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子上就已经烂透了

寂静回声

洛克菲勒国际集团董事长Ruchir Sharma在《金融时报》上撰文指出中国经济已经从根子上腐烂。
“中国经济中已经烂掉，但不要指望华尔街的分析师们会告诉你这一切，”Sharma说，他特别列出了中国经济脆弱的几个例证。
比如说，华尔街认定国内生产总值（GDP）每增长5%，公司营收就会增加8%，但是实际情况是，今年第一季度公司营收只增长1.5%。
Sharma指出，实际上公司营收在中国28个行业中有20个都低于GDP的成长；
由摩根斯坦利国际资本公司（MSCI）编制的跟踪中国概念股票表现的MSCI中国指数从今年一月的峰值回落了15%。
作为消费需求重要标志的中国进口则在今年四月下跌8%，而且信贷增长上个月只达到预期的一半。此外，年轻人的失业率已经达到20%，而且仍然在攀升。
“这些事实指向腐烂的源头，”《雅虎金融》引述Sharma的话说。
Sharma解释说，自从2008年起，中国政府就是通过拼命借钱投资来推动经济增长的，特别是在房地产行业。
但是现在中国的债务偿付已经占到可支配收入的三分之一，超额储蓄（在疫情期间的额外储蓄）在中国仅相当于GDP的3%，远低于美国的10%，而且由于人口萎缩，中国的成长潜力其实只有政府5%经济成长目标的一半。
“一个依赖刺激和借贷的增长模式总是难以持续的，而现在已经后继无力了，”Sharma说。
Sharma指出，曾经是中国经济成长火车头的房地产行业现在已经蜕变成一场房地产危机。难以应对的债务重压已经蔓延到整个经济各个角落，对工业领域的冲击快过对消费者相关公司的冲击。
但是尽管如此，西方观察家们持续在为中国经济复苏高唱赞歌，而Sharma认为这对急欲投资的投资者而言害处极大。
“（人们）在喋喋不休地谈论繁荣的时候，投资者过去四个月里在中国就损失了几千亿美元，”Sharma说。
“还有，2023年全球成长可能要低于预期，因为人们估计，中国经济的反弹将会弥补美国美国经济的下滑。
但这个反弹可能不会出现了。现在是时候在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之前揭开这一假象了。


彭博社在5月25日发表的一篇报道中指出，由于担心中国后疫情时期经济复苏动力不足，投资者纷纷下调对中国今年经济成长的预期，警示信号遍布全球各主要市场。
中国政府最近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成长可能更接近于中国政府之前制定的5%的目标，而不是投资人今年稍早更为乐观的预期。
数据还显示，中国经济的增长过度偏重于与消费相关的服务行业，而工业活动严重滞后。
“人们普遍下调他们对中国复苏的预期，”彭博社引述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研究部执行总经理兼大宗商品行业组组长郭朝辉的话说。
在股票市场，沪深300指数自去年11月中国疫情防控放开后获得增长部分已经损失一半，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再次破七，反映出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信心的回落。
彭博社报道说，陷入危机的中国房地产业，销售在短暂反弹后又恢复了疲软之状。加上房地产开发商持续的财务困难，新的房地产项目上马遭遇了新的困难。
房地产是中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占中国GDP的20%左右。基础设施建设又由于地方政府债务负担太重而受到严重限制。彭博社说，中国一家国营公司在濒临违约的最后一刻才筹到偿付债券的钱就是一个例证。
建筑活动的萎缩对许多商品市场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作为经济健康的晴雨表的铜价发生暴跌，目前每吨价格还不到八千美元，铁矿石价格已经跌破100美元一吨。
这两种商品的价格在疫情放开后曾强劲反弹，但目前又回落到疫情放开前的水平。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原油和铜等大宗商品的买家，中国庞大的钢铁企业进口的铁矿石数量超过了全球铁矿石产量的一半。
在服务业推动的复苏中，北京解除旅行限制后，油价表现还算坚挺。但是其他与工业相关的能源产品却没有这么幸运，作为中国工业中最主流的燃料，煤炭的价格自今年年初以来已经下跌18%。美国与欧洲需求转弱，也是导致中国制造的商品出口下滑原因之一。
Sanford C. Bernstein的Neil Beveridge对彭博社说，“很多人期待中国经济今年将会出现强劲增长。”“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却是中国工业生产相当脆弱的复苏。
我们尚未看到国内消费的完全恢复，而且出口也是一个问题。”
在股票市场上，今年表现最差的都是那些与消费者支出相关的股票，这也反映出市场对以消费为主导的复苏的担忧。
消费疲软还反映在路易威登、古驰等欧洲奢侈品品牌股价的暴跌，欧洲奢侈品品牌的股价在本周两天之内就跌掉600亿美元的市值。
而国际投资者也在抛售中国大陆的股票，一天之内外逃的资金就高达十亿美元。
“（中国的）增长故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彭博社引述法国外贸银行首席亚太经济学家Alicia Garcia Herrero的话说。
她认为，对中国家庭花费在疫情期间超额储蓄的期待太过乐观。
“在中国，超额储蓄是与恐惧相关联的，而这种恐惧并没有发生变化，”Herrero说。


中国大批小投资者在经济复苏停滞不前的情况下转而看跌股市，加倍投资更安全的资产。
证券商和基金经理们曾预计，由于经济步伐的加快，以及房地产仍存在足够不确定性的原因，股市将成为市场上唯一的游戏，数十亿元人民币的超额储蓄将在今年涌入股市。
然而，正如境外现金未能在中国股市出现一样，紧张的家庭们也纷纷背离股市，涌向债券和存款，使得股市漂泊不定。
在去年10月至今年1月上涨20%后，中国蓝筹股——沪深300指数正在回吐涨幅，年初至今下跌了1%。
恒生指数处于2023年的低点，主权债券收益率下跌。今年最容易的交易失去势头，使投资者望而却步。
“我挺失望的，”上海30多岁的程序员Eric Yu说，他在上海投资了大约三年。
“在我挽回所有的损失之前，我不会再把钱投入股票了，”他说。
相反，他被科技行业裁员和青年失业的阴影吓坏了，而一直在将每月收入的一半投入财富和储蓄产品。
“此时安全更重要......我不想赔本。”
路透社对十几个小投资者的采访表明，这种情绪相当普遍。
证监会主席易会满表示，中国的个人投资者交易占比在60%左右，相比之下，根据摩根大通估计，小投资者在美国交易占比不到25%。所以在中国，小投资者也是一股巨大的市场力量，他们对股市的兴趣缺乏体现在了市场数据中。
中国的证券保证金交易余额——衡量风险偏好的指标——徘徊在一个月来的低点上下。A股市场成交量处于3月初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CSDC）的数据显示，经纪账户创建虽然波动不定，但在2月和3月势头良好后，4月份同样有所下降。
代表投资者兴趣的共同基金发行也在不断减少。
广泛的上证综指（SSEC）的交易额与2022年初的交易持平。
“就好像股市对中国复苏的股市失去了信心，”思睿集团首席经济师Hong Hao表示。
他指出，不同寻常的是，股票已经从与存款和流动性长达数年的相关性中分离开来。随着经济指标疲软以及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经济增长下滑的全球背景，投资者的热情已经消退。
由于经济复苏变得摇摆不定，中国4月份工业产出和零售销售增长低于预期。贷款出人意料地大幅下降，而西方减少制造业对中国依赖的努力已经加大了势头。
所有这些都让中国国内的投资者表示，他们太紧张了，除了储蓄一条路之外，不敢把钱移往它处；央行的数据显示，存款的膨胀速度甚至比一年前疫情高峰期还要快。
“今年很难把握投资机会，因为主题变化如此之快，”投资者Wang Zaizheng说。“我变得更加谨慎了......市场情绪疲软，另外也存在政策和地缘政治风险。”
可以肯定的是，并非每个迹象都是负面的，有些人认为，当地投资者的回归是最终会到来的巨大推动力。
“一些市场参与者估计，这些过度的储蓄中有10%可能会投资到资产市场。这将达到大约8000亿元人民币，”法国巴黎银行资产管理公司驻香港的高级投资策略师Chi Lo表示。
瑞银资产管理公司亚太区多元资产管理主管Hayden Briscoe表示，这些投资者将推动市场走高，他还指出最近非银行贷款的扩张是现金开始在经济中积极流动的早期迹象。
“钱又开始回来了，”他说。
然而，到目前为止，更权衡的做法还是继续观望。即使是表现出色的国有行业等亮点，也更多地反映了类似债券的股息，而不是风险偏好，而在泡沫化的人工智能行业之外，没有出现诱人的回报率。
“现在我的股票投资组合损失了大约90%，”一名40多岁、只愿意披露自己姓孟的上海男士说。
他以前曾热衷于认购原始股，并且希望其首日价格会飙升。
“我现在被套牢了，只能等着它开始盈利。”


据彭博社报导，Patrick Wu是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亚太和中东地区交易联合主管。他表示，中美货币政策继续存在分歧，使未来中国与美国的殖利率利差难以缩小。
Patrick Wu补充说，这一差距目前已接近去年11月以来的最大值，这会损害投资者对中国在岸债券的需求，并对人民币造成压力。
近几个月来，中国金融市场一直苦苦挣扎，一连串疲软的经济数据打击了中国经济迅速复苏的希望。
5月31日，人民币跌至年初至今的新低，在香港上市的中国股票准备进入熊市，中国在岸债券的净外资流量在4月份转为负值。
北京在周三报告了自去年12月以来最低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再度表明，中国的货币政策需要保持宽松，以支持增长。
Patrick Wu对彭博社表示，重新开放带来的交易热潮已经结束，现在确实可感受到中美利率政策的分歧，全球交易员现在不会再大举买进人民币资产。


自5月以来，中国发布的经济数据，从制造业活动到零售销售等，大多都不如分析师预期，这促使高盛集团和野村控股呼吁进一步放宽政策。
与此同时，预计美联储将在7月前再次提高利率，以应对仍然高涨的通货膨胀。这意味着，中国10年期债券与美国国债殖利率的差距（目前为104个基点）将维持在这个水平，甚至进一步扩大，此举将削弱人民币计价证券相对于高收益美元资产的吸引力。
周三，在岸人民币跌破每美元7.10元，本月跌幅达到2.8%。Patrick Wu预测，未来几个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可能将下跌至7.25。


武汉财政局、武汉长江资管突然登报发文：
要求259家企业、单位偿还截止2018年末未偿还的欠款。
操作给网友吓了一跳：这么大的事儿，还真登报啊？
武汉财政局登报的标题就非常硬核：催债催收联合公告。
然后259家企业、单位的大名、欠款金额一清二楚。
更令人惊讶的是，武汉财政局还直接开出“悬赏令”，在公告里明确写到：
3个月内向武汉长江资管提供上述债务单位的资金、事物、权益等财产线索，经核实愿按照约定支付酬金。
长江资管相当于武汉财政局的AMC，是专门用来处理武汉市不良资产的专业平台。
提供线索，支付酬金，这不摆明了是悬赏嘛...
通过要债公告，刚好可以一窥武汉这些年到底借钱给谁了。
其中有农科所，欠了一万块。
武汉灯泡合作工厂，欠了一万三。
除了这些小钱，真正的大头是下面这些：
统一集团，欠了1000万零900块；
武汉工业国有投资有限公司，1500万；
武汉红桃开集团有限公司，2000万；
东风武汉轻型汽车公司，2354万。
259家企业单位的债务加起来，超过3亿。
3亿很多吗？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
放在以往可能眼皮子都不眨一下，但今时不同往日，“区区”三亿，也得计较。
2020年上半年，新闻报道武汉土地出让金为688亿，位居全国前十。全年为1860.87亿。
2021年上半年1176亿，全年达1920.65亿。
2022年上半年202亿，全年906.75亿。
到了2023年，到目前为止武汉仅进行了首轮土拍，金额为25.34亿元。
知道为什么“区区”3亿都要登报要债了吧？
如果这还不能说明武汉目前的情况，可以再细看要债对象。
被讨债的不仅仅是民企、国企，甚至还有一连串武汉市旗下的财政局。
从汉南区的50万，到黄陂区的697万，再到江夏区1251.9万，5区加起来欠债了近2200万。
2200万多吗？同样的，说多不多，说少也不少。
区里肯定是想还的，但很可能现在并没有一个很好的出口，可以把欠款付给市里。
这也就是专家们所说的：历史遗留问题。
武汉现在又背负了很大的压力，今年他们的政府性基金收入预计要到1458亿元。
而到5月才进行了首场土拍，土拍这玩意儿也场博弈。
现在都不是怕卖不动，而是怕价格太低。
首轮价格也就这样，今年接下来的几轮要怎么办？


上海是中国31个省市中财政贡献最多的。2022年的正贡献为7339亿，较2021年仅仅小幅下降8.8%。大家在这里必须记得一件事：2022年上海从三月底禁闭到六月初，全市人民足足被关了一个多季度，但即便是这样，上海在2022年依然创造了1.55万亿的全税收收入，甚至还高于2021年。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并且在这里，大家需要建立起一个常识，地方政府创造的财政盈余，也就是我们这里减出来的正值，是不可能长期留存在当地财政账户里的，是必然要上缴的。也就是说，2476万上海市民无视一个多季度的禁闭生活，在艰难的2022年，依然向中央财政人均贡献了2.96万元，以便转移给其它更困难的地区去花销。对这种贡献值，我只能说：上海市民的觉悟真的已经高到了奋不顾身、不遗余力的地步。
这里非常有必要补充一组数据：2023年一季度，源于上海的税收收入为5491亿，同比2O22年一季度的6274亿，降幅12.5%。上海人民累了，让他们歇一会吧！真的，不能再催他们了。
接下来我们来看北京。北京的数据并没有更多的特征，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和真正的金融中心，几乎是所有全国性企业的业务总部所在地，它具有无视任何防控措施、无视离京和回京的各种限制，依然稳定创造税收的特点。因此三年下来，北京的财政贡献值虽然略有起伏，但依然稳定在7千亿这个水平线上。
再接下来是广东和浙江，这俩都是老实孩子，规规矩矩干活，老老实实交税，一点小心思都没有，经济实在困难的话就少贡献一点，经济稍微活跃一点，就多贡献一点。广东2019年贡献5516亿，2022年贡献5098亿；浙江2019年贡献2486亿，2022年贡献2656亿，前后相比相差不大，就人均贡献来说，广东2022年人均贡献了4028块钱，浙江人均贡献了4038块钱，非常接近。虽然跟上海的人均三万块钱贡献没法比，但也都可以说是尽其所能，无可苛责了。与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江苏比起来，广东和浙江简直可以说老实得令人发指了。
江苏2019年的财政贡献值是2971亿。到2022年，剧烈下降到了913亿，只相当于此前的一个零头。我们一直说，散装江苏缺乏整体观和大局观，省级政府对下面的地、市也缺乏强有力的财政管束手段。在经济出现困难的年份，这一问题就迅速暴露了出来。江苏各地、市不愿意再承担财政上缴的重任，更加倾向于将税收留在本地，将资源留在本地，将财富留在本地，所以江苏的财税总收入维持在1.5万亿的水平没有变，但是财政支出从2019年的1.26万亿增加到2022年的1.49万亿，增加了2300亿，吃掉了原本可以上缴中央的税金。这种现象在全国独此一份。
我不知道老老实实的广东和浙江，会不会从今以后，也学会江苏的这种有钱先紧着自己花的精神。对这种事情我也无法评价，只能说散装江苏，也算是有福气的吧！
最后一个创造了财政正贡献的地区是天津，这是一个与江苏完全相反的例子。2019年天津的所有财政收入为4236亿，到2022年，数据下降到3787亿，降幅高达10.6%。本来按照常理，收入出现了如此清晰的下降。天津应该创造不了财政正贡献才对。然而，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在于，天津当地的财政支出在此期间大幅下降。2019年天津公共财政支出3509亿，到2022年下降到2752亿，降幅高达21.6%。支出的降幅比收入的降幅高出了两倍，因此，天津居然实现了财政上的正贡献，并且还实现了增长。2019年天津的财政贡献值为727亿，到2022年上升到1035亿。由于天津的财政支出降幅实在太大，我于是认真研究了一下天津各个具体财政支出项目，到底降在了哪些地方。具体对比结果如下：1、城乡社区支出降幅最狠，从797亿下降到290亿。城乡社区支出之中，有很大一部分是给镇街社区的基层公务人员，尤其是给临时工发放的福利待遇，现在这笔支出基本全部砍掉。与之相关的还有公共服务支出，也就是更直接的全体公务人员的福利支出，从240亿下降到了209亿。2、公共安全支出从230亿下降到202亿。3、农林水支出，从161亿下降到116亿；4、科学技术支出，从109亿下降到63亿；5、卫生健康支出，从198亿下降到175亿。过紧日子，过到天津这样的程度，真是让人肃然起敬。天津的情况也是全国独一份，我同样不知道会不会有其他地区予以效仿。
再接下来，就是那些依赖财政转移的穷地方了。这里首先要讲的，是两个正在正负之间挣扎的省份：山东和福建。山东号称GDP全国排名第三名，但是并没有创造财政上的正盈余。2022年更是完全沦落到了要吃中央救济的地步，财政窟窿达到了1006亿，从这样的数据看起来，山东的GDP挤水分还没有完全挤干净，还得继续挤。估计挤到全国第六、第七名的位置，就差不多了。
而福建的问题比较好理解，它虽然是东南沿海省份，看起来拥有发展经济的最好条件，但是它是台海危机直接的面对者。今时今日重大产业投资，即使仅仅只考虑避险因素，也会规避福建的投资机会，所以福建也逐渐丧失了创造财政正盈余的能力。
河南和四川，则从来都是吃救济第一名的强有力竞争者。只有这两个省份可以相互竞争，其他省份都不足以与这两个人口大省相提并论。2022年这两省的财政窟窿都超过4000亿，都需要中央财政从东部的三省三市拿钱回来搞转移支付。在经济的基本面上，河南和四川一直扮演的都是劳动力输出地区的角色，他们自己则没有发展出什么像样的产业。最麻烦的事情在于，这两个省份都特别热衷于搞城市建设，从省会到下面的地市，新城区建设的都美轮美奂，比广州和杭州漂亮的多，所以这两个省份的公共预算支出都超过一万亿。这是没法子的事，东部的老实孩子们只能忍着。
湖南、安徽和江西可以放在一起讲，这三个相邻省份算是老老实实的穷，老老实实的吃救济，不惹事也不搞事，财政总收入基本稳定，财政窟窿也基本稳定，有一点增长但是幅度也不算大，没有惊喜也没有惊吓。老实说，如果中西部省份都能做到这个程度，都算是大中国之幸事了。
西南三省云南、广西、贵州财政窟窿当然也不小。2022年广西人均吃中央财政的救济5432元，情况还稍好一点；贵州人均吃了救济6377元；云南更厉害，人均有6915元。如果贵州和云南的这种高度依赖财政救济的情况维持下去，一旦中央财政救济不上，那首先就会在这两个省份的地方债上发作出来。事实上，现在已经有这种征兆了。
重庆和海南算是两个名不副实的地区。重庆算不上合格的直辖市，虽然就吃救济吃的不多，2022年人均就吃了5200块钱，比广西还低一点点。不过，依然还是靠吃救济活着的直辖市。重庆的问题在于多山，离开市区就是崇山峻岭，无法进行开发建设，这还算是存在客观原因。海南把自己混到要吃救济的地步，真的是无法理解。这么多年来，要位置有位置，四面环海，地理位置优越；要政策有政策，从自贸区到各种实验区的政策，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可是海南硬是把自己混到了1年要吃700多亿救济的地步。这就没法解释了。
陕西、山西和内蒙，这里放在一起讲。这3个都是资源型省份，清零3年期间，全球资源价格大涨，这三个省份事实上都算是获益省份，因此财政窟窿大幅缩减。陕西的财政窟窿缩减了34%，山西缩减了77%，内蒙也缩减了38%。这是人家捡过去的运气，其他省份也羡慕不来。事实上，在之前漫长的时间里，资源价格处于长期低迷状态的时候，这三个省份也吃过很多亏。
然后是西北五省，新疆、甘肃、西藏、青海、宁夏，这5个省份都是有特殊的民族政策和各自特殊的地形地貌，也是可以理直气壮吃救济的省份。对此没什么可说的，从中国建立中央集权式国家开始，就必须以东南之物力供给西北，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责任推卸不了的历史责任。
最后是奇葩五省，河北、湖北和东北三省。这5个省的财政窟窿都出现了大幅度的扩大。其中东北三省就不说了，经济上一直处于沦陷状态，人才不停的外流，并且清零期间普遍采取了极为严厉的管控政策，所以财政窟窿越来越难以填补。河北省这3年的财政窟窿增加了1200多亿，这件事不可理喻。河北理论上都算资源型省份，从煤到铁什么都产，但是河北硬是没能吃到清零三年期间资源价格暴涨的三年红利。
湖北省的财政窟窿3年增加了1300多亿，绝对值排名全国第一。这里，我们每个人都心知肚明，无非全国最严的管控措施罢了。
就目前的经济形势而言，三省三市还能继续供养全国多久？
江苏已经事实上放弃了，其他5个省是还能持续多久呢？而一直处于就吃救济状态的25个省市，他们从来都没有财政盈余，地方债也根本无从偿还。这种情况又能维持多久呢？我这里给不出答案，不过，我相信大家很快就能看到答案。


3月物价指数显示明白无误的通货紧缩：物价指数（CPI）同比上涨0.7%，环比（与2月份相比）下降0.3个百分点，低于预期；
4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仅仅0.1%（几可忽略），环比（与3月份相比）下降0.1%。
人们纷纷问到，为什么通缩？我们不是刚刚经历了史无前例的大放水吗？
2022年4月末中国的广义货币250万亿人民币，2023年4月末增加到281万亿人民币，一年之间增加31万亿元人民币！
曾记得2009年发生金融危机时，祭起了两次以上一次4万亿元放水的拯救经济的计划，人们大呼洪水来了！
增发4万亿元是什么概念呢？在1990年刚开始公布货币发行数据的时候，全国的广义货币存量是1.9万亿元人民币。
到2009年2月金融危机爆发前夕，货币发行已经经过了19年的膨胀，总量也就是50万亿元，到2009年12月份，增加到60万亿元。
可是过去的12个月期间，广义货币却增加了31万亿元！如此急速、巨额的增发货币，世所罕见。可见经济困境之险恶、情势之紧急。难怪从专家学者到普通知识分子，都会琢磨这个问题：钱去哪儿了？
首先澄清一个概念：增发货币不一定造成通货膨胀。通货膨胀就是物价上涨，如果增发货币却并没有发生物价上涨，就不是通货膨胀。同理，通货紧缩就是物价下跌，如果在增发货币的背景下物价只有微弱上涨，也属通货紧缩。
在2003年到2009年2月份之间，广义货币存量从20万亿元增加到50万亿元，增加1.5倍。但是小城市的生活依然很便宜，唯有房价在涨。
小商品和电器等所有消费品的中档的和低档的，供应源源不断，有多少需求就立即出现多少供应，加工能力很强。
穷怕了的国人拼命地工作，以最低的成本大量生产商品。以手机为例，深圳、东莞一带电子工业中心，于2010年开始出现智能手机以后，人们一般看见的就是为大品牌做加工的大厂，但是其实更多的是散落的各种规模的小厂，一个懂行的人租个两居室就可以开始做贴牌手机。
充足的供应满足各个阶层的需求，将终端产品的价格一直固定在低位。只有供不应求的商品才会涨价，但是人们对多数消费性商品的需求，并不会随着手上的钱多了就一直增加需求。
不仅一次性购买的消费品如此，例如家具，不会因为收入增加而相应增加需求；即便是重复消费品，例如手机，在过了普及阶段之后，也不会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同步增加。
美国的情况也证明了，增发货币并不一定发生物价上涨。从2009年开始，美国一直搞量化宽松，多数时期利率很低。
但是不仅多年都没有发生通货膨胀，而且有几年通胀率低于2%，在1%上下徘徊，呈现通货紧缩的特征。
真正发生通胀，是在2020年大流行期间。虽然此时也大量增发货币，但是物价上涨的真正原因是全球供应链出现阻断。
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因为供应链出问题，美国低收入消费者拿到纾困支票之后，一定是大买特买；商家立即增加订货，中国的、其它国家的厂商加紧生产，需求立即得到满足，最终价格涨不上去。
美国消费者的需求有多大，供应就会有多大、多快。只要不出现持续的供不应求，就不会发生通货膨胀。
到今年，供应链问题已经解决，为什么通胀率依然高企？
从数据来看，目前美国的物价因为两个主要的因素而支撑着：其一，工资上涨，许多种类的劳动力供应紧张导致工资上涨，商品和服务的销售价格也相应上涨；其二，根据媒体的观察，美国的企业抬高了销售价格，所以尽管股市下跌了几个月，银行业也动荡不安，但是美国的公司获利不菲。
综上所述，增发货币并不必然导致物价上涨。但是在美国，增发货币必然导致资产价格上涨。
例如房价和股票价格，在金融危机之后的十几年中获得了长足的增长。
中国经济在本次病毒疫情以前也是与美国类似的情形，只不过中国经济的资产价格上涨主要体现在房产价格上，股市却一直难以稳定上涨。
这是因为经济的扭曲发展造成股市不能健康发展，老百姓不信任股市能稳定带来财富的增长。
但是，这一次，在12个月内新增31万亿广义货币之后，不仅股市，甚至房产价格也没有上涨。
公众号“财主家的余粮”在新浪网发表标题为“31万亿的新钱，都去了谁的账户上？”一文，通过分析人民银行公布的数据，看到“在过去一年中增加最多的是居民定期存款以及其它存款，从2022年的75.2万亿元增加到了2023年的91.6万亿元，净增加16.4万亿元。”也就是说，新增31万亿元货币发行已经有一半进入居民存款账户。
貌似藏富于民，而且速度飞快，是吧？但是其细节揭示的真相是冷酷的。
“财主家的余粮”进一步分析招商银行公布的存户数据，看到这样的分布：
“占总客户群体0.07%的富人，拥有招商银行管理总资产的31.3%，2022年其人均资产高达2813万元，相比2021年人均增加33万元；
占总客户群体2.2%的中产，拥有招商银行管理总资产的50.1%，2022年其人均资产为151.4万元，相比2021年人均减少近2万元；
占总客户群体97.75%的普通，拥有招商银行管理总资产的18.6%，2022年其人均资产为1.25万元，相比2021年人均增加1100元。
综合招商银行的数据，2.27%的人拥有招商银行所管理资产81.4%，通常所谓的“2/8法则”，用在财富分配上，极大概率低估了财富分配的不平衡性——实际是2%的人可能就拥有了80%的财富。
更重要的是，以往人数、资产和人均资产都持续增长的‘中产阶级’，在2022年，其人均资产额度，居然罕见的出现了下降（人均下降2万元），而不管怎样，富人和普通民众的资产，反而都还有所增加，这说明在过去的2022年，财富的不平等在加剧，而中产阶级，恰恰是最受挤压的一群人。
实际上，作为非‘国有六大行（工中农建邮交）’的成员，招商银行在中国东部的大中城市服务网点较多，而在中西部的网点相对较少，其客户整体上已经属于中国文化层次和收入相对较高的人群——招商银行的客户资产分布，尚且是如此情况，中国整体的贫富差距，大家应该抱有更清醒的认识。”
这里就展示了房地产价格不上涨的原因：巨富的这个群体早已经不需要居住房，而投资房不是时候，他们的钱存在银行里等待着弄出中国。
只有中下层群众还存在大量对居住房的刚需，这部分人增加收入就有可能购买房子。但是数据显示，他们中大多数人在过去一年中仅仅增加了1000元的收入，而中产阶层则平均减少了2万元的收入。
目前失业率高涨、企业普遍经营困难，因此造成美国通货膨胀的眼前的原因在中国也不存在。
现代货币银行制度下的全球经济，实行的是凯恩斯主义。解决经济停滞的方法就是增发货币，其经济增长必然伴随通货膨胀。
因此出现通胀是正常的，需要防止出现的，是恶性通货膨胀和通缩。前者意味着经济将高烧至死，后者指向经济癌症，除非进行深层次改革，否则一定死亡。
因为解决经济萧条的唯一方法，也就是增发货币，已经不灵了，只能带来最不希望看到的通缩，这个经济体已经不可救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