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速增长已经结束

寂静回声

美国资深投资家、全球策略师David Roche表示，中国的经济模式已经“被冲上海滩”，“不会再次起飞”，这将对全球市场产生重大影响。


独立战略公司Independent Strategy总裁兼全球策略师、资深投资家David Roche8月17日在CNBC的“Squawk Box Europe”节目中表示，全球股市未能消化制造业在经济体中长期下降的趋势。
一旦许多同时存在的地缘政治和宏观经济风险得到适当评估，市场将出现“非常大”的向下调整。
他说，尽管今年股市大涨，但人们对中国经济长期放缓可能产生的连锁反应更加担忧。
他认为，在历史上，中国以出口为支柱的经济将难以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增长，这将导致“民众的巨大失望、更多的地缘政治问题和更多的街头骚乱”。
他表示：“中国模式显然已被冲上海滩，其中存在着巨大漏洞和遗留下大量问题，而且不会再次起飞。
“他们确实没有办法消除坏帐和不良资产，同时，他们也无法再依赖传统的增长衡量标准。这是个大问题。”
周二，中国暂停发布青年失业率数据，该数据最近飙升至历史新高，而7月份经济数据显示，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加剧了经济放缓。
Roche还说，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意味着不再有足够的年轻人来支撑其房地产业的发展，而这个市场估计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0%至30%。


中承认眼前的经济阻力，并表示将提供更多财政政策支持，中国人民银行周二出人意料地降息。
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飞速增长，超过了发达国家，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可是，许多经济学家现在认为，随着房地产业和制造业，这两个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传统支柱的贡献不断减弱，结构性下降趋势将持续更长时间。
设定的2023年的经济增长目标为5%，低于通常年度的目标，但是，现在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不可能达到这一目标。
Roche说，他准确预测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他预测随着拉丁美洲、俄罗斯、尼日尔和非洲Sahel地区等各种危机席卷发展中市场，市场的一个巨大下行风险是，发达市场的利润率会受到挤压，西方市场将持续降低通胀。
他表示，一旦最终考虑到许多并发风险，市场将出现“非常大”的向下调整。因此，他建议投资者应该“慢慢积累”美国国债和目前收益率处于较低水平的避险资产。
“我确实认为，与大的稳定时代不同的是，你从来没有因为持有现金或债券而获得报酬，现在你可以了。”他说。


华尔街日报在8月20日发表的一篇题为“中国四十年快速增长已经结束：下面将会发生什么？”的文章。
文章指出，严重依赖对基建、工厂和建筑业的大规模投资的中国模式已经失灵，中国现在正在面临一大堆问题，如庞大的债务、低效的资产、投资回报率的持续下降、人口增长减少、中国与美国等发达国家裂痕加深等等。
报道说，经济学家预测，中国的经济增长将严重放缓，经济增速将不会达到4%。这将是几十年来最低的增速。经济疲软还将影响到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越美国的野心。
Eskelund指出，“没有什么东西会一直急速增长下去。很自然，非常快速的增速在某个时候将会把速度降下来。”


北京正试图在不采取大规模救助的情况下，化解9万亿美元的城投债债务。然而，这条道路可谓险象环生。如果失败，中国经济可能陷入长期低迷。
据彭博社报导这一困境的核心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LGFV，城投平台），中国有数以千计的平台公司分布在全国各地，这些企业为各省市举债，并为公共基础设施和房地产市场提供资金。
LGFV的债务被认为是“准市政债”，通常被视为有隐性的政府还款保证。只要银行愿意在债务到期时，展延还款期限，或经济增长够快，让地方政府有足够收入来向公司支付补贴，这就没有问题。
但这种融资模式，目前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首先，创纪录的LGFV债务即将到期。其次，由于房屋销售连续两年下滑，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正在减少。
银行和投资者越来越不相信当局会在LGFV破产时，对其进行救助，从而推高了债券和贷款利率，使财务能力较弱的公司更难获得融资。
当局正试图让这些公司盈利，使地方政府不需注入市政资金来支付债务。
然而，根据彭博社对不同省份、6家LGFV员工的采访，此举在广大的内陆地区并不奏效。
几家平台公司表示，他们无法获得足够的收入来支付贷款利息。
如果北京不愿救助，财务重担将落在地方政府或必须展延还款期限的银行身上。这两种选择，都会限制地方政府和银行支持经济增长的能力。
这也令投资者担忧，因为LGFV违约将破坏中国金融体系的稳定，并引发全球震动。
荣鼎集团中国市场研究主管Logan Wright说：“影响未来两年中国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变量，将是地方政府债务重组的成败。”
Wright说：“地方政府投资的崩溃，将与房地产市场危机对经济的影响相当。”
中央政治局曾在7月暗示，将采取措施化解债务风险。知情人士透露，政府允许各省出售债券，筹集约1万亿元人民币（约1,370亿美元）的资金，用于偿还地方债务。
不过，这只是城投债总额的一小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月估计，截至去年底，中国LGFV隐性债务将达到66万亿元人民币（合9.1万亿美元）。据中国媒体报导，北京还在考虑利用央行，向财务最紧张的LGFV提供资金。


多年来，北京一直希望推动LGFV“市场化转型”，即逐步减弱平台公司的准市政融资功能，遏制债务风险，同时注入国有资产，并允许平台公司运营公用事业、开发商业地产，或对有前景的公司进行投资。
不过，重庆西南部山区的一家LGFV表示，该公司斥资数十亿元修建道路、自来水管道、厂房，以及经济适用房，并帮助将一个前矿区改造为煤化工开发区。但是，经营活动带来的资金，仍难以偿还债务。
最新报告显示，该公司的短期债务是手头现金的6倍。
“我们确实在谈转型”，该企业员工说，“但说实话，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找到好的转型路径。”
事实上，在中国较贫困的地区，即约有一半人口居住的广大内陆省份，往往缺乏实现这一目标所需的资源。
高盛数据显示，到2022年末，LGFV手头现金的中位数，已不到其短期债务的一半。
在中国西部一家LGFV工作的杨姓会计师说：“我们现在一团糟，没有人愿意购买我们的债券。”
她补充说，工资自2016年以来一直没有调整过，员工纷纷离职。
“我们名义上有公交公司、供暖公司、自来水公司、环卫公司等子公司，但我们并没有实际控制权”，杨小姐说，“我们已谈论转型大约十年了，但它并没有发生。”
另一家LGFV员工说，银行要求的再融资利率接近10%。
LGFV拖欠建筑公司和影子银行的款项，已达到创纪录的水平，导致项目无法完工，投资者得不到回报。
经济学家预计，未来10年，水利、道路和其它低回报项目的基础设施投资将放缓，从而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将降低。


中国政府于2022年底放弃清零防疫政策后，经济并没有如预期复甦，而是步履蹒跚地从一个困境跌落到另一个困境中。《经济学人》24日报导指出， 国家主席的权力集中和他用忠诚者取代高层技术官僚正同时发生，这笨拙的政策制定者让经济情况变得更糟。
中国如今房企爆雷，吓跑买家外，消费者支出、商业投资和出口等经济数据全部低于预期。一些分析人士示警，中国可能会陷入像20世纪90年代日本那样的通缩陷阱。
但在某些方面，以日本之前的问题来看中国弊病，“这样的判断过于温和”。
因为如今在中国的人民更加贫穷，经济长期下滑会更严重，此外，中国还面临比需求疲软和债务沉重更严重的问题，正是在集权下，中国经济政策制定注定失败。
官方依照上面的标准所采取的决策常出现缺失，包括清零崩盘损害了威信，镇压科技企业吓跑企业家。
再加上若中国因当局拒绝刺激消费而陷入持续通缩，债务的实际价值将会上升，并对经济造成更大压力。
最重要的是，除非继续提高生活水平，否则它将削弱对权力的控制，并限制其与美国抗衡的能力。
那为什么中国政府一直犯错？报导指出，短期增长不再是中国的首要任务。
有迹象表明，认为中国必须为与美国持续进行贸易战，同时为潜在的军事冲突做好准备，称他愿意为实现这些目标做出牺牲。
当局过去能容忍有关对该国经济的争论，但如今却哄骗分析人士表现出虚假的乐观态度。
高层仍然拥有大量人才，但当高层传达的信息是忠诚高于一切时，期望官僚机构能够做出理性分析的想法是天真的。
决策越来越受到意识形态支配，这种意识形态融合了左翼对富豪企业家的怀疑和右翼不愿将钱交给无所事事穷人的观点。
《经济学人》认为，中国的问题始于领导高层，且情况有机会变得更糟，中国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美国的敌意也越趋浓厚，并试图扼杀中国经济中具有战略意义的部分，例如芯片制造。
对于独裁专制是否会损害经济的论述，已经有越来越多证据表明事实确实如此，“中国经济正踏入一个令人大失所望的阶段”。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MAX BOOT分析：
过去十年来，美国人一直被中国崛起的阴影所笼罩。我们担心中国经济会摧毁美国的就业机会，担心中国军队会将美国卷入一场台海战争。现在又有证据表明，中国的经济正在停滞不前——而且这些问题不可能消失，因为中国的人口正在迅速老龄化和减少。“中国世纪”（Chinese century）可能还没开始就已经结束了。
这应该是好消息，是吗？不要这么快下结论。
过去二十年来，中国一直是全球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中国商品的进口使美国消费者的物价保持在较低水平，并且，中国对美国国债的购买，使美国购房者的利率保持在低于本来的水平。工作岗位流失到中国的现象在2010年左右结束，而与中国贸易相关的新工作岗位的创造仍在继续。2021年，美国对中国的商品和服务出口达到1920亿美元，为美国创造了100多万个就业岗位。
难怪美国财政部长珍妮特·耶伦警告说，中国当前的经济放缓是美国经济的一个“风险因素”。
还有地缘政治风险。尽管从修昔底德时代以来，传统观点就认为我们应该警惕正在崛起的修正主义大国，但历史记录表明，走向衰落的修正主义大国可能更加危险。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指出，德国正是在“对即将衰落的恐惧所导致的极度悲观”中发动了一战和二战。最近，俄罗斯这个处于人口死亡漩涡中的国家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入侵，希望夺回失去的帝国荣耀。
中国经济放缓可能推行更加专制和好战的政策——甚至入侵台湾——以遏制国内日益高涨的不满情绪，并将民众的愤怒引向外部敌人。
负责东亚地区的前美国国家情报官员Paul Heer警告说，美国的出口管制政策和关税正在制造一个方便的替罪羊，可以把中国的经济困境归咎于美国。
“我们不应该对中国经济放缓感到欣慰，”Heer对我说：“因为这很可能会加剧中国国内的紧张局势和问题，这对美国或美中关系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好事。”
总之，对待中国经济困境的迹象，我们应“当心得非所愿”。一个衰落的中国可能比崛起的中国更危险。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Paul Krugman在《纽约时报》专栏上发表的评论，题目是“中国的经济危机有多可怕？”基本意思就是中国经济危机伤害不了美国经济。
读者容易想到的是，既然如此，拜登为什么要说中国是“定时炸弹”呢？Krugman的答复一定是经济学家常用的逻辑，那就是“假定其他因素不变”，结论成立。
Krugman指出，自1978年邓小平掌权并推动市场导向改革后，有30年的时间，中国经济成长突飞猛进，实质国内生产毛额（GDP）成长超过七倍。
持平而论，中国从科技落后国的出发点，借助于海外已发展的技术，加上融合速度超快，因此能够急起直追。
但2000年代末以来，中国成长动能大幅流失，据国际货币基金（IMF）估计，2008年以来，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TFP）—衡量资源利用效率的指针—已降到之前十年水准的一半。
尽管应对这类估计数值存疑，但近年来科技进展减速是明显的事实。
况且，中国不再能凭人口优势支撑飞快的成长：中国工作适龄人口在2015年前后即已触顶，此后便逐步下滑。
许多分析师把中国经济动能减弱归咎于“那个人”，2012年掌权后，对民间企业的敌意比前几任领导人都来得强烈。
但Krugman认为这种分析失之肤浅，首重国家控制，施政又恣意为之，固然无济于事；但早在他上台执政前，中国经济成长已开始走下坡了。或许另有深层因素。


无论如何，中国2008年之前高速成长的步调，显然无法持之以恒。
话说回来，成长减速不表示就会发生经济危机。日本经济在1990年代初开始减缓，但这些年来的经济表现并不差。为何中国看来情势岌岌可危？


Krugman指出，追根究柢，中国正是深受paradox of thrift之害。大意是，如果消费者储蓄过了头，反倒不利于经济；
若是企业不愿把消费者试着存下的钱借来投资，后果就是经济下沉。这种向下沉沦很可能降低企业投资意愿。所以说，过度储蓄其实可能导致投资降低。
中国是储蓄率高得不可思议的国家，原因不详。不过，IMF研究推测，出生率是最大驱动因素，因为民众觉得退休后无法靠子女奉养；
社会安全网不足，老年也不能指望政府照顾。
只要经济成长持续风驰电掣，企业总是有办法为那些储蓄找到投资途径。问题是，那种飞快的成长如今已不复见。
结果便是，中国坐拥巨量储蓄，却缺乏良好投资去处。而北京当局的政策反应，却愈来愈急着想掩饰问题。
有一阵子，是借由维持巨额贸易顺差来撑起需求，但这种做法冒着外国保护主义反弹的风险；
后来则是把超额储蓄导入不动产，结果吹出巨大的房市泡沫，如今终于爆破。


Krugman直言，要振兴经济，中国显而易见的解决之道，是鼓励消费者支出。应指示国有企业拿更大比率的获利与员工分享，强化社会安全网。
短期内，政府还可大撒币，直接发钱给民众花用。
为什么放着这些明显对策不用？从一些报导研判，可能是意识形态理由作祟。
Krugman认为，中国领导层罹患某种奇怪的综合症，症状包括：
1.敌视民间企业（让民众拥有支出能力，可能削弱党的控制）；
2.好高骛远的野心（理应投资于未来，而不是今日花钱享乐）；
3.站在道德制高点反对创建强大的社会安全网（谴责“福利主义”可能养成民众懒惰习性、腐蚀工作道德）。
结果便是政策瘫痪，三心二意地推动昔日用过的“投资主导刺激”老招。


全球最大资管公司贝莱德突然宣布从中国撤资，引发广泛关注。
美国商务部、欧盟、英国、加拿大的商会近日纷纷发声，矛头直指中国市场缺乏透明度及对外资企业在华经商的限制太过繁琐。


9月5日，贝莱德在向其股东发送信函，宣布该公司将在11月7日清算停运China Flexible Equity Fund。
公司给股东们提供了三种选择：1.免费切换到另一家贝莱德基金；2.在11月7日清算日之前赎回；3.在基金关闭时自动赎回其持有的股票。
在此之前，贝莱德已经从2023年8月24日起停止了对中国灵活股票基金的新投资。
贝莱德即将关闭其中国基金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震动了投资界。
贝莱德全球基金(BGF)主席Denise Voss随后公开解释说，公司作出上述决定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新的投资者感兴趣”，且未来大量认购的前景也黯淡不明。
继续管理中国灵活股票基金只会增加成本，这不符合股东的最佳利益。


针对上述情况，香港《南华早报》的报导表示，外国投资者仍然对中国加强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控制深感担忧，他们在等待政策变化和支持措施的影响的同时，呼吁中国提高透明度，以改善营商环境。
本周一，加中贸易理事会董事总经理兼首席代表Noah Fraser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的一个小组会议上直言，北京当局推出的新的数据隐私和反间谍法，导致一些国际公司隔离其在中国的业务，从而抑制了整合和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
中国要想更好地融入全球化并进一步开放，当局就必须对这些法规重新进行审查。
“从根本上来说，商业的繁荣依赖于可预测性和稳定性”，弗雷泽说，“我们希望中国的政策制定者能够继续进行建设性对话，整合不同居民和投资者的观点”。
中国美国商会副主席Roberta Lipson也在同一个小组会议上表示，中国需要展现出“进一步的透明度和连续性”，特别是有关投资组合投资、数据保护和间谍活动的监管等方面需要提高透明度，这是在华外国企业最担心的一些问题。
中国英国商会董事总经理Rachel Tsang则表示，中国在便利跨境数据传输和加速数字贸易方面的进展仍然很有限，英国商会希望在安全审查过程中看到更加明确的情况与网络安全管理局处理跨境数据。
近期新颁布的反间谍法大幅扩大了对间谍行为的判定范围，再加上国安机构对在华经营的多家外国咨询公司进行了突击搜查及处罚，对外资进入中国市场产生了寒蝉效应。
中国欧盟商会秘书长Adam Dunnett也指出，欧盟成员国的许多公司在中国经商受到了十分繁琐的限制，即使是在北京当地招聘员工这样的小事，都被要求必须在当地注册一个实体，费用超过百万元。
公司因此被迫使用第三方提供商，从而支付更多的招聘费用，导致员工的福利待遇被稀释。
9月4日，美国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节目采访时更直言，“中国正将它（美国公司在中国经营）变得更加困难”。
雷蒙多说，在中国经营的美国公司应该有一个可预期的营商氛围和公平竞争的环境，而这些公司“正对中国失去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