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监管改革直接削弱了地方

寂静回声

金融监管机构改革后形成“一行一局一会”的格局，既央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以下简称金管局）和证监会，金管局“统一负责除证券业之外的金融业监管”，也就是说中央政府上收了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权。
在此之前，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权曾经一度得到扩大。
地方政府一直设有金融办公室，大概是在五六年前陆续升格为地方金融管理局，一部分职能与银保监会有重合，而且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商业保理公司、地方资产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直接归地方政府监管。
此次机构改革后全部金融监管权都归属中央政府，“建立以中央金融管理部门地方派出机构为主的地方金融监管体制”。


为了配合这个转变，证监会由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升格为国务院直属机构，以银保监会为基础组建的金管局也是国务院直属机构。一行一局一会的全部工作人员使用行政编制，纳入国家公务员管理，执行公务员工资标准。
三部门地位有所提升，工作人员编制有保障，但是实际收入可能要降低。证监会和银保监会作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高于公务员。二十年前，财政部的处长月薪不到两千元，证监会的处长月薪就有六七千元了。
人民银行及其管理的外汇局一直想搞“行员制”，甚至将其写入了《人民银行法》的修改稿，目的就是摆脱公务员工资标准的限制，自己另起炉灶，现在看来这一步是行不通了。


三家金融监管机构的地方派出机构将得到扩充，“统筹优化中央金融管理部门派出机构设置和力量配备”。
其中人民银行的分支机构扩张力度最大。目前人民银行分支机构的格局是朱镕基操盘设计的，模仿了美联储的机构设置。当时的改革是取消省级分行，在全国设置九家大区分行，比如沈阳分行负责东北三省的业务。
此次改革正好相反，取消大区分行，恢复省级分行，人民银行的省级分支机构迅速扩充。金管局和证监会的分支机构也将得到加强，中央国家机关编制按照百分之五的比例缩减，收回的编制“用于加强重点领域和重要工作”，显然金融监管机构至少是“重点领域”之一。
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把戏，美其名曰“精简”。需要说明的是，这三家金融监管机构对其派出机构实行垂直统一管理，派出机构的人财物和业务都直接由总部领导，与地方政府没有关系。


这次金融监管机构调整，取消了地方政府的金融监管权，而且加强了对地方金融的监管，从总体上来说是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现实针对的是地方债务危机。
这次改革，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延缓债务危机爆发的时间，但是这个作用十分有限，而且不解决根本问题。
这个道理很简单，短期内防止债务危机爆发，需要的是真金白银；长期来看偿还债务本息，需要地方政府开源节流。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矛盾是个无法调和的问题，原因在于权责不一致，而且权力没有监督，责任无法落实。
地方政府在这个博弈中表面上处于劣势，毕竟中央集权，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很小，重大项目的立项和财政预算都依赖中央政府。但是这个劣势是在正常状态下，如果出现地方债务暴雷等紧急状态，地方政府实际是处于优势地位，最后中央政府必须来擦屁股。财政部长就地方债务问题称，中央不救助，谁家孩子谁抱走，只是嘴上说说而已，实际不可能做到的。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是无限连带责任，因为都是“党的领导”。如果地方政府躺平或者局面无法控制，所有的问题就落在中央政府的头上了。地方官员也都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大肆举债搞政绩工程同时充盈自己的腰包。
独山县是贵州的国家级贫困县，县委书记违规融资四百多亿元搞形像工程，可见一斑。体制外的善良人很难想像为什么这些官员胆子这么大，很多年前有一段相声，捧哏的说你贷这么多钱，我担心你还不上啊，逗哏的说不用担心，我就没打算还，其实这就是地方官员的真实心态。
中央政府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因为中央政府自知理亏，不能断了地方政府的生路，而且也管不了地方官员一窝蜂瞎决策的官僚风气，更何况还有巨大的贪腐利益驱动。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地方政府的债务危机，以及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矛盾都是由来已久错综复杂的问题，机构改革肯定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而且加剧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对立。
当年苏共解体的驱动力之一，就是各个加盟共和国谋求独立，而把这些加盟共和国捆绑在一起的就是苏共，那么摆脱苏共就成了这些加盟共和国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