尺蠖效应（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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尺蠖这种“弓腰虫”是一种无脊椎动物，行动时一屈一伸像个拱桥。当尺蠖向左移动时，先是右边缩短而后左边伸长；当尺蠖向右移动时，先是左边缩短而后右边伸长。尺蠖效应就是说，尺蠖无论是缩短，还是伸长，都只朝着一个方向（伸长的方向）行进。
比如秦晖在《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关于“大小政府”的中西传统比较问题》写道：王安石搞不成“福利国家”，正如司马光搞不成“自由市场”。这样的“王马循环”可以说是一种“尺蠖”效应：那尺蠖一会儿收缩，一会儿放直，可是无论收与放都只朝着一个方向——有利于权势者而坑了百姓的方向。正像俗语所说：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而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缩中走向危机的末路。

秦晖在《忽左忽右的俄罗斯农村改革》中如是说道：在特权利益驱动下，1861年后的俄罗斯变革进程一直有我称之为“尺蠖效应”的特点，即一忽儿“自由化”，一忽儿又束缚化，但不管自由还是束缚都是为了权贵而折腾农民。

又如秦晖在《美国的病因，中国的良药 破除两种尺蠖效应互动（上）》中如是言道：在某种情况下，统治者可能既用“左”手膨胀自己的权力，又用“右”手推卸自己的责任。或“左”或“右”都偏向统治者，就像一伸一缩都朝着一个方向的“尺蠖”。所以我谓之尺蠖效应。

秦晖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低人权优势》提到，中国的这种发展模式也在其内部形成“尺蠖效应”：“左派”得势则自由受损而福利未必增加，“右派”得势则福利丧失而自由未必增进。“左”时政府扩权却不可问责，“右”时政府卸责却不愿限权。左起来就侵犯平民私产而公共财富却未必得到保障，右起来公共资产严重流失而平民私产却未必受保护。一边“新国有化”一边又“权贵私有化”。左时“公权”侵夺个人领域却无心公共服务，右时放弃公共产品却不保护个人权利。政策趋左则压缩个人自由却并不开放公共参与，趋右则抑制民主参与却同时限制自由竞争。“左派”建不起福利国家，“右派”搞不成公平市场。正如孙立平所言：无论向左还是向右，得利的都是同一些强势者，而吃亏的也是同一些弱势者。用老百姓的话说就是“一个萝卜两头切，左右都是他得”。这样就使社会矛盾在一放一收的尺蠖式进程中日益发展和积累，而不能像宪政民主体制中那样，以左派争福利、右派争自由的“天平效应”来维护社会平衡。
秦晖又在《中国能否走出“尺蠖效应”的怪圈？》中写道：

因此真正的问题不在于“左”还是“右”，而在于是“尺蠖效应”中的左右呢，还是“天平效应”中的左右？

回想北宋后期，当时也有一场“主流”与“非主流”之争：王安石主张国家统制，似乎是郎先生今天自称的“大政府主义”者，而司马光主张自由放任，好像有点“新自由主义”吧？两“党”也是你上我下，轮流得宠了好几个回合。可是双方都不是受权于民，而且弄权无制约，尽管理论上好像双方都很高尚：王安石说是要“摧制兼并，均济贫乏”，似乎颇有“社会主义”的味道。而司马光主张“国家不与民争利”，似乎很有“自由主义”丰采。不幸的是实行下来，王党的“国家统制”严厉地束缚了“阡陌闾巷之贱人”的经济发展，而马党的“自由放任”则使“官品形势之家”得以放手聚敛。王得势则朝廷禁网遍地，民无所措其手足，马得势则贪官污吏横行，民无所逃其削刻。国家的“自由放任”只能放出无数土皇帝与土围子，却放不出一个中产阶级，而国家的经济统制也只会“与民争利”，却统不出个社会保障。王安石搞不成“福利国家”，正如司马光搞不成“自由市场”，而这两种政策轮番上场到后来都加剧了王朝的治理危机，北宋也就在“尺蠖”的一放一缩中走向危机，最终在危机中灭亡。

在这种情况下，你让我选择做王党？马党？骑墙党？得了吧我谁也不选。因为我是人，又不是尺蠖。
所以我奉劝今天的“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纯从理论上讲，你们的争论如同“左”与“右”、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的争论那样永远不会有个终结的。但是你们应当想想：你们是“天平”的两头呢，还是“尺蠖”的两端？让我们先设法走出“尺蠖”的轨迹，再继续争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