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包作工 于 2024-9-25 17:08 编辑
自我感叹；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垃圾桶！！！
宋彬彬（文革改名；宋要武）
宋彬彬（1947年—2024年9月16日），文化大革命期间曾被称为宋要武，为中国共产党元老、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文革期间是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红卫兵领袖，北京「红八月」期间率领女红卫兵打死北师大女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之后因一张给毛泽东配戴红袖章的照片闻名全国。
生平 早年生活 宋彬彬籍贯湖南省浏阳市石垄村，生于北京，1960年到1966年曾就读于北师大女附中。[1]
「红八月」及文革 文革初期，在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书记处负责人邓小平等人批准成立的工作组的领导下，北京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于6月6日成立，主席为刘进（刘仰峤之女），宋彬彬为四名副主席之一。不久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对刘、邓两人派出工作组的做法进行批评，工作组7月30日撤离师大女附中。
1966年7月31日，师大女附中原反对工作组的该校「红旗」派学生宣布成立红卫兵组织「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原在工作组领导下成立的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的人员一时成了「保守派」[2]。
北京「红八月」期间，8月5日，师大女附中党总支书记兼副校长的卞仲耘被批斗致死，副校长胡志涛受重伤。卞仲耘为北京市第一个死于文革批斗的教育工作者。当晚，宋彬彬等人在北京饭店向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报告卞仲耘死因[3][2]。
1966年，宋彬彬亲手为毛泽东戴上绣着「红卫兵」三字的袖章
1966年8月8日，刘进与宋彬彬等同学成立师大女附中「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主要领导人为原师大女附中革命师生代表会骨干，他们还成为该校红卫兵组织的领导人[2]。8月18日，刘进、宋彬彬等率师大女附中红卫兵赴天安门，参加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活动。宋彬彬在天安门城楼上亲手为毛泽东戴上绣着「红卫兵」三字的袖章。毛泽东问她名字，得知她叫宋彬彬后，毛泽东问：「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宋彬彬答：「是。」毛泽东回道：「要武嘛。」8月19日，由于受到原来反工作组同学的攻击，刘进和宋彬彬贴大字报声明退出「文化革命筹备委员会」[2]。
8月20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宋彬彬）」的《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一文。《人民日报》翌日转载了此文，文章称：「这是我终生难忘的一天。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卫兵袖章，主席还给我取了个有伟大意义的名字。……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据宋彬彬事后回忆，这篇文章并非她自己所写，但自此她在学校收到了许多致「宋要武」的信，也有寄给「宋彬彬」的信。几个月后，宋彬彬改名为「宋岩」[2]。
8月底，王任重在钓鱼台国宾馆接见刘进和宋彬彬，动员她们赴武汉保中共湖北省委。刘进未去，宋彬彬和同学则于9月初赴湖北武汉，不久后写出了一篇基调是保中共湖北省委的文章，交给了省委。随即当地报纸刊登了署名「宋要武」的公开信，内容和宋彬彬等人的原先文章不同，措辞更加强烈地力保中共湖北省委。宋彬彬对此不满，乃询问省委负责人，并通过省委发表声明，称公开信非自己所写，但仍不同意打倒省委[2]。
回到北京后，宋彬彬成了「逍遥派」，没有参加西纠与联动等老红卫兵组织。1968年4月，宋彬彬和母亲被押到沈阳软禁。1969年初春，宋彬彬逃出沈阳，来到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牧区，之后参加插队。
1972年春，经当地牧民和大队公社推荐，宋彬彬被一所大学接收，后因谣传而被退回。经老乡及知青反映，负责锡林郭勒盟招生的老师顶着压力录取了宋彬彬，宋彬彬进入长春地质学院成为工农兵学员[2]。1975年，宋彬彬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
文革后 文革后，1980年宋彬彬留学美国并入籍。1983年获得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硕士学位，198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地球和大气系地球化学博士学位。1989至2003年在美国麻萨诸塞州环保局任环境分析官员，2003年回到中国。[4]
2007年9月，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原为北师大女附中）在庆祝建校90周年时，将宋彬彬评为90名「荣誉校友」之一，此事引起争议[2]。
2014年1月12日，宋彬彬在北京师范大学女附中公开表示，对在文革中受伤害的老师和同学道歉。[5]
文革争议 卞仲耘死亡 1995年，师大女附中1968届高中校友王友琴在香港发表了《1966：学生打老师的革命》一文，首次将1966年8月5日卞仲耘之死与8月18日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卫兵」袖章联系起来成为因果关系[6][2]。
2004年，王友琴又发表了《卞仲耘之死》一文，直指宋彬彬是导致卞仲耘死亡的红卫兵暴力事件的负责人，证据是在邮电医院为抢救卞仲耘而向医院作保的七人名单，称「这七人中有六人是红卫兵学生。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宋彬彬，该校高三学生，红卫兵负责人。」[7]但宋彬彬回应，七人名单的首位是老师李松文，宋彬彬的名字则排在最后[2]。
2002年，美国出版了一部性学研讨文集Chinese Femininities, Chinese Masculinities: A Reader[8]，其中收有美国女学者Emily Honig对卞仲耘之死的研究文章。Honig根据王友琴的文章，称宋彬彬对文革初期的一些暴力活动负有责任。
2007年，卞仲耘之夫王晶垚曾向北京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抗议将宋彬彬选为杰出校友，因宋彬彬为文革期间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主要负责人[9]。
道歉 2014年1月12日，在北师大女附中（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前身）「老三届」的20多名学生与30多名老师、家属举行的见面会上，宋彬彬读了一份准备好的发言《我的道歉和感谢》，[10]表示自己是工作组进校后任命的学生代表会负责人之一，没有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们的武斗，对卞校长的不幸遇难有责任。[11]
宋彬彬的道歉立即在中国引发对立观点：[12]一些人对她的话表示欢迎；[12]一些人则称这些话来得太迟，而且不充分；[12]还有一些人则说共产党本身应该道歉。[12]
住在北京的退休文学教授崔卫平在电话采访中说，「考虑到她的身份，这还不够。她在红卫兵中是个重要人物，对她的要求应该比普通人高。说自己目睹了一场谋杀，之后又说自己不知道凶手是谁，这毫无意义。」[12]而王友琴在采访中表示，宋彬彬和其他道歉的红卫兵不同，在过去的十年里，宋一直积极地否认文革中的迫害和杀戮。八月五日「斗争」五名学校领导人，是该校革委会预先组织的，并非学生自发的。而革委会没有主任，由副主任宋彬彬和刘进负责执掌学校，她们决定开「斗争会」，并通知五名斗争对象。没有这个斗争会，也就不会有红卫兵集体施暴，卞仲耘被打死的事件。谁该进劳改队，也是由革委会决定的。所以宋彬彬在女附中的所有暴力中的责任，应该很明显。[13]
2014年1月27日，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发表声明，称宋彬彬和刘进的道歉虚伪，并表示在真相没有大白之前，不接受她们的道歉。[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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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9-25 16:55: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