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位医学生眼中的实验室

寂静回声

中山二院学生患癌风波持续发酵。在各个社交平台上，此前只在小圈子里讨论的实验规则及安全问题，进入公众视野。经济观察报联系了40位在实验室里工作或工作过的医学生，最终有5位接受了采访，其中仅一位是目前在读的医学生，多位在读医学生出于对毕业的担忧拒绝了采访。


沈南是一名在读博士生，她仍然记得硕士期间自己第一次进实验室的场景，导师把任务分配下来，由师兄师姐带着操作实验，第二次就自己上手了。没有相关的实验安全培训。“我们的防护知识只停留在知道戴手套和口罩，至于为什么戴？哪些东西对身体有损害，大家不清楚。”


一名医学硕士感触最深的一次是师姐教染片子，由于师姐不在实验室，她独自一人染了两个多小时，二甲苯的气味熏得她头疼，饭都吃不下。直到有一天，她去另一个实验室才发现，那里配备了可供染片子的实验台。“二甲苯可能会对呼吸道、皮肤、造血功能等造成损害，很多危险的操作都是我自己后来慢慢反应过来的”。


接受采访的多数学生表示，没有接受过实验室安全培训。也因此，他们的实验安全主要依赖导师、师兄师姐的言传身教和自己的安全意识。


两年前从浙南一所医科大学硕士毕业的苏晴告诉经济观察报，研究生期间，自己所在的实验室，不论做什么实验，都是一双手套“打天下”。甚至导师偶尔来实验室做细胞实验，手套也不戴就徒手操作，“细胞实验不算危险，但有时候会用到有毒试剂，他也没戴口罩”。


一位医学博士仍然记得读硕士时实验室里松散的管理，许多注意事项来源于“随口一提”，有一次，有同学没盖DNA胶缓冲液的盖子，师姐就说了一句“这个有剧毒”。当时他又惊又怕，但师姐告诉他，淡定。“不怕是假的，但当大家都这么做，也就存了侥幸心理。”他提到，在实验室里，没有人明确管实验应该怎么做，实验一上手都是自己的事情，“自己管好自己，有结果就行”。


一方面是防护意识的淡漠，另一方面，一些实验室的客观防护条件不足。沈南所在的实验室，大家对防护措施都比较重视，但保障安全的试验设备仍有缺失，按道理说，涉及到二甲苯的实验，应该在通风橱里做，但其所在实验室没有通风橱。“看到中山二院的事件，我才去搜索了通风橱是什么样子的”，要不是这件事，她甚至不知道慢病毒实验需要在P2实验室（指生物实验室安全等级的一个分类，适用于对人和环境有中等潜在危害的微生物）做。


“我们实验室经费比较充足，防护用品都有。”一名北方某医科大学的医学生表示，但是同专业许多实验室，可能护目镜都是破破烂烂的，甚至一些防护的手套也需要学生自己购买，“倒贴做实验”。
“可以说，我们生活在实验室里。实验区和我们的工位都在一个房间。”苏晴的工位和实验台只隔一条小走道，不做实验的时候，苏晴和同学们通常坐在工位上做PPT、处理数据。烧水壶就放在实验室的桌子上，有时也在工位上吃东西。


“是侥幸，也是无奈。”苏晴表示，虽然“老板”会提醒大家吃东西要去食堂，但由于实验时间不固定，常需要待到零点以后，不可避免地要在实验室里喝水。“一些人多的实验室，因为排队，在实验室里干通宵也很常见。”她提到，需要卡点的实验很多，“就像收菜一样，好了就要收割”。


一些实验室会将办公区和实验区分在不同房间，有些在一个房间里但会设置隔断，而有一些实验室的办公区和实验区则完全混在一起。陈康说，其所在高校的实验室基本没有分区。
一次常规体检，让陈康发现自己有甲状腺结节，虽然他不确定是否与实验相关，但他比较确信，由于实验室通风不好，自己的咽喉炎可能与长期吸入一些气体有关，“学生的办公桌就在实验室里，长期生活在实验室的环境中，一些化学试剂，如苯酚、醇等实验试剂会有致病可能”。


实验室资源紧缺的现象在一些高校存在。一位湖南知名医院的医生告诉经济观察报，自己所在医院的实验室也承担了附属院校的科研工作，而医院的医生和医学生仅有一个实验室可用，必须预约，还经常排不上号。


所有受访者都向经济观察报表示，实验室会安排定期的安全检查，但检查仅限于剧毒溶液的储存、上锁，实验室台面上是否有生活物品、食物等。“一般是行政人员来查，来的时候把东西收一收，工位上把电脑、吃的都收起来。看不见就可以了”。
在高校，一些理工科，尤其是生、化、环、材专业的硕士、博士生导师也被称为“老板”。“老板”有实验课题和科研经费，学生在实验室干活，“老板”会给予一定的报酬。


通常，“老板”也是实验室的PI，即principle investigator（主要的研究者），拿到课题、有科研经费才能申请到实验室，这些资源通常掌握在一些资深教授手里，陈康说，在很多985、211高校，一些副教授都拿不到实验室。


PI也是实验室的老大。从申请实验室房间、实验室设计规划、购买设备都取决于“老板”，他们是实验室规则的制定者。


相比一些文科类专业，医学生对导师的依赖更强，因为要发表论文才能毕业，而医学论文的发表离不开实验，发论文必须要有第一手数据，不能造假。
沈南对硕士阶段最深的记忆就是实验室，专硕学生通常白天在医院上班，晚上做实验，基本天天在实验室，“细胞和老鼠可不会双休”。


沈南说，每个“老板”风格不同，逼得紧的，手下学生做实验的节奏相当“窒息”，一些同学常常在凌晨一点后才能回寝室，脱发、失眠很普遍。


“没见过不辛苦的医学生。”沈南所在的组，每周会开1-2次组会汇报实验结果，没有结果会被骂，开组会的时间五花八门：周六周天开的，晚上9点以后开的，早上五六点就开的，一开就是大半天甚至一天。“换导师几乎不可能，不敢得罪老师，怕老师不让毕业”。
不仅是学生，“青椒“们（青年教师）也同样依赖“老板”。陈康说，高校的讲师和副教授基本都属于“青椒”，开展研究必须依托实验室，而这些实验室还得依靠实验室PI。


一些青年教师因为缺乏实验室，便跑到地下室去做实验，地下室不仅硬件设备不过关，通风条件也差，“一旦有毒气体扩散，非常危险”，陈康介绍。


这些年，陈康除了上课，其余时间基本都泡在实验室里，每周工作超过70个小时，每周需要向PI汇报实验成果，比做博士的时候累，陈康感叹，“读博的时候我周日一定会去打篮球呢”。


毕业要进医院，除了看临床能力和学历，科研要求也非常高。一位浙江某医院的青年医生介绍，进入医院后，晋升也有科研要求，所以很多在职医生也会“卷科研”。


毕业要进医院，除了看临床能力和学历，科研要求也非常高。一位浙江某医院的青年医生介绍，进入医院后，晋升也有科研要求，所以很多在职医生也会“卷科研”。这种链条式的压力让医学生们在每个环节都不敢放松，甚至更为谨慎。在采访中，记者联系到的两位中山大学学生均拒绝了采访，因为“即使匿名也不安全”。（文中为化名；来源：经济观察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