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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央视新闻报道，克强近日在上海休息，26日因突发心脏病，经全力抢救无效后病逝。
此消息传出后引发热议，中国战略分析智库研究员、政治评论员、媒体撰稿人邓聿文在社交媒体X（前身为推特）发文指，据说是克强游泳时心肌梗塞，然后送到附近的曙光医院，没有抢救过来。
日本驻华大使馆于上午9时许发文悼念，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谈及克强曾于2018年5月举行日中韩领导人会议之际正式访问日本，在日中关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惊闻故人逝世，谨此表示由衷的哀悼”。
日本放送协会（NHK）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10月27日上午表示：“前国务院总理克强在日中关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曾于2018年5月的日中韩领袖会议之际访问日本。为故人祈求冥福的同时，衷心表示哀悼之意。”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Matthew Miller于美东时间26日表示，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26日在华盛顿接待中国中央外事委员会主任兼外交部长王毅时，对前总理克强的去世表示哀悼。
新加坡副总理王瑞杰27日上午出席慧眼中国环球论坛前得知克强逝世，王瑞杰致词时表示哀悼，“他的离世令人惋惜”。
王瑞杰还回忆两人最后一次会面是他在2019年5月访华时，王瑞杰说：“李先生在任期间重视并推进星中两国关系。在此，我向中国人民以及李先生的家人表达最深切的慰问。”
澳大利亚前总理、现任澳大利亚驻美国大使陆克文在社交媒体X上表示：“我对中国前总理克强的逝世深感悲痛。多年来，我曾多次在堪培拉和北京与克强总理会面。克强总理出身贫寒，来自安徽，中国最贫困的省份之一。”
陆克文补充：“李总理对澳大利亚热情友好。十多年前，他还与世界银行密切合作，制定中国经济政策蓝图。李总理离开得太早了。”
马来西亚前首相纳吉布在脸书发文表示：“对中国前总理克强逝世的消息感到悲痛。在他任职期间，中马两国与主席一道，为进一步加强两国关系取得了重大进展和努力。在此艰难时刻，我向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及其家人致以最深切的同情和慰问。”
澳大利亚前总理特恩布尔在社交媒体X上发文表示，得知克强突然在上海英年早逝，他和太太都感到非常悲痛。特恩布尔回忆，两人曾多次会面，2017年克强夫妇访问澳大利亚纪念澳中建交45周年时，也曾接待他们。
特恩布尔说：“我始终认为克强总理是一位富有魅力且具建设性的合作对象，他不拘泥于官方的谈话要点，而是坦率、深思熟虑地探讨当下的重要问题。”特恩布尔与其夫人向克强家属表示哀悼和慰问。
在克强的人生道路上，有过七位引领他成就今天的恩师:李诚、龚祥瑞、马石江、季羡林、王照华、萧灼基、厉以宁……
2008年4月10日下午，克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安徽厅会见了到访的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同为20世纪50年代生人、年纪只相差两岁，两位政坛“年轻人”的见面在轻松的气氛中开场。
克强祖籍是安徽定远，东吴名将鲁肃、南宋名相董槐、明朝抗倭英雄戚继光等均出于此。克强“自报家门”，笑着说:“我特别荣幸的是今天在人民大会堂的安徽厅见你！”
陆克文则热情地表示，他曾去过安徽，那是中国很美丽的一个省份，希望有机会再到克强的家乡“去看一看”。
克强出身于干部家庭，青少年时代受父亲李奉三的影响较大。李奉三是安徽省一位地方官，曾任凤阳县县长，其后任安徽省地方志办公室副主任，直至退休。1955年7月，克强出生在安徽合肥。小时候，他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中学进入安徽省合肥市第八中学学习。
合肥八中创办于1956年，以“完善自我、追求卓越”为校训，校风以“尊师、育才、砺志、求真”而著称，是一个有个性、有特色的中华名校。
然而，由于克强成长在政治动乱的年代，步入中学不久，文化大革命已经爆发。一时间，学校成了马蜂窝，教学活动受到严重影响。
不久，全国所有的学校进入停课状态，大学入学考试也被取消。
从小好学的克强虽然成绩优异，但只好辍学在家。当年，父亲李奉三常带着克强与供职于安徽省文史馆的国学大师李诚谈文论道，李奉三与李诚谈诗论文，并相互唱和，两人常从上午一直谈到傍晚，竟不知疲倦。
在旁边的克强常常为他们吟诗时抑扬顿挫、手舞足蹈，完全沉浸在诗的境界之中的情景所感动。
少年的克强聪明好学，天赋过人，使得李诚将其视为门生，谆谆教诲，向他讲授中国的国学、治学的方法以及古今逸事，有时还认真地给他说文解字。
此后，克强常来李诚家听他说文解字。李诚则不顾体衰视弱，常给克强开读书目录，就文风、为学及至持身应世都给以谆谆教导。
他要克强读《史记》《汉书》《后汉书》《资治通鉴》等国史，并给克强整段整段地背诵《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古文选。
克强每有看不懂或听不明白的地方，他就用平和的语调给他讲解。有时还专门给克强讲授唐诗，一天讲一首，而每讲一首他可以用一小时的时间来旁征博引，几乎每一篇文章、每一首诗都使克强渴望知识的心得到一种意外的收获和满足。
拜李诚为师的5年时光，克强在“停课闹革命”的日子里学业不但没有荒废，相反学识与日俱增。
1974 年3月，在“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口号下，克强与其他同学在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中，乘坐大客车向凤阳县大庙公社东陵大队进发。
到农村插队，是李克强第一次离家，刚刚踏出院门，就看见李诚站在巷口，一副依依不舍之情。告别时，李诚叮嘱他不忘学习，向农村学习、向社会学习、向书本学习。
凤阳，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故乡，有“帝王之乡”之名。从城市来到这块偏僻贫穷的地方，克强可谓历尽艰辛。由于水土不服，他曾经一度全身皮肤溃烂。
然而，他照样坚持田间劳动，一年到头大都用印有“为人民服务”的挎包装着干粮和咸菜下地劳动。渐渐地，农村生活习惯了，农活也大多会做了。那年头劳动强度大，加之缺少油水和蔬菜，他的饭量显得特别大。革命加拼命精神，着实锻炼了李
克强的筋骨，磨砺了他的意志。
插队期间，克强每天从田间披着晚霞归来，心底铭记李诚教诲，自学起从合肥带来的书籍，夜幕降临之后还往住挑灯夜读。同时，他还尝试着把自己的知识用于实践，带领农民科学种田，推广水稻良种，深得农民的拥护和公社党委的赏识。
20世纪70年代末，李诚去世。正在凤阳插队劳动并已任大庙公社大庙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克强得到噩耗后，悲伤不已，痛定思痛后立志成才以慰藉远去的灵魂。
1997 年5月15日，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克强在《安徽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追忆李诚先生》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追忆了与恩师交往的点点滴滴， “李先生每天总是端坐在桌前，手不释卷。或执笔圈点，或颔首低吟，日复一日，年年如此。”
克强对李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先生有着“吃冷猪肉、坐热板凳”的治学态度，有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严谨原则。李诚的言行品行穿越了克强的青少年时代，以致克强学识渊博、通晓古今诗书，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77年8月，邓小平拍板决定当年恢复高考。通过广播听到这一消息，克强喜不自禁，庆幸自己将赶上一个新时代。
克强立刻着手准备课本，加紧自学的劲头，如饥似渴地“备战”。在劳动之余，他积极备考，起早贪黑，为的是那个年代一个似乎遥远的梦——上大学。
这年12月，那场在冬日里举行的考试，成为了一个时代的转折点。克强成为570万人中的一员，走进改变了一代人命运的考场。
在填报高考志愿时，他的第一志愿是安徽师范学院，第二志愿才是北京大学。
毕竟，这一年高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竞争最激烈的一年，听说录取比例是29:1，他担心北大录取分数线太高，尽管心仪燕园，于是只能作为第二志愿备选。
高考录取通知终于收到，悬了多日的心终于放了下来，让克强兴奋的是，自己被梦寐以求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这在凤阳轰动一时。
1977 年底，克强荣幸成为“七七级”的一员。后来，李克强回忆:“在填写高考志愿之前，我曾收到一位邂逅相识的学者的来信。
他早年毕业于北大，深以为那里有知识的金字塔，因而在信中告诫我，要珍惜十年一遇的机会，把北大作为唯一的选择。
当时的我多数时间是和乡亲们一起为生存而忙碌，几乎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织驱动下，我还是在第一志愿填写了本省一所师范学院的名字——据说在师范学院读书是不必付钱的。
即便如此，我对北大依然存有难以抑制的向往，于是又在第二志愿的栏里填下了北大。大概是因为北大有优先权，她没有计较我这几乎不敬的做法，居然录取了我。”
分高学优、根正苗红是当时法科学生的选拔标准。尽管政治气候回暖，开始解冻的法科仍是绝密专业，颇有“阵地”意味。所有的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绝密”字样，军人、农村支部书记、中小学教员、地方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法律专业聚集了又红又专的各路英雄。
北大法律系拥有良好的师资和设备，名师中最著名的当推学贯中西的宪法行政法学家龚祥瑞。
龚祥瑞早年专治政治学，曾赴英国深造，对西方政制、法治有亲身体味，兼具政治学与法学的素养。
聪明勤奋的克强很快成为龚祥瑞的得意门生，克强也崇拜兼具比较宪法和西方政治学素养的龚祥瑞。
“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宪法沦为废纸。教学中一些老师对宪法话题噤若寒蝉。然而，龚祥瑞在课堂上畅谈民主宪政真义，让克强等深深感受到“恰似天降甘霖”。
在龚祥瑞那里，克强知道了何谓真正的自由主义和宪政精神。龚祥瑞主张，宪法具有最高性，即使最高权力机关也必须遵守，在宪法之上再也没有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或“正确领导”。
龚祥瑞告诉克强他们，宪政道路就是法治的道路，法治是走向民主的第一步。这些宪政主张，对于刚刚经历过“文革”的克强犹如石破天惊，也让他热血沸腾。在龚祥瑞的引领下，克强渐渐着重转向外国宪法和比较政治的学习。
在校期间，克强已经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曾经提交一份论文《法治机器与社会的系统、信息及控制》，试图以现代控制论和系统论解释法学学科问题，被学校评为优秀论文，同时也得到龚祥瑞的好评: “它是把系统论、控制论和信息论等新型科学方法运用到法学研究的一次尝试。”与此同时，克强翻译的《英国宪法史纲》由法律系打印，作为教学的参考资料。
当时，西方发达国家开始涌动新技术革命的浪潮，并且向社会领域侵袭，计算机也在与法律联姻。
龚祥瑞认为有必要向国内介绍这种动向，于是便草拟了一篇文章。但同时又以为自己的学生作为面向未来的一代，应该对此有更浓的兴趣。为此，他把文稿交给了得意门生克强，并要求他作补充及至修改。
克强后来撰文回忆:“大概因为我当时还年轻，更因为我常受先生们那种寻常心态的感染，竟然毫无顾忌地按龚先生的要求做了，而且是以平常心交还给他。
龚先生收到修改稿后当即认可，并把我和他的名字并列在一起拿到一家法学杂志去发表。当时的法学杂志种类还很少，可以推测，编辑部之所以愿意很快发表这篇文章，主要是因为有龚先生的名字。”
克强感慨地写道:“在北大，学生与先生所具有的某种平等关系，是基于对知识的尊重，对真理的崇尚。面对知识与真理，无所谓个人的体面和尊严。这也可以说是一种师道。”
教过七七级的北大法学院教授杨敦先亲切地称呼当年82位法律系学生为“黄埔一期”。杨敦先回忆说，“黄埔一期”思想活跃，“一般学生不能比”。杨敦先印象最深的是克强，他经常思考立法和国家政制的互动。同学之间的讨论也相当积极，同学陈兴良说，他到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后，偶尔也回到北大和克强讨论相关的理论问题。
1982年1月，“黄埔一期”毕业，克强等27位学生被评为北大优秀毕业生。毕业前夕，克强面临人生选择。他的很多同学选择了赴美或赴法留学，克强用两个月的时间复习了有关课程，雄心勃勃地准备留美考试。这时，上下左右都说:“李克强这次稳拿！”
但是，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马石江看中他的领导才能及沉稳性格，先后十多次找他谈话，要求他留校担任共青团北京大学委员会书记，领导学校近万名共青团员。
经过马石江的多次思想工作动员，克强终于选择了留校。这一消息震荡北大校园，议论四起。有的说:“克强，你可亏了，留学变留校，当个团干部。”“做那工作，把块材料给可惜了。”
其实，作学生工作，于克强是轻车熟路。作为学生时，克强是校园里一位思想活跃、言词犀利的学子。在跨学科小组讨论中，克强常常妙语连珠，灵感如涌泉。
在校学习时，克强热心于社会活动，很快成为校内活跃的学生骨干，曾被选为北京大学法律系团支部书记、党支部委员。
当时北大学生会学习香港一些高校学生会的制度，也尝试创立了权力很大的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专门监督和制约学生会。
常代会由每个系、每个年级推选一名代表参加，讨论和决定与学生有关的大事，是全校学生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构，被誉为“学生人大”。
克强担任过北大学生议会常代会主席，他的校友回忆说:“在（学生会）常代会上……在文科学生中，李克强发言较多，而且见解尖锐深刻。”
担任团委书记后，克强将北大的共青团工作搞得有声有色，非常活跃。他组织了北大首届文艺周，9天内演出了7台105个文艺节目，在学校与社会上引起良好反响，营造出浓厚的校园文化气氛，培养了学生情操，增强了学生自身的时代责任感与历史使命感。
20世纪80年代初期，北大共青团出现干部数量匮乏、业务素质差、基层组织不健全等问题。克强心想:要设法挽回10年浩劫的损失，全面提升共青团事业。他决心加强团组织的队伍建设，为各级团组织培养骨干，为共青团事业培养人才。于是，他着手创建北大团校。
1982年，北大团校的开学典礼简单而热烈，克强在讲话中说:开办团校的目的就在于培养具有较高理论修养和工作能力的共青团干部。
很快，北大团校成为学生心目中响当当的“政治代表队”。最吸引大学生的，是团校每项活动都与学生的实际密切相联。
学生们说，在团校不仅学习了理论、锻炼了能力，更重要的是解决了我们不同时期遇到的各类认识问题。
当时，克强仍然师从龚祥瑞，专攻《外国商法》，写出过经济论文《经济改革中市场的法律控制》，翻译了《改进法律机制以适应经济的发展》，并在龚祥瑞指导下，与杨百揆、刘庸安翻译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的名著《法律的正常程序》。该译著由群众出版社出版，如今仍然一版再版，克强是第一译者。
在翻译《法律的正常程序》时，英国的法律著作中常有一些古词语，既难懂且难译。一天，克强遇有一词，实在弄不通，恰好因为参加校外一次会议，与国学大师季羡林同住在西苑饭店，就向季先生请教。季羡林先生当即做了回答，但同时又说:“你可以先这样。”
克强当时还不理解他说的意思，当天晚上又发现季先生没有住在饭店，次日季先生返回，即向李克强说明了这个词的由来，多种含义解释得十分详尽。“我不敢想像季先生是否因为这件事而返校，但我敢肯定季先生当晚认真地查阅了这个词。
也许，季先生并不是一定要向我传授某种知识，他的所作所为实际上是在诠释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含义。”多年之后，克强回忆起这件事，仍然感慨不已，在他看来，马石江把自己带入了共青团事业的工作之中，而季羡林让自己懂得了如何为学与处世。为此，“马（石江）季（羡林）”两师同样让克强终身难忘。
当上北京大学团委书记后，克强保持不少求学时的锐气，虽然在北大莘莘学子中受到欢迎，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校外其他行业背景不同的团干部中，就常常鹤立鸡群，显得“另类”。
他经常在一些场合对一些重大政治、社会议题发表思想相当解放的独立看法，招致其他领域的团干部的非议。在1982年北京市共青团七大上选举全国共青团十一大代表时，这名北大团委书记居然落选。
不过,克强本人似乎并不太介意这些，但是，时任中组部副部长的王照华点将干预，克强仍然列席团十一大。
1982年12月2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在新中国红旗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青年精英，掌管了共青团的工作。
共青团十一届一中全会选举17人组成常务委员会，王兆国为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克强被选为团中央常委。曾有评论说:至此，李克强进入政坛快车道。
不久，克强被正式调到团中央工作，由燕园来到前门东大街10号楼。他出任共青团中央学校部部长、全国学联秘书长。
1983年12月8日，共青团十一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增补源潮、德福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克强为团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在书记处分工中，他分管学校口。
两年后，共青团十一届四中全会召开，增选年仅30岁的克强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希望工程”是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于1989年发起的一项公益事业。1990年3月，李克强作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率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考察组，冒着凛冽的寒风，踏着春风未融的冰雪，来到安徽省金寨县这个当年刘邓大军战斗过的地方，为全国第一所“希望小学”选址。老区的现状震撼着李克强等考察组同志的心灵，也更坚定了他们实施“希望工程”的决心。李克强说:“希望工程”不是锦上添花，而是雪中送炭，要用这炭火燃起老区孩子的希望。
很快，“希望工程”已经成为我国20世纪90年代社会参与最广泛、最富影响和享有崇高声誉的民间社会公益事业。一般人不知道，“希望工程”的一些重要管理制度出台都是克强亲自督办的，在他后来任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任内，是“希望工程”发展最快的时期，也是管理水平全面提高的时期。
共青团十三大闭幕以后，克强当选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当时，克强把实施“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作为青年工作再上新台阶的突破口。“跨世纪青年文明工程”从青年志愿者、青年文明号、青年文化园等三个方面展开。
“跨世纪青年人才工程”从培养合格的青年劳动者、造就优秀的青年科技和经营管理人才、培养开创21世纪大业的生力军、推广普及新知识新技能4个方面展开。
有人说，克强总能先人半拍。在团中央工作期间，他就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的硕士、博士研究生。克强当过知青，知道农村经济凋敝，每到年初许多地方就闹“春荒”，没有饭吃农民就成群结队出去讨饭。
在读北大在职研究生时，他关注中国农村经济。1988年，他以《农村工业化:结构转换中的选择》一文获得经济学硕士，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萧灼基。后来，师从经济学家厉以宁，在1995年拿到博士学位。
而今，在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二楼展厅陈列着该院前院长厉以宁的诸多著作，其中一本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为厉以宁与他的3名弟子合著。
那是1991年8月，厉以宁把克强、李源潮、孟晓苏3位在职博士生以前的硕士论文整理成一本书，为书的其他章节作了补充，加上股份制的内容，定名为《走向繁荣的战略选择》，当年由经济日报出版社出版后，备受经济学界关注。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本书的所有论点后来完全被认同，渐渐变为正在实行的政策。
1998年6月，克强调往中原，出任河南省委副书记，一个月后接任代省长，半年后转正，时年44岁。李克强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省长，也是第一位“博士省长”。2002年，又出任河南省委书记。
2004 年12月底，中央宣布克强调任辽宁担任省委书记。于是，他拥有一份丰富而完整的履历——从北大法律系求学开始担任学生干部，并进入共青团系统，再由团中央第一书记转任地方大员，仕途可谓“平顺”。
对克强来说，由中央到地方，由农业大省到工业大省，不仅完善了履历，更重要的是能在不同的挑战前接受全面的历练，可以帮助他更有信心地应付各种错综复杂的问题。
2007年10月22日，在党的十七届一中全会上，克强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由此，克强告别辽宁进入北京中南海，去为整个中国谋略施政。
2008年1月11日以来，川东北等地遭受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雨雪冰冻灾害，给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会造成严重影响。遭遇雨雪袭击的巴蜀大地，寒气逼人。
1月30日，克强专程奔赴四川灾区，当晚即察看灾情，慰问受灾群众，指导抗灾救灾工作。31日一大早，克强一行驱车百余公里，沿雪后崎岖的盘山公路，来到海拔1000多米的宣汉县老君乡紫云村。他踩着10多厘米厚的积雪一家一家看望村民，慰问结束时已是下午1点。他坚持不在群众家中吃饭，在路途中以方便面充饥。
2月2日晚上的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报道了克强到四川查看雪灾灾情的消息，在众多的活动镜头中，有一个小小的细节被一位网友发现。那就是克强吃方便面的动作特别熟练:只见李克强接过方便面随手一扯，面团部分就非常准确迅速地落到纸碗里，然后是挤作料汁，也是直接到位，再然后就是刷刷刷快速解决战斗。这位网友感叹:看那个动作的熟练程度，也许一些手脚麻利的家庭主妇都要自愧不如。
3月17日，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举行第七次全体会议，决定克强等4人为国务院副总理。克强是副总理中唯一的政治局常委 (其他3人均为政治局委员)，也是4人中最年轻的一个。克强不仅是首位“50后”的副总理，而且是近20年来最年轻的一位副总理。
很明显，他是中国未来政治领军人物之一。出身法学和经济学专业的克强，也成为近年来涌现出的人文社科背景官员的代表人物，这种趋势也正好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治国理念的转向相契合。
克强是中国第一位拥有经济学博士头衔的总理，拥有经济学博士和法学学士学位。
1994年，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的克强获得北京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题目为《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该论文获得中国经济学界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学奖。
随着中国社会城镇化的建设与发展，这篇论文重新被人们提及和讨论，并且2013年5月有外媒称该论文成为现在中国政府制定城镇化方针与农村政策的指导性文件。
这篇论文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1991年第3期，原版刊出该论文一共17页，就是这么多字。
克强于1988－1994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专业在职研究生学习，1991年发表该论文，1994年获北大经济学博士学位，该论文是他的博士论文。
克强导师就是大名鼎鼎的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厉以宁先生。该论文的价值和意义在于:
1，打破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在国际经济学界的权威，道明了我国经济是三元结构，开启了经济学界对三元经济结构的研究浪潮，因而学术价值巨大；
2，对我国城镇化与农村发展的政策制定具有最直接的现实指导意义，堪称对国家发展贡献巨大。
论我国经济的三元结构作者 | 李克强 （节选）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 中国传统经济中二元结构的特点, 决定了我国不能走从传统农业社会直接转变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发展道路, 而必须经历一个农业部门、农村工业部门与城市工业部门并存的三元结构时期，这种三元结构已在中国形成。
由二元结构转变为三元结构, 并不意味着距离国民经济结构一元化的道路更漫长了, 而是加快了结构转换的进程。作者分析了三元结构在我国形成的客观条件、意义及其相互关系, 分析了推动三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条件, 并且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正文：
迄今为止, 世界上众多国家的经济发展历程表明, 现代化的实质就是实现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演化, 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
因此, 一个国家在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 首先必须实行工业化。但是, 在不同的国家, 推进工业化可以有不同的道路, 一个国家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也会表现出选择的差异。
10 年来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兴起与发展, 使中国走上了独特的工业化道路, 国民经济呈现出崭新的局面。
分析与研究其演化的历史进程和趋向、生成的特定条件、发展中的特殊课题以及可能选择的对策, 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中国在50 年代开始的工业化进程基本上是以城市为依托、以争取工业最大产出的增长为目标的。在20 多年以至更长的时间里, 中国工业以相当高的速度增长。
然而,上述过程是与农村相分离的, 中国农民实际上没有直接参与。一方面, 城市工业所能提供的职业非常有限, 大部分新增劳动力不得不安置在农村, 并且主要是从事种植业,另一方面, 由于采取了城乡分割的社会体制, 特别是推行十分严格的户口政策, 限制人口的自由迁移, 使得农村人口不可能大量地流向城市。
不仅如此, 中国工业化的进程还是在农业生产率很低的条件下发动的, 可以说,工业的高速增长是用牺牲农业来实现的。
在这段时间里, 国家通过工农业产品的不等价交换和税收等形式, 为工业化提供了大量的资金积累。
这种以农业支付工业增长的方式使得农民的负担过重, 其结果必然是, 农业生产率的增长极为缓慢, 甚至出现负增长, 从而使农业人口的收入十分低下, 再加上政策的限制, 在农业不可能出现大规模发展包括工业在内的非农产业的势头。
中国农村不仅被排斥在工业化进程之外, 而且城市与农村的差距也相对扩大了。
因此, 可以这样说, 从建国初开始的中国工业化进程, 虽然推行了近30 年, 发展速度也不慢, 但由于只直接涉及少部分人, 并未进入全面推进工业化的时期。
或者说,虽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为实现工业化奠定了一定的墓础, 但工业部门只是处于建立阶段, 尚未进入扩张阶段, 还远未实现工业化。
如果说这种工业化的方式在争取工业最大产出的增长方面是成功的话, 那么这种增长的内涵则是相当贫乏的, 在带动农村经济的变革和国民经济的整体改造方面也是不成功的。
诚然, 应当注意到, 在70 年代末以前, 从某种程度上说, 中国已经开始在农村中兴建农村工业, 但其所占国民经济总体活动水平的比重并不明显, 发展目标又不明确,且几起几落，因此只能看作是为未来中国农村工业化的发动作了必要的准备。
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新变化发生于70 年代末期，这一新变化的发生条件是以家庭联产承包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的推行。联产承包制实行后, 保证以农业支付工业增长方式的基本手段之———统购统销体制被打破了, 加之农产品收购价格的大幅度上升, 使农民释放了长期受到压抑的生产积极性, 农产品产量迅速上升。农业生产率的较大幅度提高导致农村中出现了大量的公开化的剩余劳动力。在比较利益机制的驭动下, 农民自然开始面向收益较高的非农产业。而在城乡经济和社会体制依然分割的情况下, 兴办乡镇企业就成了农民进入非农产业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选择。乡镇企业的崛起, 标志着中国农民开始了直接进入工业化的进程。
中国农民通过进入乡镇企业直接参与工业化进程的势头之迅猛是空前的。到1988年, 乡镇企业职工已占到全部农村劳动力的近1/4, 职工总数达9500多万人。就在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为利益机制的驱动大规模转向乡镇企业的同时, 国家也逐步确立了农村工业化的目标, 改变了70 年代末期以前单一依托城市推进工业化的方针, 并且提供种种优惠政策来扶持乡镇企业的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 是采用了工业利润返还的方式, 从而促成了乡镇企业以超常的速度增长。
乡镇企业的崛起形成了中国工业化全面发展的新局面。它己成为农村工业化的主导方面和基本途径, 而农村工业化又是中国工业化的关键。中国工业化进程由此出现新的生机, 国民经济结构也由此而发生了重大变革。
阿瑟·刘易斯等西方经济学家提出, 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二元经济结构, 即城市的现代工业部门与农村的传统农业部门并存, 这无疑是一种相对落后的国民经济结构。推进工业化的结果就是要使这种经济结构发生变革, 使异质的二元结构转换为同质的一元结构。
中国在推行农村工业化之前, 二元经济结构是国民经济结构的基本特征。但是,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还有其自身的特点。如果对一般的二元经济结构进行横向解剖的话, 可以发现, 其中包括三个重要方面: 1.产值构成; 2.就业状况; 3. 居住方式。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性就在于, 农村劳动力和农村人口的数量巨大, 从而使得在工农业产值构成较为迅速地变动过程中, 劳动力的就业状况高度稳定, 农村居民居住方式的变迁则基本停滞。
与发达国家相比, 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特征是, 农业份额显著地大, 而非农产业的份额显著地小。中国在50 年代初推进工业化之时正是呈现这样的特征。据统计,1952年中国工农业总值构成状况是: 农业总产值占5 6. 9% , 工业总产值占43.1%。在70 年代末期以前的近30 年里, 随着以城市为依托的工业化的高速推进, 中国的产值结构发生了明显的变化, 按照我国的统计, 到1 9 7 8 年, 农业总产值占2 4.8 % , 工业总产值占7 5. 2 %。
按世界银行研究报告的统计, 取1 9 7 7一1 9 7 9 年的平均数, 农业所占比重为37 % , 工业则占到了50 %。
那么, 是否可以说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已经发生了整体性的变动呢? 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在二元经济结构转换过程中, 劳动就业结构的改变和居民居住方式的变迁有着决定性的意义。
而在70 年代末以前, 中国农业产值份额的下降一直是在农业劳动力份额基本不变的条件下发生的。
在19 52一19 7 8 年长达26 年的时间里, 我国农业劳动力份额保持了惊人的稳定, 农业劳动力占总人口之比由31 . 7% 略降至31. 5 % ;
农业劳动力占社会劳动力之比由88 .0 % 降为7 6. 1% , 年平均也只下降了0 .5 6% 。如果从农业人口份额变动情况看, 则同样具有超常的稳定性特征。
据统计, 1949年我国城镇人口在总人口中占的比例是10 .6 %, 农村人口占89.4% ; 到1 9 7 8 年, 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17. 9 % , 农村人口仍多达82.1%。
在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上升45 个百分点以上的过程中, 城镇总人口比重的增长却不到8 个百分点。
根据二元经济洁构理论, 二元经济结构的核心问题是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剩余劳动力的消除是由二元结构转换为一元结构的最基本标志。但由于70 年代末期以前的中国工业化的战略重点是放在发展资金程度较高的重工业, 能够吸收的农业剩余劳动力数量甚微, 而且由于农业人口增长迅速, 农村劳动力总数非但没有减少, 反而增加了。
正因为中国的人均耕地数量逐年减少,且大大少于世界平均值, 因而与其他具有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相比, 农村中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问题就更为严重。在1 9 5 2一1 9 7 7年的25 年中, 中国农村人口增加了5 5 .6 % , 而耕地面积却减少了1.3 亿亩, 全国农业人口对耕地的人均占有量从3.29 亩减少到1.85 亩。
这就使得中国农业中的剩余劳动力不仅以潜在形式存在, 而且数量巨大。这种典型的劳动力供给的无限性也从客观上造成了转换二元结构的困难, 而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存在又决定了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极低, 甚至为零。可以说, 这也是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特性形成的根本原因所在。
应当承认, 产值变化仍是衡量国民经济结构变动的一个重要度量指标。但即便如此, 如果进行国际比较的话, 中国的情况同一些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水平相似, 只是略高一些。据世界银行统计的数字, 19 7 9 年中国农业产值份额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为34 % , 而印度为38 %, 低收入国家一般在38 % 左右。
中等收入国家为15 %,发达国家则一般在5 % 以下。[ii] 可见, 中国同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二元结构的国家相比, 仍有相当的差距。
诚然, 对产值结构进行国际比较是不足以说明中国二元结构的特性的, 但如果对就业结构和居住方式进行比较的话, 便可以比较清晰地看出它的特性了。
据统计, 在7 0 年代, 亚洲一些主要国家和地区的农村非农就业比重介于25 一45 % 之间, 其中印度为24% , 南朝鲜为25 % , 印尼为27 .7 % , 马来西亚为37 % , 菲津宾则为40 % 。
这些数字均不包括季节性和临时性非农活动。[iii]这些国家比我国农村当时达到的非农就业比重要高得多。仅就与我国生产结构中农业比重相似的印度来看, 也超出我国10 个百分点以上。中国二元经济中产值结构与就业结构的偏差, 恰恰说明了它自身的强度。与此同时, 人口结构也存在着相当的差距。世界银行《19 8 5 年世界发展报告》提供的资料表明, 中国人口城市化的水平远远低于发达国家, 大体只相当于低收入国家水平, 而且处于平均线以下。据统计, 1 9 8 3 年, 世界上低收入国家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22 % , 当年中国则为21 % , 还低于印度3 个百分点。
中国城市化的速度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发展速度。中国人口城市化进程缓慢的事实, 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了二元经济结构的刚性。
当然, 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优劣也是具有相对性的。它优于处于最不发达状态的经济, 因为它毕竟已经建立起了现代工业部门。
但是, 随着中国城市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 二元经济结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被强化了, 经济上已形成了分野程度明显的两极。
如果依旧发展下去, 工业产值份额也可能会继续上升, 但其结果只能使二元经济结构愈加强化, 从而延缓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进程。
经验表明, 以城市为依托、以争取最大产出为目标来推进工业化, 是不可能实现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整体改造的。那么是否可以一举打破城乡分割的体制, 建立起两个系统间在劳动力转移和居住方式变迁方面的紧密联系, 从而使二元结构直接向一元结构转换呢?
根据刘易斯的理论, 二元结构可以直接向一元结构转换, 这种理论也称为“两部门经济发展理论” , 它大致符合许多已经工业化的国家的历史经验。至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在效仿这一转换方式。然而, 采用上述直接转换方式的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至今并未取得多大进展, 因为事实并不是象“ 两部门经济发展理论” 描绘的那样, 城市现代工业的容纳力和吸引力要比预想的小得多, 特别是由于在现代化进程中资本集约化程度提高等原因, 城市现代工业的就业增长率必然大大低于生产力增长率。而且, 城市也不仅仅存在着现代工业部门, 同时还存在着城市传统部门。城市传统部门的收入水平之低相当于农村的最低生存费用, 但由于毕竟没有土地条件的制约, 因而也还是有大量的农村人口进入这种城市传统部门。西方经济学家对拉丁美洲和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的考察表明, 在这些国家确有大量人口从农村流出, 但所流出的大部分却未被现代工业吸收, 而是被城市中的传统部门或贫困部门吸收了。这可以说是在农业部门与工业部门间劳动力转移尚未展开的条件下, 提前开始了农村与城市间的人口转移。
这种人口向城市传统部门的集中形成了城市贫困社会, 二元经济结构固然因此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变, 但并非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 从一定意义上说, 是恶化了。
如果中国走上上述道路的话, 后果将更加严重。因为经过强化的二元结构使得城市工业的吸纳力更小, 甚至不足以容纳城市本身新增的劳动力。同时由于农村的上地资源缺乏, 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 将不仅是受比较收益机制的推动, 还要受到农村排挤人口机制的驱动。其结果会使城市传统部门恶性膨胀, “ 城市病” 的特征将更加显著。
问题还在于, 这样做在客观效果上不可能将两种经济部门有机地联结起来, 反而会增加二元结构转换的复杂性。
当然, 也可以用行政性的强制方法将剩余劳动力只是导向城市工业部门。实际上, 中国在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曾不同程度地采用过这种办法。
但向工业企业中硬性安排劳动力, 往往是以牺牲效率为代价的, 而且随着工业增长的波动, 也会产生就业增长的波动。
例如50 年代末曾有过一次将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城市工业部门的集中转移,而伴随着农业总产值的大幅度下降, 工业生产也出现了负增长。
因此, 60 年代初, 又不得不将1 8 0 0 万已进入城市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强制遣返农村, 结果显然是适得其反。
据上所述, 不论从怎样的角度论证, 理论和事实都证明, 在中国直接由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是不可能的, 这也与中国二元经济结构的特性有着直接的关系。
换句话说, 不论是通过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 还是依靠在城市中扩张工业部门来转换二元结构, 都不仅是不可取的, 也是不现实的。
那么, 只能把注意力转向农村, 就地实现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通过弱化二元结构的强度, 来打破固有的平衡, 形成国民经济结构的新局面。
（省略）
农村工业基本上是复制城市工业, 两个系统在产业结构上存在着高度的同构性。由于乡镇企业发生与发展的分散化, 使之覆盖了和整个工业部门范围相同的工业行业。在国家确定的40 个行业中, 除了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业外, 农村工业部门都进入了。虽然参与程度不高, 而且在一些行业所占份额特别小, 但毕竟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的经济长期以来属于短缺经济, 乡镇企业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弥补了城市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方面的某些不足, 增加了有效供给。从消费品供给方面看, 由于日用消费品的生产多属劳动密集型产业, 而在乡镇企业中轻工业又占有较大比重, 因而乡镇企业的产品已成为消费品市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来源。从生产资料供给看,乡镇企业的发展在增加市场的生产资料供给方面也成为一个重要支柱。不仅如此, 乡镇企业本身还是工业品市场的消费者。就全国范围看, 在构成乡镇企业的大部分工业生产的那些产品类别中, 城市工业均占决定性的份额。从需求导致供给的意义上说,农村工业部门也是促进城市工业尤其是制造业发展的一支推动力量。
虽然农村工业部门和城市工业部门在地理位置和部门管理上基本是分割的, 但两个部门之间仍然有着直接的联系。许多乡镇企业与城市工业企业之间存在着多种类型的合作关系, 它们通过合资经营、签订转包合同或其他协议等手段来进行生产方面的协作。农村工业部门对城市工业部门的这种合作方式, 显然有利于工业经济流程的合理化。
（省略）
2017年克强总理曾经在彭博上发表过一篇英文署名文章《开放经济，造福世界》，同时译文也发在政府网上。
This is a testing time.
Almost a decade on, the world is still reeling from the fallout of the global financial crisis. China faces its fair share of challenges, but we choose to confront them head on.
Above all, we remain convinced that economic openness serves everyone better, at home and abroad. The world is a community of shared destiny. It’s far preferable for countries to trade goods and services and bond through investment partnerships than to trade barbs and build barriers. Should differences arise, it behooves us all to discuss them with respect and a keen sense of equality.
China stands resolute with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and multilateral free-trade agreements designed to be inclusiv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has enabled the creation and sharing of wealth on an unprecedented scale. There are problems, too, more on the sharing side. These can be addressed, but only if countries work together to ensure that a rising tide really does lift all boats.
At home, the government is opting for a lighter, more balanced touch while engaging the market. To make doing business in China easier, the state is consolidating administrative reviews and focusing more on compliance oversight, risk preparedness, and providing services. We keep improving implementation of the VAT reform to make sure that tax costs drop across the board.
We are opening new sectors of the economy to investment and widening access to many others. We are piloting a “negative list” model before a nationwide rollout, where investment access is assumed unless specifically restricted. More measures are in the pipeline to ensure all businesses registered in China are treated equally. Companies can enjoy additional incentives if they invest in less-developed western regions or in the northeastern industrial belt.
While the government is continuing to invest in infrastructure to boost domestic demand, more resources are going to improving rural roads, water supply, sewage systems, and information networks—areas that traditionally haven’t been as visible. In parallel with such hardware improvements, we’re continuing efforts to expand the safety net, not least for the more vulnerable members of society.
Structural reforms are showing results.
In 2016, China shed more than 65 million and 290 million tons of inefficient steel and coal-mining capacity, respectively. We plan to raise those numbers to 140 million and 800 million tons within the next three to five years to restore healthier fundamentals to those industries. Meanwhile, the government is working with business communities on various retraining programs. In 2016 alone, 700,000 workers once employed in downsized industries moved on to new jobs.
At the same time, new growth drivers are emerging strong. Services, which have surpassed manufacturing as a share of the economy, keep consolidating their lead. Consumption now contributes more than 60 percent of the growth in China’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While creating new value, these drivers are also boosting the efficiency and competitiveness of traditional sectors, with high-tech and equipment manufacturing leading industrial expansion.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are taking root. Meanwhile, new business models are thriving, transforming many previously unimaginable services into daily conveniences. The mobile-internet-enabled sharing economy is only one obvious case. Besides ordering takeout or hailing cars, housekeeping, health consulting, and many more services are now just a swipe away.
The numbers bear out the case. The economy grew a healthy 6.7 percent last year. More important, despite industrial consolidation and ever more robots finding their way into factories, the job market is proving resilient. The economy has added more than 13 million jobs every year since 2013. Unemployment stands at a multiyear low.
In a world with a plethora of uncertainties, China offers an anchor of stability and growth with its consistent message of support for reform, openness, and free trade. The times may be difficult. But that’s all the more reason not to lose sight of these principles, which have stood China—and the world—in good stead.
Li has been the premi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ince March 2013.
斯人已逝，生者长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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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0-27 19:38:10
发表于 2023-10-27 20:0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