这起新闻事件。
记者询问Eric,当初是如何成为间谍的?Eric表示:“我过去曾加入一个以推动中国民主化为目标的组织,但有一天遭到秘密警察逮捕,受到威胁,迫于无奈才成为间谍。”他的任务是从组织领导人身上套取情报,并监视组织活动。
Eric声称他直到2023年为止,被迫从事间谍工作超过10年。后来他逃往海外,目前住在澳洲。
他曾向当地公共广播机构及国际调查记者联盟(ICIJ)揭露自己曾替大陆从事间谍活动。

记者询问Eric:“你认为黄乐有可能是间谍吗?”
他回答:“光凭目前公开的资讯,我无法做出判断,但她也有可能与中共国家安全部有所关联。”
他表示间谍接近目标的手法是,“先成为朋友,让对方敞开心房”。
至于大陆间谍通常会使用什么手法接近目标人物?Eric透露:“为了拉近与目标人物的距离,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成为朋友。”
他进一步表示:“透过看似平常的闲聊,让对方敞开心房。”
他也曾与多名同伙讨论,如何撰写寄给目标人物的电子邮件内容。至于利用美色接近目标的“美人计”,Eric认为,过程也大致相同。
他说:“首先要成为朋友,接着就能进入下一个阶段,例如:发展成情人关系。”

Eric指出,大陆间谍也常选择已经与目标人物关系密切的人,设法将对方吸收为间谍。他解释:“培养间谍,再将他们安插进特定组织,借此接近目标人物,整个过程非常复杂,也需要花费很多时间,成本与风险都很高。”“因此,更多时候会直接吸收与目标人物关系密切的人。”
记者追问:“这种情况下,当事人是不是很难拒绝?”Eric回答:“通常是这样。中国秘密警察的权力非常大,如果拒绝,可能遭到报复,甚至被关进监狱。”
这起丑闻迫使一名传奇企业家辞职,背后可能有什么目的?曾在日本防卫省及公安调查厅调查间谍活动的专家吉永健二指出,黄仁勋与川普总统关系非常密切。他表示:“锁定黄仁勋执行长,不只能取得AI与半导体领域的情报,还可能同时掌握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及对中政策。”
吉永认为,这类间谍行动的一大目的,可能是进一步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背后很可能有负责指挥黄乐的中国家安全部间谍主管,也就是所谓间谍操控者(handler)。”
至于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及司法部,究竟会揭露多少这场情报战的内幕,吉永认为,后续发展也将受到政治因素影响。

1989年11月9日,柏林围墙倒塌后,美国驻东德大使馆才发现,馆里一位美国秘书出了大事。她交了一个东德男朋友,对方透过这段感情,从她那里套走了使馆的情报。
“她是明知故犯,把机密资讯给了他。她这样做的原因,是以为他爱她。但他并没有。”
当年派驻东德的美国外交官庞韬文(Thomas Lee Boam) 说。这位秘书后来入狱服刑,如今已经出狱。
这种手法在情报界有个专有名词:“甜蜜陷阱”(honey trap),中文叫“美人计”。
庞韬文教授在美国外交部门服务二十五六年,先后派驻西德、东德、加拿大、香港和北京。
2000年至2004年,他在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担任商务公使衔参赞,负责处理中美之间的所有贸易事务,现在是犹他大学商学院教授。

黄仁勋辞职前一天,庞韬文以书面回复补充了对黄仁勋辞职的看法。
谈起美人计,庞韬文教授先从外交官的一条规定说起。他说,驻华期间,美国外交人员不得与中国公民建立长期关系。
“我可以和使馆的员工交谈,但如果我和使馆以外的人有任何私人关系,都必须报告。因为他们很可能是间谍。”他说。
他半开玩笑地描述这条规定:使馆里单身的人很多,也想约会。“你可以约会一次,甚至可以有一夜情,但你不能约会十次,不能谈恋爱。如果对方跟美国人约会,很可能是被指派的。”
他解释美人计的做法:对方政府会派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人,男女都有,看目标是谁,去跟对方建立恋爱关系。“
这太常见了,常见到这种方式有了专属名称叫甜蜜陷阱。”
他说,东德那位秘书的遭遇,正说明了美人计为什么有效:“这些人是外国政府指派的,任务就是赢得目标的信任,再从他们身上套取机密。当目标爱上了他们,就会开始说:好吧,我太爱你了,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做。这招很管用。”
所以,外交官跟当地人的任何关系都值得怀疑,不只是恋爱。“任何时候有人来找你、想和你做朋友,你都得问问为什么。”

被监视,是庞韬文在北京的生活常态。问他当外交官时是否被跟踪过,他的回答只有一个词:“一直都是。”
令人意外的是,他说那种感觉是“安全”。“我们知道国安人员一直跟着我们,其他人也知道。这意味着没人敢对我们图谋不轨,没有抢劫犯,什么都没有。”
他的住处被装了窃听器,网路和电子邮件也一直受到监控。他甚至学会了利用这一点。有时监控邮件的人太多,网速被拖得很慢,他就坐在电脑前对太太说:“这些家伙又在网上了,慢到我都没法联络。”话说完,网速就恢复了。
有些批评的话,他不能当面对中官员说,就在家里对着麦克风说。“我们知道他们在听,所以我会透过在家里的聊天,向政府官员传递讯息。任何不该讨论的事,我们就不讨论。”
他说,美方也一样会跟踪中驻美外交官。“间谍对间谍。我们知道他们在做,他们也知道我们在做,你就只能与之共存,然后做出相应的调整。”
监控也延伸到使馆内部,庞韬文在北京时,办公室有大约100名中国籍员工,全部由中共国家安全部门指派,美方不能自行聘用。
“国安部门会抽走他们30%的工资。所以他们很清楚自己在为谁工作,这点毫无疑问。”这些员工也必须向国安部门汇报他们的所见所闻。

美人计是为了获得情报的一种方式,庞韬文感受最深的,是中国人熟悉的“关系”。
他说,每次和中国商界人士接触,对方都会说:“我们想请你吃午饭。”“无一例外,都是为了签证。”
对方希望透过一顿饭建立关系,让他帮忙疏通去美国的签证。
最后他干脆立了规矩:不参加“签证午餐”。“如果有人要请我吃午饭,我必须知道议程是什么。如果是为了签证,我不会去。我不是签证官,签证官也不听我的。”
他观察到,中官员往往同时活在两个世界里。
“有中国政府官员来找我说:我们不会被资本主义霸权吓倒。下一句他就转过头来问:你能帮我儿子申请美国的大学吗?”
他还记得,中政府一位排名第二的高层领导,曾开心地跟他说,带孙女去麦当劳吃汉堡有多高兴。
庞韬文说,他在担任代理大使期间,中外交部几乎每天都把他叫去交涉。有时是因为美国报纸称台湾是独立国家,他们要求美方“不该允许”这样的事情。他的回答每次都一样:美国有新闻集会自由,政府不压制言论。
“然后,部长会转向我说:家里人都好吗?你们打算去哪里度假?何不来我家吃顿晚饭?”
他说,整个交涉过程纯粹是走个形式,“跟真实的情况毫无关系”。

作为商务外交官,他和中国普通人打交道,几乎都是在“抱怨他们对美国合作伙伴的不良行为”。
“产品盗版、伪造、违反合约、对合作伙伴撒谎、偷他们的钱,腐败。你能想到的都有。我花了80%的时间在处理这些事。”
他说,离开中国时,他桌上还压着约90亿美元的贸易纠纷,都是在中国惹上麻烦、要他帮忙解围的美国公司。因为与华盛顿有12小时时差,他常在凌晨3点接到电话,对方开口却是“午安”。

黄仁勋辞职后,庞韬文从商学院教授的角度认为,这次辞职“也许跟婚外情没有直接关系,但肯定有间接关系”。
“执行长常常因为‘失去信任’而被撤换,这也会是对外公布的理由。”他解释,失去信任的意思是,董事会认为不能再信任这位执行长能为公司创造价值。
“这次的情况,董事会可能认为,负面新闻让执行长显得无能。即使这可能只是外界的观感,不需要证明执行长真的做了什么。”

他特别指出法律和商业的不同标准:
“在我们的法律制度里,人在被证明有罪之前都是无罪的。但这是法律标准,不适用于经营企业。董事会完全有权先假定执行长有罪,直到他证明自己清白为止。”
他也强调,目前并没有证据证明这是一段与间谍的关系,对方只是“涉嫌”间谍。“在法庭上,这不够。但在商场上,如果你想摆脱负面新闻,这就是十足的证据。”
这番话解释了许多人的疑问:为什么调查还没有结果,黄仁勋就已经辞职。英伟达董事会在风波初期曾表达对黄仁勋的信心,但不到一周就宣布他辞职,并首次设立董事长一职,由新思科技(Synopsys)前执行长琼斯(Harvey C. Jones)担任。

不过,换掉执行长能平息舆论,却不一定能了结责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Scott Bessent)11月13日接受CNBC访问时表示,外界迷在黄仁勋的私人问题上,真正该追问的是:英伟达是否了解自己的客户,有没有认真防止芯片外流,还是在把芯片卖给“显然是过桥用的壳公司”。他说,公司里任何牵涉其中的人都应该被追责。
据报导,黄乐曾任高管的Megaspeed两年内经手超过40亿美元的英伟达芯片,被怀疑协助中国企业绕过美国出口管制。贝森特说,财政部、国防部、国务院和贸易代表署几个月来都主张把Megaspeed列入黑名单。Megaspeed否认走私芯片。
彭博社也报导,英伟达法务总顾问Tim Teter曾在2025年夏末,致电商务部主管出口管制的次长,询问美方是否参与了新加坡扣留黄乐一事。英伟达表示,Teter当时并不知道黄仁勋的婚外情,公司与官员联系属于例行做法。贝森特则认为,Teter“可能应该做更多监督”。

对于贝森特的质疑,庞韬文教授以亲身经验回应:问题在于大多数美国公司根本没有去查。
“大多数公司都没有设法弄清楚事情是否正常。那些来找我、遇到麻烦的(美国)公司,都没有做足调查。他们连最基本的事都没做,比如去确认对方给的地址上,是不是真的有一家公司。”
他说,不止一次,他应企业要求前往对方提供的地址查看,“结果那里什么都没有。在我看来这是最基本的,如果你要跟人做生意,至少要确认对方有个营业地址。”
二十多年后,类似的情况再次出现。《纽约时报》11月7日报导,美国商务部批准经手英伟达H200芯片的中国公司中,至少有两家在登记地址找不到任何人。

回顾驻华年代,庞韬文教授形容那份工作“充满挑战、引人入胜,也很累人”,但他不会拿它换任何东西。对他来说,被监视、被拉拢、被设局都不稀奇,关键在于时时记得对方在做什么。
外交官有规定、有报告制度,仍然会有人中招。像黄仁勋这样掌管全球最关键芯片技术的企业领袖,是否也该有类似的规范,是这次事件留下的问题。
对于这一切,庞韬文教授的态度很坦然。他说自己只是在陈述亲身经历的历史,不知道美国政府今天怎么看。但他当年学到的功课,从未过时:任何人主动来跟你做朋友,都得先问一句为什么?

针对黄仁勋事件,11月16日,美国国务院前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余茂春在X平台发文表示,撇开婚外情丑闻不谈,多年来,黄仁勋针对中国及人工智能(AI)问题上,提出了六个令人深感忧虑的论点。在他看来,这六种说法都应该受到直截了当的反驳:
1、中国正在赢得AI竞赛?如果真是如此,为何中国企业如此迫切需要英伟达的芯片?为什么包括Kimi和阿里巴巴模型在内的中国AI开发商,总是不断滥用Claude和OpenAI等美国AI系统,北京对美国技术的渴求,恰恰暴露了黄先生危言耸听论调背后的弱点。
2、出口管制不起作用?那为什么当美国收紧限制时,中国AI企业就面临先进芯片短缺、成本上升及算力瓶颈?出口管制不必完全阻止中国AI发展,就能重创其发展势头。延缓北京的技术进步,本身就是一项战略胜利。
3、向中国出售芯片有助于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荒谬!英伟达想要的是市场份额,北京想要的则是军事和技术霸权。美国为何要向中国提供工具,帮助解放军挑战美军实力,并强化中共的监控帝国?
4、限制中国研究人员是不爱国的表现?胡说八道!对有确凿证据显示与中军方或情报机构存在联系的研究人员进行审查,是负责任的反间谍措施,而不是种族歧视,黄先生不该把国家安全警惕与种族偏见混为一谈。
5、英伟达的利润就代表美国的利益?根本不是!黄在为市场准入游说,英伟达追求的是营收。两者都没有资格定义美国的战略利益。国家安全不是企业的销售指标。
6. 做对华鹰派是“耻辱徽章”?简直荒谬。从什么时候起,捍卫美国技术优势变得可耻?真正的耻辱,是在游说扩大北京获取先进美国技术的同时,贬低那些捍卫它的人。

点评
所以老黄是被仙人跳了,还是主动入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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