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5岁科学家周光地：联大物理系,战争中盛放的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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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光地（口述）

《环球人物》记者  赵晓兰（采访整理）



我出生于1920年底，家在四川成都。父亲是银行家，从小我的家境比较富裕，生活稳定，上学也是按着规矩来。我的高中是在重庆南开中学读的，毕业后考上了西南联大，父亲陪着我从重庆坐飞机来到了昆明。

小时候我喜欢看星星、看月亮，觉得天空浩瀚无垠，充满遐想空间，一直想学天文。中学时因为碰到了一个好的物理老师，大学就报考了物理系。西南联大的物理系，可以说大师云集，星光熠熠。回忆起来，从1939年入学到1943年毕业，4年的联大时光，奠定了我后来的工作和研究方向。



人才济济的物理系

我印象中，联大分成了几部分，一部分在昆明城的西北角，主要是理科和文科的院系。还有一部分在东南角，原来是大户人家住的房子，给联大借用。

入学头两年，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飞机从东边过来，一放警报，我们就往北面山坡上跑，出了城门是一条铁路，再跑一两个山坡就没事了。昆明本来地势就高，飞机不能飞得太高，所以，我们看着他们扔炸弹，也不怎么害怕。1941年，美国的“飞虎队”进驻云南，昆明的轰炸才渐渐少了。

回忆起来，那时候确实有些苦。在学校里吃的是红米，住的房子多是草棚、木架建成的。宿舍里分上下铺，上面4人，下面4人，一屋子总共5串，一共40个铺位。但实际住的大概30个人，因为要留出一些空间放东西。各个院系是混住的，大家交流起来非常方便，而且都很乐观，没有什么颓丧之气。

联大理学院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质5个系，我们物理系在当时可算是一个大系，那一届总共有26个人，毕业20个人，比其他4个系加起来的总人数都多。师资力量特别强，叶企孙、吴有训、饶毓泰、周培源、吴大猷、王竹溪、张文裕、赵忠尧等，个个都是大名鼎鼎的学者。

像叶企孙先生，曾经做过清华理学院院长，是中国近代物理学的开创者，一大批著名物理学家都是他的学生。还有像吴有训，在美国留学时，曾协助他的老师康普顿教授进行光量子的研究，康普顿获得了诺贝尔奖，有人说获奖的应该是他们两个人。还有像吴大猷，1983年当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我毕业论文的指导老师郑华炽教授，是邓稼先的姐夫，后来接饶毓泰的班当了物理系的主任。

学生中也有不少响当当的名字，比如被称为联大物理系四杰的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和朱光亚。他们都很聪明，脑子反应特别快，一些艰深的理论，都能说出个所以然来。联大物理系的学生，成为了国内很多领域的开拓者，像“两弹一星”的元勋邓稼先、朱光亚、郭永怀、钱三强等。我们班毕业的20个人中，有13个在北京发展，不过现在有10个人都已经过世啦。
校长就是为教授抬板凳的

在联大，我们物理系的学生，不仅要上物理专业课，像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微积分等也要学，还要学国文、中国通史、英文等，而且这些都是必修课，占的学分很高，要是不及格就麻烦了。我对人文的课不感兴趣，但也只能硬着头皮学，回想起来才觉得这些都是很有用的。体育课也是必修，我记得有个同学什么都好，但体育不及格就坏了，本来比我高一届，结果和我们一块儿毕的业。

说到这样的课程设置，就不得不提起校长梅贻琦。联大的常务委员由3位校长组成，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的梅贻琦和南开的张伯苓。实际上主持校务的是梅贻琦。梅贻琦很少说话，每次在学校遇上他，我们都恭恭敬敬地躲开，也不和他打招呼。

人们称他Gentleman of few words，“寡言君子”。他一直强调“通识教育”，反对“只重专才，不重通才”。他这个校长当得是很好的，没有什么官本位的思想，他曾讲过一句著名的话“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意思是一个大学有没有大楼不重要，有没有大师才重要，他经常说，“校长就是为教授抬板凳的”。

物理系专业课，我听得比较多的像周培源先生讲的力学。他讲的力学偏重数学，用数学方法解决力学问题。周先生用英文讲课，他的课没有教科书，参考的材料都是他自己写好了印出来的。他讲课非常流利，思维跳跃性极强。听这门课我很吃力，像听天书一样，最后放弃了考试。但教材和笔记我都还保存着，捐给了北大图书馆。

讲光学的饶毓泰先生，每次上课都像背书一样。我们在下面坐着，他在讲台上从左边走到右边，从右边走到左边，一面说一面走。还有王竹溪先生讲热力学，能把艰深的物理定律讲得很通透。

尽管受客观条件所限，我们还是有一些实验课。清华大学物理系曾在抗战之前，将一批设备从越南拐个弯，经滇越铁路运至昆明，利用这些设备，我们进行了一些电磁学实验、光学实验、无线电实验等。

在日本飞机空袭昆明期间，有些实验室每次做完实验，就把贵重仪器放进半埋在地下的大汽油桶中，到下次做实验的时候再取出来。有的实验室则将仪器疏散到位于大普吉村的清华无线电研究所，需要时再从乡下取过来。在艰难的战争环境中，物理系的研究始终没有中断。
在茶馆讨论问题

联大学生还积极地“走出去”，深入大自然考察。1941年夏，化学系的曾昭抡教授带队出去考察， 我也报名参加了。这个“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川康科学考察团”，经费完全靠自筹，曾昭抡是团长，团员有10个人，来自化学、物理、地理、地质、生物、社会、经济等系。

我们从昆明步行出发，带了一个水银气压计，经过云南、四川、西藏的很多少数民族区域。我拿了个小棍子，总是走在前面。曾昭抡不太说话，在后面和两三个化学系的学生在一起。一路上走了很多山地，都特别荒凉。碰上少数民族，我们就用带的盐巴去交换些吃的。后来曾昭抡先生写了《大凉山彝区考察记》，记述了那几个月的考察情况。

回忆联大那几年的生活，很自由，没人管你，但谁也不捣乱。图书馆总是挤得满满的，图书是开架式的，学生可以自由进出。当时的学习风气非常好，同学之间经常一起探讨问题。最有名的是杨振宁、黄昆、张守廉这物理系“三剑客”，经常一起上课，去图书馆占位子，大声地辩论，在整个联大都是一景。

我也经常和五六个同学一起喝茶。喝茶不光是闲聊，很多学问是在茶馆悟出来的。同学之间的讨论，有时候比起老师的讲授，更加能够促使一个人独立思考。喝茶的那条街其实不怎么样，好多马车夫赶着马和驴子运货经过，在此停宿过夜，街上永远带着浓厚的臭味。但我们聊得高兴，不以为意。茶馆的伙计也不错，你要坐着，他就不时地给你添茶，不管多久也不会撵你走。

当时昆明可以玩的地方蛮多的。那个时候打仗，好多东西都是从印度、缅甸，经昆明运进来的。“飞虎队”来了之后，美军的一些机构也设在昆明，满街都是美国兵，一些外国娱乐也跟着他们进来了，比如书和唱片，卖得很便宜，我当时也买过，像外国的古典音乐唱片。

回忆起来，当时的日子过得蛮好的。有书读，有课上，早晨起来，在大门口就可以买到烧饼、油条和豆浆。西南联大的建校虽是迫于形势的权宜之计，就像校歌里，最后三个字“还燕碣”，说的是把日本人赶跑了，我们就回去。但我们都安心地在这里读书、生活。因为谁也不知道，战争到底什么时候结束。
日本宣布投降、抗战结束的那一刻，我已经从联大毕业，工作两年了，正要准备去英国工作和留学。人活了一辈子，回忆起这些事来，那真是人生若梦啊。想想我的人生，还挺顺的，有些事情看不惯，但现在回过头来想想都还好。一辈子该做的事情都做了，没有什么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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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凯深规定，读大学不打仗，想这些家伙以后还有用，哈哈，打完仗了，熊不走，老常请熊走，熊说，雕走阿拉就走，常找雕说，雕说，我走了就不再来，你衡量自己行不行，常说行，雕把熊带走了，

49年，常请渡江之际炸船，雕当然拒绝，说，你智商实在是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