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伯特·杰·诺克(Albert Jay Nock)不是这种反战、反国家主义的右派领袖;他喜欢引用杰斐逊的话达到这样的效果:如果不能和政党一起上天堂,他宁愿不去那里。但诺克在好几个方面是个人主义者的领袖和最善于表达的宣传家。在1935年他就出版了一本书《我们的敌人:国家》,这是对传统右派非正式观点的全面阐述。此前十年,他一直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政治周刊之一《自由人》的编辑,该杂志虽然在发行量上小于《国家》和《新共和》,但比其中任何一个都更受尊重。 诺克这种人被20世纪看作多余人,但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个性。诺克的书更多是他思想发展的概要而不是通常的回忆录。它虽然在世界观上是悲观的,但对萌芽中的保守派来说,却是巨大的鼓舞:他们不需要屈服于集体主义、无休止的战争、和庸俗。奥威尔的《1984》五年后才出版,但是在内容上,诺克的《回忆录》已经向保守派显示他们能够对所有形式的老大哥说不。
该书是维沃企图解释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方道德失败的尝试。他认定腐败的源头在于人们抛弃了普遍性的信仰,维沃把其发展过程追溯到14世纪。因为提出这样的观点,维沃有时候成为没有读过《思想的后果》的人嘲笑的对象。他们说他是怪人,把西方文明的所谓衰落归咎于唯名论哲学家奥康的威廉(William of Ockham)。
甚至到了1950年代中期的时候,最保守的共和党人,包括共和党先生本身,俄亥俄州参议员塔夫特(Robert A. Taft)仍然喜欢被称为“自由派”。“自由派”这个词正在发生变化,在政治学中重新被定义从表明一种对小政府的承诺到偏爱大政府,但是这个词仍然保留了足够的标记,政客们不愿意抛弃它。相反,“保守派”最开始使用时具有贬义,是大企业的马屁精的绰号。1951年因为出版《耶鲁的上帝与人》而一举成名,在1955年创办《国民评论》的小威廉·伯克利仍然自称“个人主义者”。最大的保守主义青年组织是“院际个人主义者协会”(后来更名为“院际研究院”)。
柯克书的副标题“从伯克到桑塔耶那(Santayana)(后来在修订版中改为从伯克到艾略特)显示了作者雄心壮志的范围。在人们想当然地认为美国根本上是自由主义国家,是启蒙和革命的产物的时代,柯克认为存在一个持久的、或许多样性的保守主义思想传统,从英国政治家埃德蒙·伯克经过美国革命、宪法、联邦主义者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和杰斐逊式罗阿诺克的约翰·伦道夫(John Randolph of Roanoke),经过约翰·卡尔霍恩(John C. Calhoun)、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一直到20世纪思想家如欧文·巴比特(Irving Babbitt)、保罗·埃尔默·穆尔(Paul Elmer Moore)、艾略特(T.S. Eliot)。而且,柯克还认为这个保守主义非常接近柯勒律治、迪斯累利和乔治·吉辛(George Gissing)的英国保守主义。
《保守主义思想》简直就是里程碑式的著作,在超过500页的篇幅里谈到了常常不知名的人物,本书不像人们想象的那么容易懂。但是它很吸引人,尤其是对那些肯花时间欣赏美妙文笔的读者来说。柯克的书是当今传统主义保守主义的痛苦根源(fons et origo),虽然它几乎根本没有提到保守主义名称在今天党派政治中的变化。在柯克看来,保守主义首先是对意识形态的否定,是捍卫稳定和有机组织的社会。改革政府的计划在柯克想象中的秩序中很少有什么地位,但是如果不了解柯克,政治保守主义肯定失败,有魅力的领袖(或不那么有魅力的)领袖和保证让中央集权没有痛苦的政策诀窍肯定会对它感到入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