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四十年之证券教父张国庆

寂静回声

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证券市场刚刚起步。
1992年，中央宣布组建三大证券公司：一华夏证券、国泰证券和南方证券。
三家证券公司的注册资本均为10亿元，注册地分别为北京、上海和深圳，由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和农业银行牵头组建，时称三大证券公司，又被称为中国证券业的中央军。
由建设银行牵头，联合几家银行、几十家大型国企成立了上海国泰证券，第一大股东建行持股18.49%，国开持股7.58%，工行、农行、中行各持股4.21%，两桶油各持股3.37%，还有宝钢、马钢等几十家大型国企。
1998年，受制于商业银行法对银行对外投资的限制及银证分离的规定，上述三家证券公司的银行持股部分被分别划转给北京市、上海市和深圳市，人事和党务管理权也从中组部下放给了地方金融工委。随着邵淳3亿公款偷摸买航母风波和南方巨额亏损事件，北京市政府和深圳市政府先后于1999年和2002年完成了对华夏证券和南方证券的人事调整，实现了对这两家证券公司的完全控制。

在早期的证券业，万国证券掌门人管金生、申银证券掌门人阚治东、君安证券掌门人张国庆被称为“中国三大证券教父”。
在那个年代，他们曾经驰骋江湖，所向披靡。然而，伴随着管金生折戟“327”事件、阚治东兵败违规操作、张国庆梦断MBO，三大证券教父的时代宣告结束。中国证券市场的历史虽然短暂，但却充满了跌宕起伏的故事。
管金生、阚治东和张国庆，他们分别代表万国证券、申银证券和君安证券的辉煌与沉沦。
他们的故事不仅仅是个人的荣辱，更是中国证券市场发展的缩影。

张国庆出生于1956年，是一位湖北人，以其军人般的气质和行事风格闻名。
上世纪70年代从部队复员后，他进入湖北人民银行系统，并于上世纪80年代从中湖北人民银行办公室副主任的职位调任深圳人民银行，担任证券管理处处长。
1992年8月，在“8.10”事件后，张国庆创立了君安证券并担任总经理。君安证券成立初期，由包括军队企业在内的5家国有企业投资，注册资本仅为5000万元。其中，合能集团是君安股东中唯一有军方背景的公司。君安的那个君字，其实是“军”。
在短短两年时间内，君安证券迅速发展壮大。
君安创办后，在中国股市牛气冲天，张国庆靠他的神秘背景及强势手腕迅速崛起。
君安的神秘背景便一直在坊间引起种种猜测，令外人仰视，不敢对君安造次。
王石在自传《道路与梦想》中曾透露一个细节:君安曾经帮助万科的一个股东出售过一部分法人股，法人股的销售在当时是明文禁止的，必须经最高证券管理机构批准才可能“例外执行”，张国庆竟能搞定，可见手眼通天。他因此收了50%的手续费，这一笔1.1亿元的股权买卖，君安就赚了5500万元。

1994年，君安证券因“君万风波”成为当年证券市场的一个焦点。在这场风波中，张国庆与万科的掌门人王石展开了激烈的较量。
3月30日，君安证券召开新闻发布会，君安一方张国庆、万科一方王石等悉数到场。
会议开始后，君安证券一方代表称深圳新一代、海南证券、俊山投资、创意投资合计占万科股权10.73%，授权君安公司告万科公司全体股东书，并提出意在改组万科董事会和产业结构的《改革倡议书》。
3月31日，万科停牌一日。董事长王石提醒投资者入市要谨慎，不要误以为是收购。
4月1日，新一代公司召开新闻发布会称：在君安公司发布《改革倡议书》之前，该公司已撤消了对君安公司的委托授权，君安证券的作法属侵权行为。继新一代之后，海南证券也撤消了对君安的委托授权。
最终，在证监会和深交所的调解下，这场争斗得以平息。
坊间的一个说法是，张国庆见大势已去，向证监会南下代表承诺：“既然是你们发话了，就是一盘臭狗屎让我吃，我也把它咽下去。”
另一个传说则是，当时王石的一个表妹在君安工作，一个月之后，被君安解聘，成了替罪羊。

在深圳股市中，张国庆一人独大，俨然是南中国最强悍的大鳄。
君安名气甚盛，麾下2300员将帅，个个能征善战。
1993-1998年，君安共为100多家企业承担A股、B股上市及配股业务，筹资总额近300亿元人民币。君安在国内下辖60多家证券营业部，其交易量一直在深交所居前两位，在上交所亦在前六名之列，其国债交易量也在全国位列前十。
1996年至1997年的大牛市中，君安频频得手，尤其在四川长虹一战中大获全胜，攫取了超过40亿元的进项。
公开资料显示，这家公司到1997年年底的总资产达175亿元，利润7.1亿元，当时在国内均名列第一。此时之君安如日中天，业界甚至将中国股市的这段时期称为“君安时代”，张国庆与万国的管金生、申银的阚治东并称股市“三大教父”。
张国庆不仅仅想当教父，更戳力发展投行的购并顾问、海外融资等大业务。
1997年以来，君安将其中层以上经理人员轮流脱产培训英语，尔后陆续派至华尔街金融机构实习进修，其心劲令人感叹。
在管金生、阚治东相继退出或淡出中国证券市场后，张国庆无疑成为了国内证券行业唯一的教父级人物，他的梦想是打造一个“君安王朝”。
然而，君安的辉煌时期正值《证券法》出台的前夜。在这个时期，证券公司可以在法律框架内自由驰骋，甚至操纵股价，将游戏规则玩弄于股掌之间。张国庆在深圳股市中牢牢掌控着话语权，俨然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力量。但随着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和市场监管的加强，这样的局面注定无法长久维持。

将君安证券的辉煌归结于《证券法》出台前的宽松环境，未免有些片面。实际上，君安证券在其鼎盛时期，无论是在经营理念还是实际操作能力上，都明显领先于国内同行。张国庆作为君安证券的领导者，有着清晰的战略眼光和强大的执行力。在君安证券达到巅峰时，张国庆开始思考公司的股权分配问题，希望实现君安证券的私有化。他计划通过管理层回购（MBO）的方式来完成君安股权的改造，即管理层通过回购股份获得公司的控制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张国庆和他的团队展示了一系列复杂的财务技巧。
、1997年，君安证券的注册资本增加到了7亿元。经过精心安排，君安职工持股会成为了君安证券的实际控股股东，而该持股会的两大股东“新长英”和“泰东”实际上是受张国庆团队控制的投资公司。这样一来，张国庆仅用一年半的时间，就将中国最大的证券公司转变成了一家私人控股的证券公司。
国有公司仍在君安拥有股份并分得红利，但其权益早已被大大稀释。
张国庆的大胆举措很快在证券界引起轰动，几乎所有的证券公司都蠢蠢欲动，纷纷试图起而效之。
对于每一位经营者来说，如果张国庆的 MBO路径被认为合法，那么，他们都可以吹着口哨，在一夜之间把公司据为己有。
而如果张国庆的方案只为君安所独有，那么，他无疑成了“好处占过头”的众矢之的。那个时代，所有的“因果报应”都是利益分配的结果，而与是非无关。
一封举报信揭开了张国庆悄悄进行的MBO计划，引发了所谓的“君安之变”。
从公开的资料看，张国庆的落马是缘于君安内讧。当时一位分管财务的副总经理因不满自己在公司内部的失势，遂将MBO方案及公司全部账目拿到纪检监察部门举报，灾难由此降临。
随后，中纪委、公安部、高检等多个部门联合介入调查，张国庆和他的团队成员被停职并接受审查。
1998年7月，审计结果表明，张国庆等人“账外违法经营隐瞒转移收入”的总额在 12.3亿元左右，张国庆先后动用5.2亿元，获得君安约77%的权益。有关部门认定，张国庆涉嫌“侵吞国有资产，将国有资产变相转入私人名下”。
1998年7月，管理层决定由上海的国泰证券接管深圳的君安证券。官方说法不是接管，而是“合并”。
注意，这个“接管合并”在前几年是断断不可的。
凭什么你上海的“接管合并”我深圳的？据说，上海政府为这次“合并”注入了18亿元的资产，其中现金就达14亿元。
中介得出的结论是：国泰证券和君安证券的资产状况都不容乐观，在评估确认两公司的净资产分别为17.1169亿元和10.5546亿元之后，又明示其逾期债权分别16.1668亿元和9.9498亿元，均占到净资产九成以上。按有关规定，逾期债权不能如数作为资产折算，中介机构建议以50%提取清理准备。这意味着股东当初的投资大大贬了值。
　　国泰证券最初的注册资金总计11.785亿元，而如今净资产只能折成9.033 5亿元。投资人当初每1元的出资，如今只能折合成0.77元。
1998年9月，他以“虚假注资”和“非法逃汇”等罪名获刑4年。
1999年春节前夕，有人在深圳梅林看守所见到张国庆。据说张国庆与因贪污入狱的一位深圳局级官员同样享受单间待遇，并都已虔信佛教。
佛经云：“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张国庆能否就此彻悟人生的无常？

1999年3月17日，证监会主席周正庆专门主持召开了由国泰证券各董事单位负责人参加的情况通报会。会议的主旨是强调合并的重大意义和不合并的不良后果。有股东介绍说，有关主管官员也曾在不同场合表示，将来可考虑较早批准新公司国泰君安上市，并将让其发行20亿元金融债。这种“政策性扶持”之说大大缓解了董事股东们的怨气。以证监会主席之尊，总得给个面子吧。
较之国泰证券，君安的股东们接受资产打折结局的心态要平和一些。原因是君安证券效益好，这么多年对股东的照顾不错，1996年每股收益达2.52元，1997年为1.015元。
1999年8月18日，原国泰证券有限公司和原君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通过新设合并、增资扩股组建成为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加之此前1998年6月，中国人民银行把倒闭的中创下属的证券交易营业部委托给国泰证券管理，国泰君安一夜间雄居中国证券界龙头地位，被传媒称为“航母”。原国泰董事长兼总经理金建栋任“航母”董事长，之前金建栋曾任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管理司司长，亲自审批了三大证券公司的设立。姚刚任总经理，此前他曾任证监会期货部主任。
2002年底，国泰君安是三大证券公司中惟一还保留了一些中央军特点的证券公司。该公司的主要负责人中，除了监事会主席一职由上海人出任外，其他均有深厚的中央背景：董事长金建栋来自人民银行；行伍出身的党委书记马金声原为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副行长，曾任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主任；公司首任总裁姚刚原为中国证监会期货部主任，在“君安事件”后受命出任国泰证券与君安证券合并后的第一任总裁；在姚刚调回中国证监会任发行部主任后接任总裁的刘慧敏，到任前为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此前曾任中国证监会办公厅副主任。
证监会已经名正言顺地把深沪两所当做自己的下属机构了，官员到所里任职就像下基层锻炼；如今券商也同此命运，北京一竿子插到底，这一定令当年的猛人管金生、张国庆们欷歔。
就在张国庆被判刑的前一年，万国的管金生因“327国债事件”被判刑17年，申银的阚治东则因“操纵陆家嘴股价”被撤职，并处5年市场禁入。
20世纪 90年代的中国股市“三大教父”无一幸免。

2002年，张国庆刑满释放，很快重新回到了资本市场。
2003年1月，张国庆在一个由新疆国投主办的研讨会上低调亮相，引起了会场的轰动。
同年，由君安旧部组成的华林证券挂牌经营，因其管理和技术团队大多来自君安证券，故被称为“小君安”。
张国庆则筹备成立了深圳市九夷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并以大股东的身份在幕后进行操作。
九夷投资2003年初在“华立控股”、“南天信息”等多家股票上有资本运作，不过并未引起大的震动。
2005年8月,《21世纪经济报道》在一则评论中意蕴复杂地说:“假如张国庆的MBO晚个两三年，他或许不但不会有如此下场，反而会与TCL集团的李东生一样，名利双收。试问，从21世纪初开始的MBO 热潮，让多少国有企业的经营者一夜之间摇身一变，成为坐拥亿万的富豪，同时还享尽殊荣美誉?”

2008年金融海啸后，市场再难寻觅九夷投资的身影。有传闻说，九夷投资已经破产。
对于张国庆此后的境况，媒体鲜有报道。
2012年8月，湖北一本名为《前卫》的杂志刊登了一篇《跌下神坛彻悟人生，昔日“证券教父”勇敢站柜台》的报道，称“九夷投资破产后，张国庆为维持生计，在福田区竹子林一家餐厅做服务员，后来做收银员。”
记者曾求证张国庆昔日旧部康晓阳，康晓阳称，“报道很无聊”，并透露张国庆现为光彩49集团执行总裁。
媒体报道显示，其实张国庆早在2008年10月，便以光彩49集团总裁的身份出席过北京大学主办的一场论坛，并作主题演讲。
资料显示，光彩49集团成立于2006年3月，由中国光彩事业促进会发起、推动全国多家优秀民营企业共同出资组建，注册资本2亿元人民币。光彩49集团是以财富增值服务为核心的综合性投资管理服务机构，为国内企业及各界人士提供资产管理、财富增值等专业服务。

回顾中国证券业的发展历程，管金生、阚治东、张国庆这三位元老级人物的经历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故事。
正如阚治东在《荣辱二十年——我的股市人生》一书中所说，“有人称我们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悲情英雄，也有人称我们是最早进入中国证券领域的旗帜性人物……俱已成为往事。但至少，我们走过的弯路，可以为现在的证券市场的发展提供借鉴，而我们的成功之处，也可以为现在的年轻人提供一些参考。”他们的经验教训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宝贵的镜鉴。

海通证券成立于1988年，和万国证券同时期，属于新中国最早的一批证券公司。当时它的大股东是交通银行上海分行。海通=上海交通银行。
从2024年9月5日到2025年1月，国泰君安上演“强强联手”，用自家股票0.62:1换股海通证券，硬生生把这家成立37年的老牌券商“吃进肚里”。
国泰海通”世纪合并，合并后总资产瞬间飙到1.68万亿，相当于3个中信证券的体量，直接登顶中国券商界！
更绝的是，这场合并还破了A股和港股同步换股的“无人区”，连中国香港证监会都罕见开绿灯。
但这场“闪婚”背后全是狠活：
海通证券带着国际业务“旧伤”嫁入豪门，国泰君安连夜整合800+营业部，连公司招牌都不敢全改，硬是在“国泰君安”后面加了“海通证券”四个字安抚市场。业内惊呼：这哪是合并？分明是给中国金融业造了艘“航母”！
不过新巨头刚启航就遇暗礁，两家风格迥异的团队怎么拧成一股绳？海通遗留的海外烂账会不会爆雷？
现在名字是变成了国泰海通证券，直接抛弃了君安的历史遗留，且看如何消化海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