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的三次大饥荒

迷茫的维修

第一次大饥荒：1921-1922年，饿死510万人。

列宁统治时期，1919年1月11日，苏联人民委员会颁布法令，要求农民按照政府规定的数字交纳农产品，交出全部余粮和一部分口粮来支援红军和工人。为落实法令，苏俄政府派出了一支支携带武器的征粮队，用军事办法征集粮食和农产品。征粮队常常将农民们的种子粮和最基本的口粮也征集了上来，并将为数相当多的中农甚至贫农当作富农镇压或惩处。这引发了农民阶层对于苏维埃政权的不满。

1920年底国内战争结束，战时共产主义体制却仍在延续，被征收粮食的农村对苏维埃政权产生了抵触情绪，转化为不愿意种粮或者尽可能少种粮、故意缩减耕地的不合作行动。农业急剧萎缩，1920年的谷物总产量比战争前减少了一半，最终在1921年酿成一场波及苏联17个省份的大饥荒。

毒气弹镇压农民暴动：

战时共产主义制催化了饥荒，引发了波及全国多个省份的农民暴动。1920年底至1921年春，乌克兰、俄罗斯东南部、中部、西伯利亚、伏尔加河沿岸先后都爆发了农民暴动，高潮在1921年2、3月，西伯利亚伊施姆一县参加暴动的农民就达6万多人，参加坦波夫省农民暴动的有5万多人。

坦波夫省有世界上最肥沃的黑土，粮食一度销售到全俄与欧洲，十月革命前是俄国最富饶的省份之一。1917年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该地一直对余粮征集制消极抵制，并演变为公开的农民武装暴动。而随着苏俄政府对坦波夫省暴动农民的镇压，该省的经济也滑落到整个国家的倒数第二位，沦落到养不活自己的境地。

为从农民手中强行收缴粮食，苏俄政府组织了一支支“武装征粮队”，在同一时间从四面八方进入坦波夫省境内。但是农民游击队反击了这些官方的武装征粮队，有时候将征粮队打得溃逃，甚或全歼征粮队。为了镇压这些农民暴动，苏俄政府甚至动用了毒气弹。

苏联第二次大饥荒：1932-1933年，主要发生在乌克兰，饿死700万人。

斯大林统治时期，1927年10月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运动，为保证城市和工业粮食供应以及出口的需要，国家按照核定的低价收购粮食，农民对余粮的拥有和贸易权再次面临被剥夺。

1928年1月，苏联为了收购粮食专门修改了【刑法】。以刑法用于粮食收购，对拥有余粮者以投机罪名惩处，这一“非常措施”此后影响深远。后来，全国各地先后成立了一个专门机构：“粮食收购三人特别小组”，这是衍生于战时的特殊机构，拥有不经审讯批准逮捕、判刑和处决犯人的权力。

“非常措施”的实行，再次激化了苏维埃与农民阶层的对立。《苏共中央通报》1991年第7期刊登的材料充分地揭示了当时农民们的反抗情绪，甚至一位贫农出身的村苏维埃主席也反映说：“在十月革命十周年之际共产党人发疯了或者正在发疯。……看来农民只得像1919～1920年那样锻造长矛来保卫自己了。完全是在抢劫……”事实上，很快农民们就去锻造“长矛”来保卫自己了，根据目前解密的档案材料来看，仅1928年上半年苏联全国各地就爆发了150多起农民暴动事件，这些农民暴动事件是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的参与之下被镇压的。

联共（布）中央内部也出现了意见分歧，1928年春天分歧越来越严重，斯大林坚持认为产生粮食收购危机的主要原因是富农囤粮不售，蓄意制造饥荒，是阶级斗争的表现。斯大林认为，粮食收购危机表明用市场方法从富农那里获取粮食已经是不可能的了。斯大林于次年全面实施农业集体化。

大饥荒期间大量出口粮食：1930年1月，苏联确定要在五年计划结束时基本消灭小农经济。苏联全国各地各级党和政府组织自上而下地推行全盘集体化，不能如期完成任务的地方干部要受到撤职、开除党籍的处置，而不愿意立刻加入集体农庄的农民则被斥之为“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准）富农分子”，并没收土地。

在“非常措施”以及政府的强大压力之下，苏联农村集体化运动飞速发展，从1929年10月至1930年3月1日，有1200多万户农民加入了集体农庄，全国集体化的农户从占农户总数的7.6％猛增到56％，而迅猛发展又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生产者的积极性遭到摧残。

因为在集体化运动过程中农民在突然之间交出自己的农具和牲畜以及原先分配给他们耕种的土地，不再是原有意义上的农民了。集体农庄农民必须按国家规定价格和数量交售粮食，类似中国的“统购统销”，尤其严厉的是违反者以刑法处置。到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时，苏联各地集体农庄义务交售的谷物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13.2％，土豆价格仅相当于其成本的7.5％，而国家在将粮食出售给农民们的时候价格高得惊人。集体农庄的农民们无法忍受农产品义务交售制的重负，再次用减少播种面积等办法来消极抵抗，产粮区出现了“罢种罢收“。

粮食产量在下降，国家征收乃至出口的粮食却在逐年提高，以获取资金推进工业化。如此作为之下，1930～1931年粮食不足问题已经显现出来，1932年秋，苏联国内广大地区普遍遭受了严重的饥荒，在乌克兰南部、伏尔加河中游等地区饥荒最严重，乌克兰的大饥荒是当时全苏联最严重的，号称欧洲粮仓的乌克兰，因为苏联政府对粮食的强取豪夺，导致数百万人饿死。此事过后，乌克兰人与俄罗斯人的民族矛盾再也无法缓解，其影响一直到了今天。

前苏联《星》杂志1964年第1期载文详细描述了1932～1933年苏联大饥荒的情景：“人们一家一家地饿死，房屋纷纷倒塌，越来越多的窗户不再透出亮光——它们被木板钉死了，人都进城去了。”

城里等待他们的是什么呢？《十月》杂志俄文版1989年第6期刊登的苏联作家格罗斯曼的一篇文章《一切都在流动》回答说：“国家拿不出一粒粮食给饥民……所有道路上都设置了关卡，有军队、警察、内务部工作人员，不准饥民出村，哪怕是一些非常小的车站也都有警卫队……”城里买粮食则必须出示粮卡。

1932～1933年苏联爆发的大饥荒，灾难性远远超过了1921年的饥荒，主要原因是苏联官方对国内和国际社会掩盖了真相，致使饥民们得不到任何救援。而且大饥荒期间苏联仍然坚持向国外出口粮食。

1932年，苏联规定，盗窃集体农庄财产者必须处以最高刑罚——枪毙并没收全部财产。情节较轻者，判处10年以上监禁并且没收全部财产，结果，大批妇女、儿童因为忍受不了饥饿偷偷剪了点麦穗充饥就受到了严惩，在从该决议出台至1933年1月短短6个月的时间里共计判处了54645人。

但更严重的是重演的人吃人悲剧，引发了如何惩处的法律问题。1933年5月，苏联国家安全机关下发了一封秘密信件，信件强调了将食人视为与国家安全有关的事件：“由于现行的刑事法令没有规定对犯有食人罪行者的惩罚措施，所以一切食人案件都必须立即交由国家安全机关的各级地方机构去处置……”

第三次大饥荒：1946-1947年，饿死100-150万人。

实际上，在二战之中，这场大饥荒在苏联许多地区已经开始，却并未随着卫国战争胜利而结束。这首先是由于战争带来的上千万农业劳动力的损失，在战后重建期表现得更明显，而大批复员军人没有兴趣重新当农民。1946年乌克兰等地遭受了严重的干旱，引发了农业歉收，而当局的粮食征购政策却没有从战前时期转变。

当时主政乌克兰的赫鲁晓夫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披露：二战结束之后乌克兰出现了严重的饥荒，尽管他一再向斯大林汇报相关情况，“但是，这只能火上浇油。我们从中央什么也不曾得到，饥荒蔓延开来，不断传来饿死人的消息，有的地方开始人吃人。情形愈演愈烈”

俄罗斯学者季马·费奥多罗维奇在文章中指出：“一些因为饥饿而失去理智的母亲亲手杀死了自己年幼的孩子，然后自杀结束自己的生命。儿童和少年失踪事件频频发生。”这些食人事件仍然由国家安全部门惩处。

与前两次大饥荒相比，战后1946～1947年大饥荒中苏联死亡的人数有所下降。原因之一是苏联民众已在一次次的灾荒中学会了自救，包括大面积的盗窃。这种行为也付出了沉重代价，仅1946年秋天就有5.3万人因为偷盗粮食而受到惩处，其中3.6万人被判处刑期不等的有期徒刑。

苏联的三次大饥荒已经告诉我们，农业集体化断不可行，人类社会之所以能繁衍生息进化的主要原因在于驱动人劳动，行动的源动力就在于个人的愿望，而集体化会直接导致个人的努力和劳动无法得以体现和回报，最终导致所有人都失去劳动的动力，一个接一个的变为懒汉，对集体事务莫不关心，最终导致所有人在通往天堂的路上跌入地狱。

迷茫的维修

59年7月，田家英对李井泉说，有地方已经饿死人了。

后者回复：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不饿死人？

色狼一条

感谢互联网吧   以前只能从  书籍上了解个云里雾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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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鸟国时候，聊这些，鸟说，我们必须全面持枪，所有人手里有来福枪，哈，谁敢折腾？没有谁敢懂那些想法，没有敢称帝，谁说都不算，

青画

迷茫的维修 发表于 2023-12-1 12:17
59年7月，田家英对李井泉说，有地方已经饿死人了。

后者回复：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不饿死人？ ...

凑合

世界五大流氓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