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富士康工作 只为一份社保

寂静回声

2020年初，华南理工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的硕士生吉文婷回到家乡河南Z市，以正式工的身份入职富士康。她在这里为课题研究进行了3个月田野调查，发现不少35岁上下的女工在“熬一份社保”的现象。最近，这篇论文在社交平台引起关注。

这个五线小城曾以重工业为支柱，2012年富士康像一座“飞来的大厂”出现在这里，也带来了一个能让工人获得更丰厚退休金的机会。女工们忍受高强度的流水线工作，只为熬够15年，达到缴满社保的条件。

一些女工特意从打工地回到家乡，主动进入这个裹挟里。能在熟悉的地方为晚年谋求一份安全感，在她们现有的生活选择里，是“最稳妥的劳动策略”。另一方面，她们也想从中实现“在大厂工作”的尊严，用经济独立重构家庭地位。

一条产线上并排坐着二十几个工人。一班12个小时，流水线不会停下来。每个小时里有40个苹果手机的背板从吉文婷眼前流过，她的任务是检查这些背板上是否有划痕、残留的金属黑点，或是生产错误。

进厂前，吉文婷特意在招聘时申请了检包线上的岗位，“因为这条产线的工人都是坐着工作的，其它岗位需要每天站12个小时，会更辛苦。”二十多岁，职高毕业——这是她做田野调查期间对外扮演的身份。她在产线上认识的两位师傅常常劝她：“年纪轻轻不要在这儿耗着，要有点远大志向。”

一天午饭后回到产线，距离下班还有8个小时，她忍不住和身边的师傅陈苹抱怨：“我才来这么几天，已经受不了了，你们是怎么在这儿干下去的？”40岁的陈苹告诉她，自己熬着就图一个社保。“她说，我难道去外面挣不了更多的钱吗？能挣，但是外面的小厂不稳定，给不了我退休金。”

吉文婷记得，是读高三那一年，富士康在她家乡Z市建成，几个姐姐也都换到这家大厂去上班，“挣的不算特别多，但她们说，只要在流水线上老老实实地待着，就有稳定的收入，大厂劳动体制健全，再也不愿意去小厂工作了。”

这次论文，吉文婷本是想看看富士康这样的劳动体制，除了已有学术所提到的“剥削、掠夺”之外，对这些女性工人有没有其他的影响。“熬社保”是一个意外的发现，成为她新的研究锚点。

2014年，富士康在Z市建成的第三年，随着国务院推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开始实施，这让农村户口的居民缴满15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可以申请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后者在医疗、养老的基础上，还包含工伤、生育等保险构成，报销比例更高，可以获得每月上千元的退休金。

师傅陈苹就是受政策激励入厂的女工之一。那一年，她从地方街道办富士康招工的信息里得知，这里为正式工缴纳五险一金，不分产线、职级、岗位。如今，她已经在富士康干了8年。

吉文婷对Z市餐馆服务员、保安、超市收银员等职业的月薪做了了解，得知都跟富士康一样每月3000元，甚至更多。她意识到，“熬一份社保”或许是不少富士康女工在高强度的流水线上，拿着不高的收入也要熬下去的重要吸引力。

在富士康打工3个月，吉文婷写了份万字汇报记录，论述“熬社保”成为女性农民工偏好在地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她接触到的女性工人里，多数30-45岁左右，很早就进入富士康工作，为了“熬退休”“熬社保”，在产线上工作了将近10年。

我们也找到一位该厂35岁的女工郑菁菁，她在流水线上熬了11年。纪念进厂十周年那天，她和一起熬过来的工友加油打气：“带着信仰在干，我陪你一起熬，熬到退休，咱们线上吃饭庆祝！”

郑菁菁在机台测试车间工作，这些年里的每天，她和另外20多位作业员会共同完成3万台手机的开机测试。静坐检测，搬重物，弯腰布置物料，20分钟循环一次。前两年，线上一位工友查出腰椎间盘突出，请假回家休养了半年，又进厂上班，今年夏天还是熬不动，离职了。

工友的丈夫回厂递交医院诊断证明时，郑菁菁曾问他妻子身体恢复得怎么样。“还是不能坐，下地也不行，上厕所都要老公背着去，怎么都疼。”郑菁菁觉得可惜，“她跟我工龄一样。”

这之后，她也担心自己熬出什么病。年轻时什么都能熬，等到夜班轮岗吃饭，郑菁菁去柜子里拿点东西吃，看大龄的工友在桌子上补觉，食堂的板凳上、休息室里全是趴着睡觉的人。这几年每到晚上12点换班，郑菁菁也加入了她们，“宁愿饿着也要先睡会儿，不然后半夜头疼得受不了。”

即便是要孩子、做试管屡屡碰壁的那几年，郑菁菁也没断保，继续熬。她和丈夫结婚后，母亲就开始催生，但一直怀不上。后来又尝试了7年试管，才生下女儿。进周期检测卵泡时，每隔一天需要做一次检查，郑菁菁觉得实在不好意思跟领导请假，她下了夜班再跑去郑州做B超，在车上补觉。

线上不允许懒散，她到岗前喜欢跟同事在更衣室里聊会儿天，“熬”的惰性也留在了这里，每个女工都想多待几分钟。为了保证不会有灰尘落到制造手机的产线上，她们需要在这里换上纯白的静电衣，摘掉身上一切和违禁金属有关的物品，包括钢圈内衣，才可以通过安全检测门。

她们的话题单调、重复，时常彼此打听，“这个月介绍了多少新人来入职？奖金发了多少？”“最近的加班强度怎么样？”有的女工期盼高强度的工作，这意味着加班带来的高工资。

每天开工前，线长会给大家打鸡血，到了下班的时候，如果当天产量不达标——30人不够3万台，线长又给工人施加压力。被线长训斥的时候，郑菁菁想过辞职，但是熬出了惯性，“第二天上班，又坚持下来了，就不去想了。”


陈苹觉得自己当年是做过一番“理性的考量”才决定进厂，“在富士康我能不能长期做下去？这家工厂能不能在Z市待够15年？”

这座五线小城以重工业为支柱行业，农业经济收入不及当地GDP的5%。多数男性工人选择在重工业企业里打工，炼铅、炼钢、炼银。他们通常20多岁进厂，跟着老师傅学技术，操控机器。女性没有足够的体力，很难有这些机会，富士康建成前，她们一般在玻璃厂、陶瓷厂打零工，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月薪在2000元上下，是重工业企业里男性工人的一半，同时也要承受无法避免的扬尘。

进富士康之前，陈苹是Z市一家玻璃厂的职工，那时只能挣到一份季节性收入，上下班也没有明确的时间，幸运的时候活干完可以提前回家，如果机器设备出了故障，工人就需要跟机器一起等活。在企业转型中，这家玻璃厂由国企转为私企，之前干部职工仍可以由公司为他们缴纳社保，陈苹等一线工人则不再签订劳动合同，转为临时工。

吉文婷发现，多数女工会将富士康与当地作坊式的中小企业进行比较。一名响应地方街道办招工动员、首批进厂的机台操作手说：“富士康那时是Z市为数不多给普通员工交齐五险一金的公司。”在2012年，Z市人将富士康称为“飞来的大厂”。从开工到投产用时179天，是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Z市速度”。

熬了11年的郑菁菁就在那一年进厂，算是最早一批老员工。当时，她刚回到Z市老家的村子里。她高中毕业后，跟随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浪潮去了珠海，漂了5年又在母亲的催婚之下回村相亲——母亲担心她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在南方城市怀孕，嫁到外地，过两年又很快离婚，“那样一辈子都耽误了。”

郑菁菁记得，2012年冬天，村里便流传着富士康在旺季每月固定发5000元工资的消息，吸引了大量村民进厂打工。同时，服务业的劳动力也因此大量流失，“去饭店吃个饭都没有服务员，全进富士康打工了。”

但工作并不像超市导购、饭店服务员、加油站服务员那样清闲，工资也和人际关系有所关联。郑菁菁性格内向，见到老板、科长不敢主动打招呼，从不请线长吃饭，熬了10年她仍然在富士康做基层的工作，没有晋升。如果不是旺季，不加班，一个月到手3000元，和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差不多。

“但是退休金太重要了。”她身边最鲜活的例子就是自己的父亲，一个月领100多块钱的国家补助，今年70多岁，还在村里做保洁员，扫地，清倒每个小队的垃圾桶。除去在富士康缴五险一金，郑菁菁还买了一份商业保险，作为老了以后的双重保障。

吉文婷注意到，女工们“熬社保”会是出于类似这样的安全感，尤其是当她们失去了土地的时候。吉文婷的两位师傅都来自Z市市大峪镇，当地临近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东南方向与洛阳市孟津县隔黄河相望，成为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腹地。1991年，陈苹她们因此搬迁，来到Z市区住，不改变户口，但是生活方式一下从山里人变成了市民。

陈苹儿时很羡慕市民的生活，有更多挣钱的路子，还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医疗条件。没想到这么快，在自己这一代实现了身份上的转变，但“家里头没地，老了也不能回去种地了”，现在40岁的她开始考虑养老，更觉得必须熬个退休金才行。

35岁前入厂，才可以赶在50岁法定退休年龄前，完成在富士康缴满15年社保的条件，以最优解的方式拿到退休金。这个年龄也成为女工们“熬社保”的“枯荣线”。

王安苓马上要50岁了，还是不想离开富士康。她6年前入职，社保年限差得太远。之前她在面粉厂做工，没有固定收入，富士康招首批员工时，她不敢入职，因为那段时间总看到一些负面新闻，觉得里头不安全。

第二次村里帮富士康招工，她已经40多岁了，发现自己超过了进富士康的年龄上限。直到2017年，年轻人都不愿意去富士康，招工年限逐年增长，涨到了45岁。王安苓赶紧报名，“我是那年8月进的厂，再过4个月我年龄就又超了。真是赶巧。”

她觉得自己年轻时思想太过简单，没考虑到社保的事。在同一家公司缴满10年社保的农村户口居民，离职后自行缴纳5年，才可以享受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王安苓说到，像她这样在富士康没做满10年的农村户口职工，退休后只能自己续缴灵活就业的社保，无法实现“城居保”迈向“职工保”的跃升。


年轻一些的女工没走到这样的临界点，会缺少“熬”下来的动力。30岁出头的卫苗就曾离开过富士康，在疫情期间找不到别的工作，迫不得已才又回去，她想的是“再给养老康一次机会。”

卫苗不愿意框在流水线上，进厂几个月后又跟车间提出申请，去做“线外”的工作——需要学习使用精密仪器，灵活机动，随时帮产线上有瑕疵的手机产品进行修复，也是富士康里职业晋升的一环。产线上的年长女工瞧不起卫苗，觉得她是通过阿谀奉承、讨好线长成为“线外”，既投机又钻营。

吉文婷最初注意到卫苗时，是看到了她的美甲。“产线上很少看见她这样时髦的。”她夸赞卫苗的美甲和穿搭，很快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卫苗告诉她，比起富士康的工作，她更喜欢在超市做收银，但是疫情期间不招工了。

年轻时，卫苗在昆山的电子厂打工，2013年在当地结识了一个Z市老乡，两人回家结婚生子。孩子一岁之后，正好赶上富士康招工，她就去流水线上工作了不到一年，又觉得太过枯燥，辞职和丈夫一起去南方城市四处打散工。

她一直让儿子住在姥姥姥爷家，从而跟丈夫实现资源交换。“我父母现在帮忙带小孩，那我老了以后就有正当理由要求我老公帮我照顾父母。”儿子马上要中考，卫苗才再次回到Z市，图一个“离家近，好照顾孩子学习”。

卫苗觉得，自己可能还是会离开富士康，到35岁的时候，如果还没有找到一份能坚持做下去的稳定工作，或者是自己的事业，再考虑要不要回来熬着。

吉文婷发现，产线上40岁以上的女工很羡慕那些年轻的人，因为她们还有更灵活的选择。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在富士康从正式工转为小时工，不缴纳五险一金，但1小时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是正式工的两倍。吉文婷在线上的师傅说：“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自由，你们年轻，未来日子还长，可我40多岁，能进厂就不容易了，全家人还指望我熬个社保给自己养老。”


一天下了晚班，吉文婷和产线上一个25岁的工友一起等清晨的班车回家。这位工友常常提到儿子，也聊起孩子的爸爸，她总叫对方“男朋友”，女工们听了都爱调侃她：“你们夫妻关系也太好了，现在都还在叫男朋友。”

这次，工友告诉吉文婷，自己跟孩子爸爸关系并不好，公婆让她全职照顾家庭，她不愿意，但丈夫支持公婆。他们已经离婚了。“我想等儿子长大了，也能跟城里的小朋友一样自信，说‘我妈妈在大厂工作’，也有五险一金。”

吉文婷意识到，被动“熬社保”的同时，女工也在主动实现个体尊严。12月即将退休的王安苓也说过，“儿子28岁还没结婚，我不用给他带孩子，我自己父母身体都好，我真的很想继续上班，但人家企业不允许。”她现在还没想好退休之后可以做些什么。

吉文婷在论文里写到，家庭影响了女性农民工“熬社保”劳动策略的形成，“她们战胜了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单调猛兽和慢性剥削，为重构家庭话语权、拓展人际关系网络、定义自我价值提供了坚实底气。”

郑菁菁有时觉得工作没有成就感。这几年晋升线长的机会越来越少，她想过辞职不干了，或者再进一次厂，赌一把，分去一个更清闲的车间。“但是一想到还有比现在待的地方更脏更累的车间，就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除了这个，没有其他的成就了，有工作总比做全职妈妈要好。”

进厂打工时，她偶尔也化妆打扮，“穿点抹点，女人不都喜欢这些。”老公说她败家，还总往娘家贴钱，“我就告诉他，我花自己的钱，有底气。”但在给女儿花钱的事情上，两人有时争执不下。女儿闹蛀牙，郑菁菁带去医院看，是瞒着老公花的七八百，“他说不用矫正，等大了乳牙会换掉，但现在牙已经坏了。”

吉文婷发现，只要一聊到孩子，总能很快打开女工们的话匣子。其中，“老了以后不和子女同住”已经是女工们的共识。

坐在吉文婷上游的田师傅希望女儿可以考上一个好高中，为了得到老师的更多关照，她准备给班主任送点礼物。她的大儿子当年没考上高中，读了中专，又花钱考了大专，毕业后在Z市一家钢厂打工。在教育上，她对女儿施加了更严格的要求和管理，因为“女孩出路少，学历必须要更好一点。”

和绝大多数女工一样，田师傅也觉得熬一份社保的意义是老了以后不成为子女的累赘，“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和老人住在一起。”她还提到，在Z市的婚恋市场，年轻人的父母双方如果都有退休工资，会是相亲的加分项之一。

富士康没有双休，停电时除外。吉文婷也经历了一次，周五正准备去上班，她刚走入工厂大门，迎面看见一群大姐有说有笑地往外走。“工厂停电了，今天放假。”每个人都在开心地筹备，这一天该怎么度过。去逛超市？去公园里坐下来聊天？吉文婷有些恍惚。“那天她们看起来好快乐，像我们大学生，像身边的同龄人，是自由的。”

陈苹和田师傅喊她去逛公园，但吉文婷不想去。“我太累了，保命要紧，只想睡觉。”后来，她在当天的田野日记里写下：今日停电，好遗憾，回宿舍休息。现在她感到后悔，“我想我可能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跟她们深入了解，我当时以为还有下一次，但三个月里没有下一次停电了。”

吉文婷进厂前，流水线上很安静，工友之间很少闲聊，每到定期换线的时候，人员会被重新打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难长时间留存下来。如果她可以回到那一天，她想自己会去公园，和女工们一起坐下来，然后在一天结束时问她们：“你觉得今天过得开心吗？”

（除吉文婷外，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