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主义：起源、发展及其未来价值

寂静回声

摘要：文章将要探讨的川普主义的三个关键方面：它的起源背景，它的发展历程，以及它在当代美国社会中的意义和未来影响。



"川普主义"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者说，它体现在哪些方面？从竞选的时候开始，川普就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Make America Great Again）。从美国历史上来看，它不是一个空洞无物的说辞，而是一个有着特定含义的政治理想。"让美国再次伟大"意味着，美国曾经伟大过，伟大是美国人的梦想。

这一梦想可以追溯到四百年前，当清教徒漂洋过海到北美开疆拓土时，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是带着特殊使命去殖民的，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山巅之城"。后来，美国独立之后，有眼光、有抱负的美国国父们又致力于建立一个伟大的共和国。他们发现，一个联邦共和国——通过双重分权制衡建立的有限政府，有助于他们实现这个目标，有助于建立一个自由、繁荣、安全的社会。
他们认为，一个伟大的美国，不仅能让民众生活得自由而幸福，而且能在国际社会得到应有的尊重。5不久，美国国父们的理想实现了，美国成为世界上最自由、最繁荣、最强大的国家之一，甚至成了一个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无可匹敌的超级大国，这就是"让美国伟大"的起源。

可是，在过去几十年中，随着全球化和国际贸易的发展，美国面临着一系列问题和挑战，制造业外流，外来移民抢夺了本地公民的工作机会，中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没有改善；传统道德和价值观不断溃败，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泛滥，宗教信仰遭到藐视，传统婚姻和家庭不断解体，离婚率升高、同性婚姻成为时尚，单亲家庭剧增等。
这种社会生活的剧烈变动，导致了不同群体的不同回应和社会撕裂。少数族裔、同性恋群体、无神论者以及科技教育精英等支持这种变化，而生活在乡村和小镇的白人、虔诚的基督徒等则反对这种变化。

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川普出场了，"川普主义"诞生了。川普主义就是对这种社会政治变化的回应，它要让美国重新成为一个自由、繁荣且得到尊重的国家，让它再次伟大。这一目标定位不仅在白人工薪阶层中获得广泛的赞誉，而且在其他群体中也颇受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不少人认为，川普应该为美国当下的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负责，其实，如果人们对美国过去半个世纪甚至一个世纪的社会政治变化稍加研究就会发现，川普和川普主义是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的结果，而不是原因。
分析其基本主张之后不难发现，作为政治理念的"川普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它反对官僚主义和行政国家（administrative state），重申民众自治的政治理想。自从参与竞选的时候开始，川普就再三表示，美国危机的根源之一在于华盛顿的建制派政客和官僚群体，以及一个几乎不受约束的行政国家。
他谴责那些政客和官僚醉心于背后交易和捞取好处，无视选民的生活和处境。他一再申明，自己的任务之一是"排干（华盛顿的）沼泽"（drain the swamp），让民众的声音被听到，让民众的利益得到关注。

至少自十九世纪后半期以来，随着进步主义、经济干预主义、福利国家等观念的兴起，加上大众民主的实践和授权立法的泛滥，联邦政府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大，在首都华盛顿和一些地方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官僚群体，他们掌控着政府运作的命脉。他们之间的利益相互关联、盘根错节，造就了一个相对封闭且沉迷于幕后交易的建制派。
就这样，一个托克维尔赞赏的自治社会，一个看不到政府的社会，变成了一个政府庞大、行政集权、官僚主导的行政国家。

令人沮丧的是，在很多人看来，官僚主义和行政国家是一个现代社会所不可避免的，甚至是理性化的结果。
马克斯•韦伯为此提供了具有广泛影响的理论支持，在他看来，官僚化是一个现代社会中法律、经济、技术理性化所必需的条件，等级制和科层制是这种官僚化的基本特征，跟其他组织形式比较起来，它具有精确、快速、有效、统一以及严格服从等优势，其运作象机器一样，是非人格化的。
从伍德罗•威尔逊到当代的进步主义知识分子，都对这种官僚化行政深信不疑。
在这种官僚化和行政化的国家，美国宪法越来越遭到搁置—如果不是遭到藐视的话，有限政府的观念越来越受到嘲笑，自治的理想越来越不被当真，"民众是美国的主人"曾经是一句令每个人激动不已的真实描述，在越来越多的人眼里几乎变成了一句空话。
尽管川普之前的总统们也都知道建制派政客们和官僚主义的问题，但是没有哪位愿意或者敢于公开挑战这个群体，没有哪位无所顾忌地指出他们不关心选民的利益，指出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相互交易以及腐败严重。

只有川普这个不属于华盛顿圈子的"局外人"，才敢挑战建制派政客和职业官僚们。川普反复强调，华盛顿的官僚政客们富了自己，穷了选民。
川普主义的作用在于，唤醒美国民众回到他们自治的时代，而不是被无原则的职业政客和腐败官僚统治着。美国人从殖民地时代开始就是一个崇尚和迷恋自治的群体，其建国时国父们的政治理想就是建立一个自治的社会。
这一点，没有人比在1831年访问美国的托克维尔有更敏锐的洞察了，他发现，美国是一个看不见政府但治理得却井井有条的社会，在那里，"社会为了其自身而自主治理。"
其次，川普主义力主回归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政客们和精英阶层大都崇尚大政府、高税收、福利国家以及对经济的干预和管制，甚至出现了不少迷恋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
在美国历史上首次出现了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总统候选人―桑德斯；还有一批国会议员步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后尘，鼓吹所谓"绿色新政"。
川普在数次演讲中都强调，这些人将把美国带入深渊，他们的主张与美国精神格格不入，他们的纲领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
一进入白宫，川普就开始了减税、减少管制，意在藏富于民，让中小企业恢复活力，增加就业机会。由于川普的减税政策，每个家庭平均每年增加了1600元收入。同时，部分制造业逐步回到了美国，非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失业率创新低。
川普知道，过去两百年来美国的繁荣和强大，靠的就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因为它造就了无数"白手起家的人"（self-made man），让普通人的"美国梦"成为现实。

再次，川普主义挑战政治正确、身份政治、多元文化主义，重申犹太-基督教传统的根本重要性。至少自民权运动、女权主义以及同性恋运动以来，关心"弱势群体"、"边缘化群体"或者"少数群体"，就占据了意识形态、公共舆论和道德制高点，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穿上了政治正确的外衣，在美国社会以及欧洲各国中畅通无阻、所向披靡。
在过去几年里，美国数十个地方和多所大学纷纷拆除或者捣毁了政治不正确的塑像或者象征物，尤其是美国内战时南方邦联将领或者支持奴隶制的人物雕塑。同时，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的鼓吹者对言论自由构成了极大的威胁，尤其是在大学校园里，频繁发生阻挠保守主义学者在大学演讲的事件，只因他们对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持批判态度。
如今，这种政治正确的病毒已经侵入了互联网和社交媒体，推特封禁川普和大量保守主义者用户的做法，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毫无疑问，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已经渗透到美国社会的每个角落，它们对那里的社会政治生活正在产生令人不安的影响。它们高举"政治正确"的大旗，挑战甚至摧毁美国秩序和自由社会的根基。
从竞选的时候开始，川普就向选民展示了他对政治正确和身份政治的反感，而且通过打破惯例来身体力行。他发出其他政客们通常不愿或者不敢发出的声音，让那些被遗忘或者被忽视的选民感受到尊严。
鼓吹多元文化主义的人无视美国精神的核心就是犹太-基督教传统。就在一百多年前，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还是美国人的基本共识。正如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David Brewer所明确指出的：
"基督教和第一批殖民者来到这个国家，强有力地影响了殖民地和建国之后的迅速发展，今天它在共和国的生活中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元素。这是一个基督教国家……。""把这个共和国称为一个基督教国家，不是一个纯粹的口实，而是对一种历史、法律和社会事实的承认。""人们常说，基督教国家是文明国度，最彻底的基督教国家，就是最高级的文明国度。这只是一种巧合吗？深入考察基督教与这个国家的历史就会发现，它不是一种巧合，二者之间有一种因果关系，基督教原则对国民生活影响越深，这个国家文明的迈进就越确定。"

在这个政治正确和多元文化主义盛行的时代，川普通过任命保守派大法官来捍卫犹太-基督教传统。
在短短四年的时间里，他任命了三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和200余位联邦地区和上诉法院法官。这些任命必将产生长期的影响，因为联邦法官们都是终身任职的，而且，由于川普的任命，联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大法官占了多数。
第四，川普主义倡导真正的爱国主义，重申美国的光荣与梦想。今天的很多美国人不再热爱美国，甚至把美国称为"帝国主义"，认为美国的历史就是一部种族主义历史，是一部压迫的历史——白人男性压迫黑人、妇女和其他少数族裔的历史，是一部推行奴隶制和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历史，是一部排外和侵略的历史，是一部少数人富有、大部分人贫穷的历史。
川普指责这种看法的错误，指出它是政治正确和歪曲历史的产物。川普主义反对种族主义，同时也反对利用种族主义来丑化美国，歪曲美国的历史。美国有过奴隶制和种族歧视的历史，不意味着那是美国的立国精神，不意味着那是美利坚合众国的特性。
美国的立国精神是人人被造而平等，是所有的人都享有天赋人权。奴隶制是美国历史上一个不幸的插曲，但是，它当时的存在有着特定的时代背景，尤其是联邦的建立需要南北之间的妥协，需要蓄奴州和自由州之间的妥协，否则，就没有这个联邦共和国。
美国的国父们大都反对奴隶制，包括华盛顿、杰斐逊、麦迪逊这样的蓄奴者，但鉴于当时构建一个联邦的需要，他们选择了妥协。
自从莱克星顿的枪声响起，美国的国父们都自称为"爱国者"，以区别于那些支持英王的保皇派。作为爱国者，他们热爱那里的土地，热爱那里的民众，更加重要的是，热爱那里的自治，热爱那里的独立和自由，热爱美国的生活方式。
托克维尔曾经区分了两种不同的爱国主义，一种是本能的爱国主义，即一个人出于本能热爱自己的家乡和祖国，这是一种盲目、狭隘的爱国主义；另一种是反思性的爱国主义，即一个人热爱自己的故乡和祖国是建立在理性反思基础之上的，一个人爱国是因为那里自由，因为那里权利得到保障，因为他是那里真正的主人。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就是这后一种。
川普主义主张，种族歧视在制度上早已不存在，而心理或者文化上的歧视是无法消除的，或许会永远存在，而且不限于白人歧视黑人，也可能黑人歧视白人，黑人歧视亚裔人，拉美裔人歧视黑人等。川普比以前的任何一位共和党总统都赢得了更多黑人和其他少数族裔的选票，不是通过许诺更多的福利，而是更多的工作机会、安全和自尊。
他继承了林肯时代共和党的政治理想："自由的土地、自由的劳工、自由的人。"

最后，川普主义强调国家认同的根本重要性，倡导"美国优先"，反对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川普知道，国家需要安全的边境，需要有力的国家认同。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公民身份比狭隘的经济利益或者讨好选民重要得多，在整个世界仍然是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地球上，如果美国的自由政体还想得到维系，不能不保护公民身份和国家认同。
在历史上，美国人通过同化和吸收接纳了大量的移民，先是欧洲人，然后是亚非拉移民，他们都在"大熔炉"里经过历练之后，变成了认同美国精神和生活方式的美国人。
但是，随着身份政治和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同化和吸收的做法以及"大熔炉"观念都受到了挑战，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要求保留自己的文化和语言，崇尚"沙拉拼盘"的理想。
一些全球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认为民族国家已经过时了，声称人们有权移民到任何国家，他们甚至拒绝使用"非法移民"这样的表达，代之以"未记录在案的移民"或者"未经授权的移民"，任何反对这些移民的人都会被扣上"种族主义者"或者"排外主义者"的帽子。
大量支持川普的人生活在小镇或者乡村，他们不喜欢大政府，不喜欢华盛顿的"沼泽"；喜欢自己生活的社区，熟悉自己的邻居，不喜欢大都市及其所代表的世界主义。
他们认为美国人正在失去自己的文化和身份认同，害怕"文化驱逐"（cultural displacement），担心它们的生活方式受到威胁。
大量的美国人支持限制移民或者"美国优先"，并非意味着他们是种族主义者或者排外主义者，他们绝不敌视生活在墨西哥的墨西哥人或者生活在越南的越南人，只要他们没有威胁到美国公民的生活。
与其说川普的支持者排斥外来者，不如说他们更爱自己的家乡，爱自己的社区，爱自己的文化传统。他们对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扮演重要的角色不太感兴趣，甚至对国际事务不太关心。
"美国优先"对他们而言很简单，那就是，美国应把重要的精力和资源放在解决自己的问题、应对自己的挑战上，处理好自己的事务是第一位的，要让美国公民，尤其是美国中下层民众的生活得到改善，要让美国经济繁荣强劲，要让美国社会安全有序，像以前一样。

川普强调，政府存在的目的是保护和服务本国公民而不是外国人，包括那些非法移民，美国政府没有理由不把美国公民放在首位。尽管此前也有总统表达过对非法移民的担忧和不满，但在过去几十年中，没有哪位总统象川普一样对待非法移民的态度如此明确、如此坚决。

美国建国二百四十多年来，他是第一位下令在美墨边境建墙的总统，而且，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几乎完成了此项任务。
在一些人看来，川普的"美国优先"论和附条件全球化政策体现的是一种应受谴责的民族主义，因为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才符合历史的潮流，才是进步的，才是人类应当追求的。
但是，对于川普主义而言，虽然狭隘的、反自由的民族主义对国内和国际的自由和平秩序是有害的，但是，健康的（开放的）、自由的民族主义却是有助于实现国内和国际的自由和平的。
从历史上看，只有当民族国家兴起之后，随着政体理论和制度设计的不断完善，自由社会才逐步成为可能，人们才实现了自由而和平地生活在一个共同体中的政治理想，而且，这样的共同体让不同族群的人既找到基本共识又保持自己的多样性。
经验表明，民族国家既有助于实现自由，也有助于捍卫自由。无论是英国，还是荷兰、瑞士或者美国，都是随着民族国家的建立实现自由共和国的理想并能够捍卫这一理想的。
那种抛弃民族国家的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听起来十分动人，但是，一方面，缺乏实现这种目标的可行性决定了它不过是个乌托邦—至少在可以预见的未来；
另一方面，由于它过于强调统一性而忽略多样性、强调中央性而忽略地方性，因而即使有一天能够实现，也很难保证它不以牺牲自由为代价。
欧盟的有限实验表明，世界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推行对自由构成威胁，英国的退出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川普的外交政策让左右的建制派都难以理解，比如，他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退出和伊朗的核协议，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退出世卫组织，退出众多多边贸易协议，重新签订双边协议，甚至发起了"贸易战"等。这被很多人认为是回到孤立主义，回到贸易保护主义。
其实，他们不知道，川普主义的外交政策秉持的是一种"有原则的现实主义"（principled realism），它是"美国优先"纲领下的明智选择。

其核心在于，美国应当把本国公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不应当把大量的资源浪费在其他国家—尤其是伊拉克和阿富汗这种看不到希望的地方，很多国际组织都被不讲正义的国家绑架了，大量的多边协议对美国都是不利的。
支持或者反对川普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对美国本性的两种不同理解，反映了两套不同的美国叙事：
一个是"旧美国"，认为美国精神的奠基者清教徒是定居者而不是移民，赞同大熔炉而非多元文化主义，认为犹太-基督教信仰是公民宗教等。另一个是"新美国"，认为美国的过去是种族主义的、压迫主义的，白人享有特权,美国是个移民国家,宗教信仰禁锢自由等。
川普的当选和政策倾向唤醒了沉睡在很多人心中的那个"旧美国"，那个清教徒和美国国父们建立的"山巅之城"，那个以犹太-基督教传统为核心、坚守有限政府和资本主义的美国，那个笃信国家认同和"大熔炉"的美国。

从川普参与竞选开始，一些人就认为川普不是共和党人，并且，有不少建制派共和党人反对他，甚至形成了所谓的"决不支持川普的人"（never-Trumpers）；同样，他们也认为川普主义不是保守主义。他们要么是基于川普的行事风格或者其对建制派的挑战而拒绝视其为共和党人，要么是基于他们秉持的"新保守主义"（neoconservatism）来看待川普主义。

从政策倾向与政治纲领的角度来讲，川普主义无疑属于古典保守主义――柏克开创的政治哲学和社会治理理念，无论是川普对内的经济自由、社会保守政策，还是对外的移民限制、公平贸易等措施，都是古典保守主义所支持的，也都是美国历史上保守主义者推行过的。
即使连"美国优先"（America First）这样的政治口号，也不是川普的首创。很多人错误地视川普为美国政治中的异类，其实，他所代表的施政理念从来都是美国政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甚至，川普的大部分支持者都不是意识形态极端主义者，否则，他很难当选为总统。相反，很多认为其生活方式和工作受到威胁甚至正在消失的美国人――尤其是那些生活在美国乡村和小镇上的中下层白人，都认为川普是自己的代言人。
在很大程度上讲,川普主义并非异类，而是美国文化传统的一部分,即使川普的反对者也这么认为。

就川普的社会经济政策而言，减税、减少管制、反对福利国家等无疑是符合古典保守主义的，因为经济自由、有限政府从来都是古典保守主义的基本主张。古典保守主义鼻祖柏克对市场的力量充满信心，他说：
"市场就是消费者和生产者在相互发现自己需求时的会合。我相信，任何对市场是什么进行过深思熟虑的人，无不被（市场）平衡需求的解决这样的真相、确当、迅捷以及大体公正而感到吃惊。""我们民众不应当违背商业交易的法则，它们是自然法，因而也是上帝的律法。这样做不会有望缓解上帝的不满，使其消除任何我们正在遭受的或者悬在我们头顶的苦难。"
在谈到社会保障或者福利国家时，他意味深长地说："为我们提供必需品不是政府的权力。政治家们认为他们可以这么做，是徒劳无益的傲慢。人民供养他们，而非他们供养人民。政府的权力是阻止邪恶，而不是在这方面，或者也许任何其他方面―做好事。"

保守主义者担心，当政府过多介入社会经济生活之后，它就会蜕变为一个"全能型政府"，人们在一切事务上都指望和依赖它。对于国家的行动边界，柏克提出的原则是：
"国家应该把自己限制在真正严格的公共事务——公共和平、公共安全和公共繁荣——的范围内。……有自知之明的政治家，会带着智慧应有的尊严，只在这样的高层领域、他们责任的原动力处，稳健地、警觉地、坚韧地和勇敢地来从事政治活动。其余的一切事务，某种程度上都会自作安排。"这种有限政府的观念被后来的保守主义者们普遍认同。
作为一个商人，川普深知高税收、政府管制以及福利国家对社会繁荣和个人自由的危害。尽管二战后兴起的新保守主义者也大体上认可市场经济和经济自由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对自由市场和资本主义还是有所保留。
譬如，Irving Kristol和Daniel Bell都认为，自由市场倾向于导致几乎无休止的社会冲突和破坏，而资本主义则孕育着削弱社会根基的"文化矛盾"。对于福利国家的态度，新保守主义者明确表示"一点儿也不敌视"，他们支持社会保障、失业保险以及某种形式的国家健康保险等。
可以看出，在这个问题上，新保守主义者跟进步主义者或者民主党没有太大区别。以Kristol的儿子William Kristol为代表的新保守主义者成为"决不支持川普的人"，也就不难理解了。

就川普主义的社会层面而言，它是捍卫犹太-基督教传统，反对堕胎和同性婚姻的，而这与古典保守主义无疑是完全一致的。大多数福音派基督徒之所以支持川普，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他卫护作为美国精神核心的犹太-基督教传统。这一传统也是古典保守主义者始终珍视的。
无论是柏克，还是托克维尔，都强调过犹太-基督教传统对于自由和西方文明的根本重要性。
柏克指出，人在本质上是宗教动物，有神论才是人的本性。他说："人天生地是宗教动物；无神论不仅与我们的理性不符，而且与我们的本能相悖，它的寿命不可能长久。"在柏克看来，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源泉，如果人们抛弃了基督教，有害的迷信将会取代它。
托克维尔发现，"美国人把基督教的观念和自由的观念在其头脑中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他们无法想象，没有一个，另一个还能存在……。""在美国，宗教不直接参与社会的治理，但是，它必须被当作首要的政治制度，因为如果说它没有使人们偏爱自由的话，那么，它也促进了自由的享用。"

就川普主义的移民和外交政策来看，它对国家认同、公平贸易、美国优先的强调，都与古典保守主义一脉相承。柏克强调（民族）国家的重要性，甚至认为国家具有神圣性。他说：
"国家出自上帝的意愿，国家与一切完美事物的本源和原初典型之间的联系也出自上帝的意愿。上帝的这种意志是一切法律的法律、一切君主们的君主。我们这种团体性的忠诚、礼敬，我们对至高统治权的这种认可——我说这是国家本身的神圣化——是万众颂扬的崇高祭坛上的珍贵祭品。"
柏克把国家看成一个有机体，一个有生命的存在，而且，他也赞同社会契约论，但与洛克、霍布斯、卢梭意义上的社会契约论大相径庭。他把国家看成是一个在活着的人、已经故去的人和即将出生的人之间的契约，这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有生命力的契约，它的维系靠宗教、习俗、惯例、法令等。
这样的一个国家有自己的文化传统，有自己的国家认同，甚至有自己的国教。难怪柏克极力为英国国教进行辩护，尽管国教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托克维尔也对国家认同有着深刻的认识。当他访问美国的时候，他发现英裔美国人的独特之处，他们的清教徒精神、乡镇自治传统、对独立和自由的热爱等，形成了美国的国民性，使其与北美的法国殖民地、西班牙殖民地不同。这种独特的国民性构成了美国的民情，而这种民情正是维系美国民主的最重要因素。

一旦它没有了这种民情，其民主就很难维系了。当下的美国正面临着这样的挑战，这是为什么川普主义主张限制移民，以保持美国的民情和国家认同。
美国的国父们同样珍视国家认同对于维系那个新生共和国的重要性，反对无限制移民。杰斐逊担心大量来自欧陆专制国家的移民会对美国带来负面影响，因为这些移民可能会把其政府的统治模式和气质带到美国，甚至会传给子孙后代。出于同样的担忧，汉密尔顿指出："一个共和国的安全根本上依赖于一种有活力的共同民族情感（common national sentiment），依赖于统一的原则和习惯，依赖于免受域外偏见的影响，依赖于对总是与出生、教育和家庭密切相连之国家的热爱。"
川普主义中的国际贸易理念，是最常被人指责为背离保守主义的。其实，此种指摘是没有道理的，因为美国保守主义代表人物汉密尔顿以及后来的美国辉格党人，都是川普对外贸易政策的先行者。尽管他们都强调对内实行自由市场，但对外则要求公平贸易，而非无条件的自由贸易。
在汉密尔顿看来，防止英国等国家的进口货物摧毁美国的市场，保护美国的工商业，利用关税等杠杆采取一定的保护措施是必要的。
那种指责汉密尔顿是贸易保护主义或者重商主义的看法是错误的，因为汉密尔顿的目标是复杂的，不是仅仅为了保护其工商业，而且还考虑到不能完全依赖国外市场、调动这个社会的生产积极性等因素。
美国内战前的辉格党人也认为，在国际领域推行教条式的自由贸易，将让美国的工人被迫与欧洲的工人进行竞争，而欧洲的工人由于工资低，美国的工人将失去竞争力，工资被迫拉低。而且，由于其他国家不会对美国取消关税，美国单方面降低关税无异于自我解除武装。
同样，川普主义并非一般意义上反对自由贸易，反对全球化，而是捍卫公平贸易，支持有条件的全球化。国际市场与国内市场是不一样的，它是国家之间的贸易关系，而不同的国家之间有着不同的对外贸易政策，如果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征收高关税或者限制某些产品的进口，或者，如果一个国家出口的产品得到政府补贴，那么，另一些国家就有理由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贸易。
新保守主义者之所以反对川普主义，部分是因为他们反对限制移民的做法，也反对公平贸易和附条件的全球化。
可见，如果说川普主义不是保守主义的话，它的确与当代美国的新保守主义不同，但是它与古典保守主义却是一致的。在很大程度上讲，新保守主义的问题在于，它放弃了古典保守主义的诸多原则，不断向进步主义妥协，以至于它们之间的分歧不断缩小。
譬如，新保守主义跟进步主义一样，支持经济干预和福利国家，支持放开移民，支持无条件的自由贸易和全球化等。问题是，倘若没有了有限政府，没有了资本主义，没有了国家认同，没有了自由和繁荣，新保守主义也就丧失了保守的对象。

川普主义则旨在回归古典保守主义，坚守古典保守主义的原则和政治理想，坚守有限政府、资本主义和犹太-基督教传统，并且根据现实需要调整自己的政策。这是一种柏克式的政治智慧，既坚守保守主义的原则和理想，又懂得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捍卫这种原则和理想。
历史经验表明，在很多情况下，自由本身无法保卫自由，它的获得和维系只能靠自由之外的手段，甚至是看似与自由不相容的手段。宽容、开放、多样性、多元化等理念，本是自由的产物。但是，无条件的宽容和开放，没有边界的多样性，无限的文化多元等，都会摧毁自由本身。如果只沉湎于理想或者过于教条而不管现实世界，后果很可能是自杀性的。
无论是美国国父们，还是内战时代的林肯，抑或是二战时的丘吉尔，都深知，要想捍卫自由，有时不得不诉诸自由之外的手段。这是一个自由的悖论。古典保守主义对这一悖论的理解，远远超过其他政治哲学和社会思潮。
由于新保守主义放弃了古典保守主义的诸多原则，不断向进步主义妥协，对美国当下面临的国内外挑战缺乏感知和回应能力，在流行了三、四十年之后，它基本上走到了尽头，在美国知识届和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越来越小。

秉持有原则的现实主义，川普主义将取代新保守主义，给美国保守主义注入新的活力，或者说，让美国保守主义重回古典时代，重回柏克、联邦党人、托克维尔的政治智慧和回应能力。在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美国保守主义的又一次复兴。它标志着柏克式的古典保守主义再次登场。
美国当下的社会政治状况让很多人联想到罗马共和国，尤其是它开始衰败并走向帝国的时候。在几乎所有的史书中，那是一个世风日下的时代，那是一个民众堕落的时代，那是一个独裁者横空出世的时代。
无论这个联想是否有道理，无论美国的现状能否跟罗马共和国末期相提并论，马基亚维利曾敏锐地发现，只要罗马共和国的公民还没有腐化堕落，他们通常就还能选出有德行的统治者―能力出众且兢兢业业服务于共和国；一旦罗马的公民变得腐化堕落了，他们就开始选择那些能够讨好他们而非保障共和国安全的人；当罗马的公民变得更加腐化堕落的时候，他们就不再选那些讨好他们的人而是选那些权力令其恐惧的人了。
在很大程度上讲，这个看法与1831年访问美国的托克维尔不谋而合。在托克维尔看来，与美国的自然条件和法律制度相比，美国的民情、美国人的心智习惯（habits of heart and mind）才是决定美国民主的最重要因素，它决定了美国是一个自由且自治的社会。
一旦美国的民情发生了变化，其共和国的根基便会动摇，再优良的宪法和法律制度也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
也就是说，在最终意义上讲，美国的民情―美国人的宗教信仰、道德观念、思维方式等，决定着美利坚合众国的未来，决定着美国国父们缔造的自由共和国还能否存续下去。
这一点儿，没有人比托克维尔认识得更加深刻－更加清楚了。其天才般的洞见和智慧迄今值得每一个热爱自由的人细细品味和认真思考。

哈里斯表现之差，让人汗颜，在红州、摇摆州、蓝州的表现都远不如2020年的拜登，甚至不如2016年的希拉里。
先看佛罗里达，佛罗里达2016年后逐步变红，但2020年拜登只输了3.3%，而哈里斯输了13.3%，差距扩大了10%。
再看德克萨斯，2020年，拜登只落后川普5.6%，而哈里斯大幅落后14%
最关键的摇摆州宾夕法尼亚，民主党几乎将全部的基层人员都投入了该州，民主党志愿者挨家挨户的拉票，不少人甚至反映一个月接到了三次通知，但即使动员到极限，哈里斯在宾夕法尼亚仍然落后，而且表现比2016年还差。
2020年，拜登在宾州赢了1.2%，2016年希拉里输了0.7%，而现在哈里斯输了2.8%，纽约时报预计最终结果会是川普领先1.9%。
宾州拿不下，哈里斯大概率丢掉全部蓝墙州，这是史无前例的惨败。
摇摆州拿不下，蓝州哈里斯的表现也不尽如人意，目前哈里斯只在弗吉尼亚领先川普4.6%，预计最后领先5.2%，和希拉里的表现近似。而2020年拜登领先10%，差距也是大为缩小。
在纽约州，目前哈里斯领先川普8%，最终预计13%，而2020年，拜登领先23%，希拉里也领先23%，哈里斯的优势缩水10%。纽约时报甚至预计，川普最后会在普选票上略微领先哈里斯，这意味着哈里斯的表现甚至远不如希拉里，希拉里当时普选票领先川普2.1%。
农村和郊区大量右转，亚特兰大为中心的城市左转，但右转的幅度大于左转。这表明美国的城乡差距还在拉大，未来城乡之间、大学学历/非大学学历选民之间，还会是最重要的分野。
这次选举唯一乐观的一点是证明亨廷顿的预言彻底失败，亨廷顿曾担心拉丁裔的增加会让美国变成两个对立的文化和社群，但现在看，拉丁裔的观念越来越倾向保守派白人，他们组成的天主教-新教联盟，共同抵抗白左。
从出口民调看，川普获得了45%的拉丁裔选票，这甚至高于2004年小布什的40%，这深刻表明种族不再是政党的分野，意味着身份政治的退潮。

川普赢了，而且赢得相当彻底。他几乎赢得了每一个战场州。共和党在他的领导下赢得了参议院，还很有希望赢得众议院。国会共和党领袖已经急匆匆地赶往海湖庄园向他表示祝贺，同时恐怕还会发誓效忠。现在，川普领导的MAGA派系在共和党内一家独大，而共和党又可能在华盛顿一家独大（同时控制总统和两院）。与此同时，在最高法院，有六位大法官是共和党任命的，其中有三位是川普本人任命的。
这就意味着川普带着极高的政治资本回到了白宫。当年小布什有一句名言："我在大选中赢得了政治资本，接下来我要使用它。"现在川普手中的政治资本比当年的小布什有过之而无不及，所有他肯定想尽快使用这些政治资本！因此，很多人认为，他将成为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美国总统。著名左翼媒体CNN的标题最具代表性："大选获胜将赋予川普巨大的(Massive)、破坏性的(Disruptive)权力。"一批国内自媒体照抄了这个说法，开始宣传川普将如何破坏美国的悠久传统、导致美国内战乃至第三次世界大战。

川普真的会成为有史以来权力最大的美国总统吗？或者说，他的权力会超过当年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理查德•尼克松（在水门事件之前）或罗纳德•里根吗？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拆分成两个问题：
川普的政治威望是否足以赋予他足够的行动自由，让大家支持和执行他的政策？
川普是否可以修改美国的法律和制度，从而扩大自己的制度性权力范围？

对于第一个问题，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当年的罗斯福、里根乃至第一任期的尼克松，都获得了全国各阶层、各地区选民的广泛支持，尤其是获得了媒体和工商界的广泛支持。罗斯福还面临着经济危机和世界大战这种生死攸关的环境，就算有许多美国人反对他，但还是不会选择与他为敌。如果川普拥有如此广泛的支持，他也不用多次下基层去动员红脖子，更不用开设自己的社交媒体平台了。事实上，主流媒体对第二届川普任期的污名化早在大选当晚就开始了，除了FOX之外的各大电视新闻网都在竭力鼓吹川普重返白宫之后会如何公报私仇、对敌人实施肉体消灭。
我们不能把川普在MAGA群体中获得的超高支持，误解为全体美国人的支持。直到大选前夕，讨厌川普的美国人还是略多于喜欢他的人，其中很多人仅仅是因为更不喜欢哈里斯才投票给他。川普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从没妄想能获得深蓝州自由派的支持，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了动员基本盘上。罗斯福和里根可以通过一场激动人心的演讲去团结和动员整个国家，但川普做不到；或许多年之后万斯能做到，但不是现在。

第二个问题是大部分人最关心的，也是媒体污名化最严重的。根据英文维基百科的说法，试图重返白宫的川普简直是个十恶不赦的恶魔，随时会变身为希特勒、墨索里尼。他的主要"罪状"包括：
试图援引《1787年叛乱法案》(Insurection Act of1787)，派出军队和民兵占领深蓝州的大城市，以确保自己的权力。
威胁对政敌展开报复，包括对其进行调查和定罪。尤其是任命独立检察官调查拜登，以及在2020年大选中反对他的国会议员。

要求通过立法或司法裁决的方式，赋予美国总统在任期内的官方行为"绝对的豁免权"，不受任何民事或刑事追溯（已达成）。
清洗联邦公务员队伍，赋予总统罢免"不忠"公务员的权力，并要求全体公务员通过一项新的测试。
缩小联邦政府监管范围，要求任何政府机构在推出一项监管措施之前，必须先取消两项监管措施。
要求将联邦通信委员会(FCC)、联邦贸易委员会(FTC)等独立监管机构置于总统的直接控制之下。
赋予总统更大的预算权力，具体而言就是"不花钱的权力"——国会审批的预算，总统可以放着不让政府机构花掉。
仔细看看就知道，上述前三条没什么讨论价值。第一条提出的根据，是川普认为2020年大选出现了大规模舞弊，他要出兵干预"舞弊行为"。现在早就时过境迁，他赢得了2024年大选，这一条也没有再出现在他的竞选纲领当中。至于此前川普反复提到"占领深蓝大城市"，更像是一种祥林嫂式的抱怨，也是一种动员MAGA死忠粉丝的方式，而不是希特勒式的煽动。

第二条没有明显超出美国总统的正常权力范围。哪条法律规定不能任命独立检察官调查拜登，或者调查任何一位国会议员？川普的全部诉求，是在正常的司法程序下对政敌进行"调查和定罪"。你可以认为他没有风度，但不能事先预设这种行为违法。而且拜登到底经不经得起调查还不好说。

第三条已经于2024年7月在"川普诉美国案"(Trump v. United States)当中得到了最高法院的支持：总统的"正式行为"，例如指挥军队、宣布特赦、否决立法、指导外交关系、管理移民政策……等行为，属于他的核心权力，享受"绝对豁免权"；但是"非正式行为"不在此列。换句话说，总统私下派一个特工追杀自己的政敌并毁尸灭迹，显然不享受豁免权，可以被追责。
附带说一句，川普追求"绝对豁免权"，与其说是想滥用权力，不如说是想保命。他在野四年，民主党控制的司法部门就追杀了他四年，甚至提出对他与外国进行的外交情报交易进行"追责"。如果拿不到"绝对豁免权"，那无论他2024年选不选得上，余生都会为了应对各种追诉疲于奔命。相比之下，希拉里担任国务卿期间的"邮件门"事件甚至没有被联邦起诉，果然是朝中有人好做官。

第四条是最受争议的，被《纽约时报》等左翼媒体解读为"无限扩大总统权力"乃至"破坏权力制衡基础"。我有点好奇，《纽约时报》究竟有没有读过川普竞选纲领(Agenda47)的具体描述？

允许总统罢免的公务员，仅限于那些对执行政策有关键影响、涉及重要机密，必须保证其忠诚度的岗位。这种岗位比例很小，有严格限制，不是总统想罢免谁就能无条件罢免的。
川普主要想对付的是公务员的泄密行为，因为在他的第一任期内，政府内部的敏感信息经常被泄露给敌对媒体。公务员应该是政治中立的，无论总统是谁，都应执行其政策，不应泄密。
川普要求全体公务员通过的测试，是关于"限制联邦权力范围"，包括正当法律程序、平等保护、言论自由、宗教自由等原则。一个希特勒式的暴君，会要求公务员学习这样的内容吗？
川普在Agenda47当中确实提出了对联邦公务员体系做出重大改革和限制，但是是基于两个原因：首先，在第一任期当中，他指挥不动公务员系统，政策执行不下去；其次，他希望缩小联邦政府规模、缩减预算，肯定要先拿公务员动刀子的。但是左媒不听，一律给其贴上"扩大总统权力"的标签。一位总统如何做到既缩小联邦政府权力、又扩大总统权力？就像一个人怎能做到既不吃饭又能增肌？莫名其妙。
第五条更是绝对的大好事，也是普通选民支持川普的一个重要原因。缩减监管措施归根结底是为了缩减预算，因为监管措施要人来执行、要产生费用，缩小监管范围就能少花钱。当然，在左媒看来，这是为了绕过公务员系统直接干预经济和社会活动的独走行为，必须批倒批臭。至于缩小政府规模，更是大逆不道，政府规模只能扩大，哪能缩小？
第六条倒是颇富争议，川普甚至表达过把美联储也置于总统直接指挥之下的观点。不过，根据Agenda47的记载，这种"指挥"是有限的：独立监管机构的负责人在推出一项措施前，必须先征求总统的检查(Review)。其实，在历史上，总统有没有权力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去影响乃至指挥独立监管机构，一直是个争议话题。川普确实有扩大总统权力的意图，但这种意图并非严重到了不可接受的地步。而且在很多西方国家，行业监管机构本来就是受行政首长指挥的。

第七条则是川普被左媒刻意误读的绝佳案例——总统为了节约开支、平衡预算而刻意不花钱，也是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吗？要知道，川普本次竞选的一个核心主张就是"制订平衡预算、缩小国债规模"，而国会通过预算的流程十分漫长，其中可能充斥着浪费或分赃行为。总统固然不能绕过国会多花钱，难道主动少花钱也成了一项罪状吗？更搞笑的是，在1974年以前，这样的行为是合法的，直到国会立法限制了总统的这项权力。为什么1974年以前的总统这么做就没事，川普这么做就成了大逆不道呢？
按照《华盛顿邮报》的观点，川普为了缩小联邦监管范围、获得"不花钱自由"所做的努力，构成了"对三权分立的潜在威胁"，"可能严重缩小国会权力及扩大总统权力"。至于克林顿、奥巴马两位民主党总统以及戈尔、克里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都曾支持赋予总统"不花钱自由"，这一事实则被选择性无视了，反正川普天生自带原罪，想要通过公平的竞选入主白宫本身就是一项大罪。

除此之外，川普还主张贯彻言论自由原则，限制左媒、大学和互联网平台打着"政治正确"的旗号对用户和学者进行封口。这个主张的背景是整个西方知识界都偏左，右翼言论往往被打上"仇恨言论""极端言论"的标签，不但得不到传播，甚至会导致言论发出者丢掉饭碗。例如，川普本人就因为多次宣称2020年大选出现了大规模舞弊，而被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封号。这个处分是否过当，坊间一直存在争议，至今川普也只在推特等少数平台被解封了。
对于川普的上述主张，美国知识界本来是嗤之以鼻的，觉得他无非是想打着"言论自由"的旗号传播仇恨言论罢了。然而今年以来的巴以冲突，让许多知识分子切实感到了疼痛：不止一所学校的学生因为支持巴勒斯坦而遭到了包括撤销学位在内的处分，学者、专栏作家因为反对以色列而被打成"纳粹"的更是数不胜数。这些人平时动辄说别人是"希特勒"，等到自己也被划入"希特勒"行列的时候才感觉到疼。如果一个社会频繁把各种各样的人因为言论原因打成"希特勒"，那肯定是这个社会有问题，而不是这些人有问题。
毫无疑问，川普不是希特勒。他既没有希特勒的野心，也没有希特勒的"雄才"（中性词）。但他确实是一个政治强人，以一己之力改造了共和党乃至整个美国的政治生态，打败了各路政敌，带着极富争议的政策纲领再次坐到了世界唯一超级大国的一号位上。在我看来，与他最接近的现代政治人物是戴高乐——那个名义上是法国总统、其实是法国君主，在大约十年之内彻底再造了法兰西共和国的强人。
如果我们仔细对比"MAGA思想"与"戴高乐主义"，就会发现它们带有大量相同之处。我甚至觉得懂王就是参照戴高乐主义提出了MAGA的基本原理：

二者都主张建立"强大的国家、强大的经济和稳定的社会"。所谓强大的国家，主要是就外交而言：美国/法国必须受人尊敬，具备独立行事的自由，不应受北约等组织的束缚。国家有义务对经济进行保护和指导，但并非控制经济。
二者都希望以一个强势行政机关（而非强势国会）去主导政策，而且这个行政机关需要一个"拱顶石"，那就是总统。
二者都倾向于诉诸基层、诉诸直接民主，绕过国家机器直接与民众沟通。川普还是在美国的制度内进行，戴高乐则改造了法国的制度。
二者都立足于爱国主义情绪，川普反复强调美国是最伟大的国家，戴高乐则反复强调法国的特殊性和卓越性。
二者都比较注重阶级调和，致力于在发展经济的同时解决分配问题。它们既像传统右派那样忽视分配问题，也不像左派那样过度重视分配。
当戴高乐于1944年率领自由法国军队进入巴黎时，他接手的是一个被德国蹂躏了四年、在国际上名声扫地、内部百废待兴的法国。当时的法国政坛尚无法接受他的基本主张——独立外交、行政机关主导、直接民主，这些想法都是天方夜谭。当时成立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仍然是一个国会主导的、内外都很虚弱的共和国。戴高乐耐心地等待到1958年，直至阿尔及利亚危机导致第四共和国土崩瓦解，才主持建立了第五共和国，几乎实现了自己的全套政策主张。
在这个过程中，戴高乐作为战争英雄的崇高威望起了很大作用。反对他的人很多，经常有人把他跟拿破仑、路易十四相提并论，但法国人还是愿意相信解放他们的英雄。后来戴高乐的自愿卸任也证实了他没有破坏法国共和制的任何想法，反而是共和制趋于稳定的守护者。俗话说"矫枉必须过正"，戴高乐任期内的总统权力实在太大了，他行使权力的方式也太不正式了。戴高乐死后至今已经历了半个世纪，法国总统和国会的权力达到了某种平衡，"戴高乐主义"演化出了多个不同流派，其历史任务得到了较好的完成。

如果川普在美国能够享受戴高乐在法国那样的权威，他肯定会高兴不已。可惜，他不是战争英雄，美国也没有刚刚打输一场战争，而且美国的国际威信从未低落到1950年代的法国那种程度。更可惜的是，当年戴高乐面对的政敌比较零碎，在能力和组织程度上都无法与他本人相提并论；而川普如今面对的政敌要强大得多。戴高乐在法国知识界和企业界享受到的（至少是表面上的）支持，可能是川普永远无法享受到的。说一千道一万，在完全不同的历史时期做类似的事情，本来就蕴含着巨大的困难和风险。
如果戴高乐当年的全面改革没有成功，那么在法国的史册上，他留下的名声可能会比拿破仑三世还差。对他而言，成为政治强人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彻底贯彻自己的意志，避免因为失败而导致的后世骂名。此时此刻，站在白宫的门槛前，川普也面临着同样的难题。在共和党内，他确实是个政治强人了；可是对于整个美国，他比当年的戴高乐还差得远。经历过去八年的大起大落，他稍微老练了一点，但冲动易怒的性格并无改变。没有任何迹象证明他的MAGA理念在未来四年会成功或者会失败。我们只知道，2025-2029年肯定与2017-2021年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