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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寨”位于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自然环境十分恶劣，后在其领头人陈永贵的带领下，开辟了层层梯田，并通过引水浇地改变了靠天吃饭的状况。而“农业学大寨”是上个世纪60年代毛泽东亲自树立的一面旗帜，在全国影响深远，陈永贵甚至还在毛的钦点下，出任了国务院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然而，真实的大寨究竟展现的是怎样一番景象呢？真实的陈永贵和宣传中的一样吗？不妨先从1978年专家眼中的大寨说起。
1978年夏，中国农学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会议结束后，组织代表们参观大寨。时任副总理的陈永贵亲自出面接见，并发表了讲话。据参会的代表回忆，当时陈永贵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谈农业科学的重要性，譬如几年前大寨的玉米得了一种什么病，农业技术人员告诉他必须赶快把病株拔出烧掉，以防传播开去。他不相信，就是不拔，结果全部玉米病死，颗粒无收，他才信服了，等等。陈永贵的坦率不免让与会的专家们瞠目结舌：一个分管农业的副总理，竟可以完全不懂农业科学常识而让全国农业向他学习。
有意思的是，在陈永贵讲话时，台上右角落里还坐着一个年轻人提醒他农业的统计数据和名词术语，与会者完全可以从扩音器里听到他的声音。
听完陈永贵的讲话后，代表们还被“安排”分组在大寨村里进行了一次参观活动。路线是固定的，都有人带队。代表们不仅在参观过程中没有看到大寨的农民，在田间也没有看到，而且家家户户大门紧闭，也不能进去探寻。有趣的是，几乎家家的窗口上，都放有金鱼缸，里面养着金鱼；同时，每家的小天井也必有一个大缸，里面种上花木，而且都在开花。代表们明显感到这是“做秀”给参观者看，因为当时就连沿海城市，也并非家家养金鱼、户户种花木，何况大寨人的劳动时间长，哪有此等闲情逸致？！
当代表们来到向往已久的大寨山头最高处时，放眼四周，大失所望。因为大寨为了人造山间小平原，砍掉了树林，把小麦种到了山顶上，但麦苗却长得差强人意，夏收季节已过，麦苗只有六、七寸高，麦穗抽不出来。即使抽出来的麦穗，也小得可怜，每穗只有几粒瘪籽。至于玉米，大寨附近生产队地里的，生长得都不好，只有大寨范围以内的玉米地是一派大好风光。这说明大寨的玉米是吃“小灶”的，即有国家额外支援的物资化肥之类为后盾。代表们议论纷纷，有的说没有树林，没有畜牧业，谈不上综合经营；有的说大寨的经验连自己附近的生产队都未推开，还谈什么全国学大寨。
当时参会的农业专家、农业部副部长杨显东也深觉大寨无科学，因此在回到北京后，组织了60多人参加的座谈会，决定“揭开大寨的盖子”。
1979年春，在全国政协小组会上，杨显东披露了大寨虚假的真面目，并指出“动员全国各地学大寨是极大的浪费，是把农业引入歧途，是把农民推入穷困的峡谷”。他还批评道：“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至今却不承认自己的严重错误。”杨显东的发言引发了轩然大波，一位来自大寨的政协委员大吵大闹，说杨显东是诬蔑大寨，攻击大寨，是要砍掉毛主席亲手培植和树立起来的一面红旗。不过，杨还是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1981年，在国务院召开的国务会上，正式提出了大寨的问题，才把大寨的盖子彻底揭开了。大寨的主要问题是弄虚作假，而且在文革中迫害无辜，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据说大寨人在那些年月里经常引以自豪的是村子里的一个婴儿，刚刚一周岁，不会说话，却能表现出鲜明的爱憎：只要他的父亲一喊“亲亲毛主席”，他就举起手做出笑的样子，如果父亲喊出“恨恨刘少奇”，他就会做出咬紧牙关的痛恨之状。
而大寨造假最早被发现于1964年。那一年的冬季，大寨被上级派驻的“四清”工作队查出，粮食的实际亩产量少于陈永贵的报告。此事等于宣布大寨的先进乃是一种欺骗，其所引起的震动可以想见。结果上达中央政府，导致周恩来亲自追究。而恰在此时，毛却将陈永贵请到了自己的生日宴会上，大寨的问题也在这一夜之间不再是粮食产量的多少，而是对毛的态度如何。如此一来，陈永贵便拥有了巨大的政治资源来渡过危机。正因为有了毛的支持，大寨成为了一面鲜明的旗帜，陈永贵继续造假才有恃无恐。
因为大寨成为了全国样版，所以通往昔阳的公路，在1978年时即被修筑成柏油大马路。昔阳城里也兴建了气魄非凡的招待所，可以一次容纳上千人同时用餐的大食堂，参观者在这里不吃大寨玉米，而是可以吃到全国各地的山珍海味。由此可知，当时从中央到省，为大寨输送了多少资金和物资，才树立起这个全国农业样版。
另据县志记载，1967年至1979年，在陈永贵统辖昔阳的13年间，昔阳共完成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工程9,330处，新增改造耕地9.8万亩。昔阳农民因此伤亡1,040人，其中死亡310人。至于昔阳粮食产量则增长1.89倍，同时又虚报产量2.7亿斤，占实际产量的26%。虚报的后果自然由昔阳的农民承担了，给国家的粮食一斤也没有少卖。
此外，昔阳挨斗挨批判并且被扣上各种帽子的有两千多人，占全县人口的百分之一。立案处理过的人数超过三千，每70人就摊得上一个。刘树岗上台后，昔阳开始了大平反。1979年全县就复查平反冤假错案70余件，许多因贩卖牲畜、粮食、占小便宜、不守纪律、搞婚外男女关系、不学大寨等问题而被处分之人被取消了处分；一些由于偷了一点粮食，骂了几句干部，说了几句“反动话”被判刑的老百姓被释放出狱。1980年，昔阳“平反”达到高潮，并持续到次年。全县共纠正冤假错案3,028件，为在学大寨运动中被戴上各种帽子批斗的2,061人恢复了名誉。
而全国掀起的十几年的“农业学大寨”运动，给中国农业带来的是僵硬、刻板以及弄虚作假。奇怪的是，虽然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后期，大寨共接待参观者达960万人次，但学大寨的始作俑者却没有去过一次，甚至都不曾提出过什么时候去大寨看一看。而他破格提拔的副总理陈永贵也在1980年辞去了职务，随之，党媒开始集中批判大寨，陈永贵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3年，陈永贵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1986年3月，因晚期肺癌在北京去世，终年71岁。去世后，领导人中只有华国锋一人参加了他的追悼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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