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传奇：数学家力学家我国计算机第一人董铁宝

寂静回声

1946年2月14日，世界上第一台通用计算机"ENIAC"，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诞生了，这台用了18000个电子管、占地170平方米、重大30吨的庞然大物，让人们记住了他们的发明者莫克利和埃克特，但是却少有人知道，有一名中国人曾参与了这台计算机的设计。


这个人就是董铁宝，中国第一位程序员，被亲切的成为“中国计算机之父”。

董铁宝（1917～1968） 江苏武进人，夫人梅镇安。力学家、计算数学家。
1916年8月出生于江苏省武进县，父亲是中国著名法学家董康。
1923年，他随父亲迁居上海，先后就读于上海实学中学、东吴二中、华侨中学、大同中学。
1932年又插班考入南洋模范中学高中一年级。在南洋模范中学读书时，董铁宝沉默好静，甚至还有几分腼腆．他对课业不求争胜，但却有着自己的爱好与追求，特别是在毕业生的纪念册上，董铁宝写下了“我不需要传，但我等着干”的誓言。
1935年，董铁宝考入交通大学上海土木工程学院。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侵入上海，他随交通大学转入租界继续学习。
1939年，董铁宝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土木工程系，后就职于国民政府交通部桥梁设计处，历任实习生、公务员、工程师。
毕业后即奔赴抗日大后方，参加抢修滇缅公路桥梁，曾冒着日本飞机的轰炸修滇缅公路桥梁，出生入死地和桥梁工人一起生活战斗。


董铁宝任职的桥梁设计处的主要任务是滇缅公路桥梁的建设与维护。早在1937年，国民政府为避免直属与转运港口失陷后的困境，便计划修建从云南到缅甸的公路。1938年12月，滇缅公路初步建成通车，之后陆续加以修改。滇缅公路跨越澜沧江与怒江，有两座重要的桥梁：惠通桥（怒江）、功果桥（澜沧江），后为增加通行量，又在功果桥的上游不远处修建了昌凎桥 10（又称功果新桥），这是年轻的董铁宝与同事们修建的第一座桥梁。
到了1940 年 6 月，由于滇越铁路被日军切断，滇缅公路更是成了中国对外的唯一通道。日本侵略者将其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专门成立了滇缅路封锁委员会，制定了“炸桥而断路”的恶毒计划。
从 1940 年 10 月起，在不到6 个月的时间里，日军共出动飞机 400 多架次，重点轰炸功果两桥。1941 年初，日军成功将昌凎桥与功果桥炸断炸毁，为此东京的电台宣称“三个月通车无望”，滇缅公路的中断对中国的持久抗战构成严重威胁。鉴于桥梁被频繁轰炸，董铁宝与同事们一面积极抢修桥梁，另一面还想出了其他应对措施 ：钢索调货、浮垡与浮桥。其中浮桥每日上午 9 时至下午 3 时被拆开疏散，以避免空袭，下午 3 时之后又拼聚成桥，最大限度保障了桥梁被炸后的交通运输。经过董铁宝与同事们的积极抢修，两座桥梁不久后也被修复通车。董铁宝与其他抢修队员的功绩，就连日寇也为之惊呼“滇缅公路是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功果桥是炸不断的钢索桥！

抗战后期，董铁宝与美军工程兵共事，学了一口标准的美式英语。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董铁宝参加了国民政府教育部赴美留学考试并获得通过。
1945年底，董铁宝从印度乘船赴美，进入普渡大学土木工程系攻读研究生，同时担任助教．基于在交通大学求学时打下了的良好专业基础，又在滇缅公路、机场建设中获取的大量实践经验，董铁宝仅用一年时间便获得了硕士学位。
1947年，董铁宝来到伊利诺伊大学土木工程系攻读博士，他的导师是美国著名土木工程、抗震工程专家纽马克。
1950年，董铁宝完成了博士论文《广义平面应力问题的一种数值方法》，并顺利获得博士学位，
同年3月，董铁宝留校任教，担任土木工程系助理教授，由于出色的研究能力，董铁宝于1952年晋升为副教授。


1956年-1966年，我国的计算机事业还处于创业阶段。
当时并没有计算机科学这一说法，看到曙光的董铁宝，抛弃了在美国良好的工作条件和优厚的待遇，毅然决然的投入到祖国的怀抱中。
董铁宝冲破重重障碍，和他的夫人妻子梅镇安（1918-2014）为植物学家、三个年幼的孩子，绕道欧洲，行程万里，历时3个月的时间，才踏上国土。

1918年梅镇安出生于浙江杭州，抗日战争期间就读西南联大。
这期间，梅镇安一边在大学就读一边在云南主席龙云家做家教来补贴生活。
194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的梅镇安，因成绩优异被交换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进修，
大学期间品学兼优的梅镇安不仅拿到了博士学位，还得到了在伊利诺伊大学重点工作室工作的机会。
除此之外，梅镇安还收获了人生挚爱，同样在伊利诺伊大学留学的中国学生董铁宝。



据《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50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记载：
“1956年11月7日，校刊96期报导，本学期开学以来，共有7位教师，冲破种种阻挠，从资本主义国家归国到北大工作。他们是从美国回来的数学博士廖山涛，力学博士董铁宝和夫人植物生理学硕士梅镇安，……”
据说他们回国，是因为周恩来有信到美国，欢迎留学生回国工作。那是1956年，比较宽松的一年。1957年夏天就进行了“反右派运动”，不知道那时董铁宝有什么感受，但是他显然没有公开表示过反对意见。


当时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计算研究所都争取他去工作，他考虑到除科研工作外，莘莘学子是科技兴旺的希望所在，决定在北京大学任教。

在1959-1961年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物资供应困难，但董铁宝的工作热情丝毫不减，他一贯生活简朴，衣着和家里陈设十分简单，他还同学生一起下厂搞技术革新，吃住在厂里，睡地铺。
1961年，在他44岁时定职为正教授。由于忙于工作，不求闻达，无时间坐下来著述，所以他留给后人的文字资料不多。


1958年北京大学开始制造第一台电子计算机，得到了他的积极支持和具体指导。通过这台小机器的制造，培养了一支技术队伍。他还参与了60年代初每秒百万次计算机的设计。北京大学计算机事业的发展中，有董铁宝的功绩。他对于计算机设计制造的关怀，不仅是出于个人专业的爱好，更重要的是从工作需要出发。
1964年，中国有些计算机因为外部设备而被“卡脖子”，他大声疾呼要大家重视外部设备；有一次还亲自动手，去请教熟悉情况的工人师傅，以便迅速解决问题。在国内的时光里，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个人的著作、论文。他耿介不阿，说话直率，和青年相处平易近人，没有半点架子，嬉笑与共。他在学术工作上设想开阔，思路敏捷，有时想到好主意不惜深夜扣门找知音，争取支持。董先生培养了一大批计算机和力学人才，如今他们都是相关领域的骨干了。
除了当一个合格的程序员外，董铁宝在工程力学方面也很有建树。

从董铁宝回国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的10年中，除了在北京大学固体力学教研室和计算数学教研室工作外，他还先后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计算研究所、工程力学研究所（前身是土建所）等单位兼职，也曾多次参与有关的全国性规划、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的专业活动，如水坝抗震、防护结构的研究规划。这期间他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力学和计算机两个方面。
有受过董铁宝熏陶的青年学生曾言：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个人著作、论文，说话直率，和我们相处平易近人，没有半点架子。在学术工作上，思路敏捷，这样的科学家、教授，是我们国家难得的人才。

1966年，文革开始。1968年，“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开始，这时文革中时间最长，也最为系统化最为严密迫害人最多的一次运动。1968年8月，“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入北大领导运动。他们说“北大王八多得腿碰腿”。(此话最先出于毛泽东说北大是“庙小神灵大，池浅王八多”，军宣队又作了发挥。)，全校有900多人被“重点审查”(当时北大有四千多教职员工)。


董铁宝也是被“重点审查”的对象之一，他被关押在北大28楼，不准回家，不准家属探望，被逼迫“交代问题”，这就是当时所说的“隔离审查”。这种状态当时十分普遍，俗称为“关牛棚”。
当时被关的人的主要种类分为有“历史问题”和有“现行问题”两大类。现在不清楚董铁宝当时是被作为哪一种人被“审查”的，也不清楚他的外国留学经历是否是他被“审查”的“原因”。
董铁宝已经死亡，无从知道他在被关押期间是否受到肉刑。据最后活着走出来“隔离审查”室的几位老师说，他们在“隔离”中遭到体罚和殴打。有一种体罚是“抱树”，要人长时间站在树前，张开双臂作抱树状，但是不准以手触树。还有一种惩罚是中午时分仰脸睁眼看太阳，如果闭眼，就遭打。还有所谓“熬鹰”，连续几天几夜审讯，不准睡觉。有人被捆上双手吊起来拷打。最常见的是大量打耳光。
据说董铁宝的妻子曾经到28楼请求见董铁宝，被拒绝。后来，就发生了他自杀的事情。据说他在那天傍晚趁看守人员不注意，离开了28楼，可是又无处可去，结果在学校附近的一棵树上上吊自杀。

董铁宝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他的大儿子和女儿当时是中学生，和其他学生一起作为所谓“知识青年”被下放到农村。后来董铁宝的妻子写信给周恩来，说明他们是从美国回来的，请求给予照顾，把她的儿女调回到北京。她的信起了作用。当其他同龄人还远别父母在农村时，董铁宝的两个孩子回了北京，这就算是当时因“归国华侨”身份受到的“优待”。这种“优待”的相对值不算低，但是其中的绝对值当然很低。


韩天敏是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的学者和研究人员，主要从事计算数学、常微分方程数值解以及大系统数字仿真等领域的研究。
这是其子在怀念其父的文章，顺便谈到了董铁宝。
https://hantianmin.org/
文中说，

2018年10月，我和爸爸您在北京大学参加了一个不到20人参加的小型悼念会。这个活动是您牵头倡议举办的，是为了纪念您的导师，董铁宝教授诞辰100周年。60年代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是“三通”的，您在中国科学院工作，但指导老师在北京大学。董铁宝是留美博士，50年代初回国报效新中国。
       董铁宝教授于1968年自杀，当时只有50岁。您当时只可以保护您所在的中科院计算所的留苏，留美科学家，但您无法保护自己的导师。1968年，您只有32岁。
       来参加会议的，有王元的夫人（董铁宝执政北大数学系时，王元夫人是一个普通员工），北京大学副校长，北大数学学院院长，计算数学系主任，认识我，知道我叫桓桓的有四五个，中国科学院院士有五六个。您和我讲，如果董铁宝活着，他的学术，政治地位远远高于那个压制您的中科院所长，您的命运会大大不同，您是他最得意的学生。我猜，董先生可能甚至比华罗庚还伟大，否则，文革时受到的迫害比华罗庚还要大？如果真是那样，那中国数学界的三大泰斗，就不是华罗庚，陈景润，王元，而是董铁宝，韩天敏。命运就是这样。

徐泓，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1998年前，高级记者，曾任中国新闻社北京分社社长，首都女新闻工作者协会副秘书长。
徐泓是正宗的北大子女，名副其实的大家闺秀。父亲徐献瑜是北大数学系的奠基人之一，北大数学系主任，全国计算数学学会第一届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计算数学的开拓者，计算数学界著名的“三徐”之一。五姑父是国民党陆军上将，历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中国远征军司令等要职的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著名抗日将领卫立煌将军；八姑父则是被认为20世纪中国最伟大校长之一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

这是徐泓写的董铁宝一家的回忆片断，

1957年夏天，与我家院子只隔一条小马路的41号楼，文学家何其芳一家搬走，新邻居董铁宝梅镇安夫妇迁入。他们全家1956年从美国归来，到北京后，就在怀仁堂受到周总理的接见。
   董家三个孩子是8岁的董昭、6岁的董迈、4岁的董恺。他们都生在美国，长在美国。我们好奇地迎接着他们。记得胖乎乎的老三，张口说话中英文夹杂，无师自通地先学会了国骂，可爱之极。后来听说，董伯伯董伯母从商议回国，到作出决定，仅用了一天时间，没有任何犹豫和顾虑。1956年3月全家踏上离开美国的轮船。他们选择的是大西洋航线，在苏伊士运河遇到战争，滞留多日。董恺至今记得：他长了一身的痱子，痛痒难熬。行程万里，历时三个月，才到达香港。

  董伯伯进入北大数力系，和我父亲徐献瑜同系，但不在同一个教研室。1956年2月，北大数力系成立了全国高等院校第一个计算数学教研室，父亲被任命为教研室主任，他的学术生涯由理论数学，转向不大熟悉的应用数学，特别是转向应用数学中面孔陌生的计算数学。当年四月，父亲到西郊宾馆，参加了周恩来总理领导的“我国科学发展12年规划”的制定工作。
   周恩来总理邀请全国600多位科学家参加12年规划的制定，同时邀请了以拉扎连柯为首的18位苏联专家。会议期间，周总理注意到苏联专家中有三分之一是从事计算机、半导体等新科技，他立即召见了负责中国电子、电信、广播事业的王诤和李强，专门询问计算机在国外的发展情况。听完汇报，周总理斩钉截铁地提出：“突出规划重点，把最紧急的事情搞一个报告。”

   按照周总理的要求，规划委员会将计算机、自动化、半导体、电子学四项作为“紧急措施”写入规划。在华罗庚的坐镇指挥下，计算技术与数学规划组经过三个月紧张工作，完成了国家科学规划中的第41项“计算技术的建立”任务说明书。为此成立的中科院计算所，下设三个研究室，一室和二室分别负责整机与元件的研究；三室从事计算数学与科学工程计算研究。我父亲被任命为三室计算数学室主任。从1956年开始，我父亲骑着一辆自行车，在北京大学和中科院之间两边跑，更多的时间是去计算所，家里来的客人也更多的是计算所三室的叔叔阿姨们。

    董铁宝伯伯正是在这个时候住进燕东园的，他1945年赴美留学，毕业于伊利诺伊大学，获博士学位。他参与了美国第一代计算机ENIAC机的设计，编程、使用，是当时国内唯一的一位有使用计算机经历的科学家。父亲与他一见如故，很佩服他，夸他“聪明绝顶”，这是我听到过的父亲夸奖一个人用的形容词最高级。平时计算上遇到问题，父亲拔腿就去董伯伯家。他们常常翻找资料，一起讨论。董伯伯在回国前委托他在美国的好友数理逻辑学家王浩先生，按时每期寄给他Commu nications of ACM杂志。这些杂志中的文章对北大和中科院计算所计算数学初期的开发与应用，起了重要作用。
   董伯伯是性情中人，说话直率，思想单纯，一心作学问。回国不久，对国内的政治还一头雾水，就碰上1958年至1959年北京大学带头“拔白旗，插红旗”。董伯伯讲的材料力学课被批判为资产阶级观点，他本人也被戴上 “只专不红”资产阶级权威的帽子，由二级教授降为三级教授。他想不通，牢骚满腹，一度打算离开北大这个是非之地。父亲闻讯心里焦急，他和计算数学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吴文达一起，和董伯伯促膝长谈，苦苦挽留。吴叔叔和董伯伯是两杆烟枪，不知抽了多少包中华烟，父亲每次从董家回来，都披着一身的烟味儿。最后董伯伯留下来了，他转到父亲主持的计算数学教研室，并在父亲主持的中科院计算所三室当了顾问，和父亲正式成为铁杆同事。
    就在这昙花一现的几年里，董伯伯和中科院计算所三室的同事们完成了多项国家急需工程计算的数学问题，包括电力工程、天气预报、大地测量、石油开发、水坝、建筑、桥梁、飞机、机械制造、人工合成胰岛素以及两弹一星相关的重要计算问题。与此同时，他发挥了工程力学方面精通抗震、抗爆研究的优势，为中国国防建设提出了抗核爆炸结构分析。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将军打报告请调董铁宝先生参加建设两弹基地的工程项目，但被北大校方拒绝，此事成为终生的遗憾。因为那时候只有国防工业才能保护住一些归国科学家，燕东园23号住的半导体专家黄敞夫妇，就被军工企业相中，文革前调往汉中三线地区，躲过了致命的一劫。
   文革初期，董伯伯当过一段时间的逍遥派。他的小儿子董恺说：大概是父亲一生中最放松，最惬意的两年。校内的派仗如火如荼，父亲居然能和我们这帮孩子在西草场踢球；暑期叔叔的孩子们来北京过暑假，他会带他们出去照相；焊半导体收音机也成为了他的嗜好，邻里间喜欢装半导体的小伙伴们，时不时地把焊好的收音机拿来请父亲调试；再穷极无聊，就随手拿来我们正在看的小说，看上几章。

    进入1968年的春夏之交，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工宣队进入北大领导运动。据统计，北大有900多人被集中隔离审查，占全校教职员工总数的四分之一。
   我的父亲过去没有太遭罪，这次也被关进了“牛棚”，不准回家。他还成为清理阶级队伍的重要战果：数学系挖出了一个隐藏最深的美国特务。主要罪状之一是父亲当年去美国留学的时候，司徒雷登校长为他写了8封介绍信。工宣队让父亲交待这都是些什么联络图？和父亲一样被揪出来的美国特务还有董铁宝先生。
   后来看到一份材料说，数力系计算数学教研室是这次运动的重灾区，有人甚至写了一部《计算数学的阶级斗争史》印成小册子发放。董铁宝先生被指控为美国中情局间谍，所谓罪证之一，说他在留美时期参加过美国海军资助的项目等。
   数力系在清队中揪出来的人，被集中在北大28楼隔离审查。我从来也不敢问父亲隔离审查时的情况，他也一直绝口不谈，彼此好像有共同的忌讳。对痛苦与受辱的记忆，总是尽力想遗忘，尤其不愿触及细节。后来见到有材料披露了一些细节：这些教授、学者晚上睡在铺着稻草的水泥地上，白天接受一帮子学生和工宣队上纲上线的审问批斗。

   1968年10月18日，董铁宝先生在白天的逼供信中，遭到两个“小人”公报私仇，被强迫跪在地上。晚上他请假走出关押的宿舍。他没有回家（也有一说：他很有可能走过家门口，但遇上那晚有人到他家中搜查。据董恺回忆），走到中科院宿舍梅镇岳（夫人梅镇安的哥哥）先生家。不知他具体怎么讲的，最后那从容、淡定的态度，让他的内兄相信了。他留下了自己的手表和婚戒，拿走了一条绳子，然后消失在夜色里。次日，董铁宝先生被发现在中关园二、三公寓之间自缢。
   第二天，中科院计算所三室得知消息，派崔俊芝、王荩贤到董家看看，并取回保密资料。据崔俊芝回忆：数力系的造反派和工宣队的人正在查抄罪证,董先生家中的地板和墙的连接处已经被撬开。梅镇安先生看着三个孩子伤心欲绝地说:“我就不相信董铁宝是特务,他根本不可能像你们想象的那样隐藏得非常深,或者我也是特务。你们不必每天盯着我,我不会寻短见的;我要看到还我丈夫清白的那一天,我要把董铁宝的三个子女养育成人。
  董伯伯的悲剧，对我们一家的冲击难以形容。我们谁也不相信董伯伯是美国特务。而董伯伯之死，在父亲心里更是成为永久的痛。晚年的父亲，每看到计算数学领域的一个进展，总会念叨一句：如果董铁宝先生还在。

  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之后，大陆迎来了第一个美籍学者回国访问团，数理逻辑学家王浩教授与流体动力学家易家训教授名列其中。他俩都是董伯伯的莫逆之交。王浩教授在波士顿送董伯伯一家上船离美，与他有约，在董回国以后，为他邮寄Commu- nications of ACM杂志。王浩教授一直信守诺言，这次来华，特地把文革期间因邮路中断没有寄出的杂志，一期一期整理好，打包带来准备面交董伯伯。而易家训教授与董伯伯相识于抗战期间的大西南。两人都学的土木工程专业，大学毕业后易家训在贵州修铁路，董铁宝在云南架桥梁。1944年，有一组美国工程学教授访华，回国后向美国几十个大学争取到了40多份研究生奖学金，转给国民政府教育部，教育部组织了全国统考，有42人上榜，其中就有董铁宝和易家训。
  王浩与易家训到北京以后，就要求见董铁宝。周培源请示了周总理。董伯母去见了，只说董伯伯因心脏病已经去世。两位不相信。周恩来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接见访问团时，他们再次询问，知道了事情的真相，全场唏嘘不已，易家训教授失声痛哭，并当场提出要带董先生的三个孩子回美国念书。当时，董昭、董迈都已上山下乡，一个在云南插队，一个在山西插队，董恺在北京无学无业地晃荡了一段时间，就随着董伯母去了北大鲤鱼洲五七干校。
   易家训教授回美国以后，去了美国国务院，见了即将走马上任驻华联络处的老布什，告诉他：在中国有相当一批在美国出生的中国孩子。美国有法律: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年满18 岁便可以申请美国公民。要帮助他们返回美国。又经历了许多周折，直到1980年代，董昭、董迈、董恺先后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返回他们出生的地方。可惜，已经错过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最好年华。
   1988年董伯母也回到美国定居,董恺说：我们家老太太对我父亲的事，始终耿耿于怀。在世时从不愿提起。记得文革后，对父亲的平反会都没有去，抚恤金也没有领。涉及父亲的死，她总会冷冷的说一句：人都没有了，说这些还有什么用。

   董恺说：回到美国以后，我才知道父亲在抗震领域的贡献，一直被国外的同行铭记。伊利诺伊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图书馆内，至今还保留着父亲从1949年得到博士学位到1956年回国之前发表的十几篇学术论文。父亲为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撰写过多篇技术报告，内容涉及结构力学的数值积分方法（1954）、热力学的数值积分方法（1955），高层建筑在随机地震时极限变形相对分布的统计估计（1956）等等，其中有一篇论文获奖。
   董恺说：由于在结构设计方面的杰出工作，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于1958年10月授予父亲莫伊塞夫（Moisseiff）奖，这是全球土木工程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奖项。遗憾的是，当时父亲已经回国两年了。
   1985年南京长江大桥建桥新技术项目获得首届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铁道部大桥工程局给北大数力系来函，寻找在这个项目中有重大贡献的董铁宝教授，欲转给他550元奖金和一幅光荣册 。但董伯伯已经走了多年。南京长江大桥1968年正式建成通车，同一年，建桥功臣董铁宝先生含冤离世。

董徐两家后人在美国合影


梅镇安这一代的知识分子，不只有渊博的学识，还有对祖国的忠贞，她们对祖国爱得决绝，爱得深沉。
1978年，对梅镇安的审查终于结束了，她终于可以完成自己和丈夫共同梦想，投身于建设祖国的伟大事业中，为祖国培养人才。

梅镇安被组织安排继续留任北大教学，历经"动荡时期"风波后，梅镇安更加珍惜能够传道授业的每一刻，她把全身心都投入到教育事业中，为祖国培养了很多人才,实现了她们夫妻二人回国的初衷。
梅镇安为中国的教育事业献力，不是只在于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所有学识倾囊相助，还在于为学生们谋划他们的未来。
梅镇安的得意弟子邓兴旺家境贫寒，但是成绩优异，梅镇安觉得如果他可以出国深造，将来必成大器。
于是梅镇安用自己的26美元资助邓兴旺参加托福考试，邓兴旺也不负师恩，通过了托福考试，获得了出国深造的资格。
但是要想出国留学这些钱是远远不够的，学费可以靠邓兴旺努力学习拿到奖学金来填补，但是在此之前，去美国的路费也是一笔大开销。
梅镇安动用自己的亲戚朋友关系，为邓兴旺凑到了50美元的路费，这回邓兴旺才终于可以启程前往美国求学。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对邓兴旺伸出了橄榄枝，但是他们有一个附加条件，就是要先通过汤佩松先生的面试。
汤先生在20世纪20年代留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和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后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及教学。
20世纪40年代，汤先生就已经成为国际知名的植物生理学家，是中国植物生理学研究和教育的先驱者和奠基人。汤先生是梅镇安的导师的导师。
多年之后，邓兴旺不负众望，成为了我国优秀的生物学家，邓兴旺曾评价梅镇安先生："最好的老师就是能让学生从了解一门学科，到有肯为之献出毕生的热忱。"
1995年邓兴旺有幸获得了美国政府颁发的“总统青年教师奖”，领奖后邓兴旺特地去拜访了梅镇安，她老人家依旧精神抖擞。
邓兴旺教授是世界著名的生物学家，现任北京大学长江特聘教授，美国耶鲁大学分子、细胞和发育生物学系终身教授。
2013年4月30日当选美国科学院新科院士。
就这样，梅镇安兢兢业业地在教师的岗位上默默耕耘，到了晚年，梅镇安本可以飞往美国颐养天年，但是她想为祖国贡献出自己的全部价值，于是梅镇安又继续教了几十年的书。
1988年，梅镇安终于退休了，她决定和孩子一起移居到美国生活。

徐泓的回忆中提到梅镇安有个大哥，叫梅镇岳（1915年9月3日—2009年12月15日）。
中国核物理学家、物理教育家，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副系主任、教授。在电子能谱学，电子能谱仪和以β谱测定电子中微子的静止质量等方面均有成就。在筹建并主持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筹建高能物理研究所、发展中国核谱研究和培养中国核物理人才方面做出了贡献。

1939年 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
1939～1945年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
1945～1949年 赴英国留学于伯明翰大学，获硕士和哲学博士学位。
1948年 赴美国印地安纳大学研究。
1950～1953年 在加拿大国家实验室研究。
1953～1960年 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和原子能研究所研究员、室主任。
1960～1976年 任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教授、副系主任。


燕东园在海淀区北京大学校园东门外大约一里的位置，自1926年到1930年间建成，居住过多位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的知名学者教授。因为进院子要上缓坡，老燕京人管它叫“东大地”。燕东园采取美式乡间别墅模式，西部木条式风格，灰砖小楼，棕红窗框，每栋小楼带有修剪整齐的松柏绿篱围着的小院，楼前钉着一块黑底白字的小木牌，用阿拉伯数字标着楼号。
这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徐泓在近日出版的非虚构作品《燕东园左邻右舍》中的描述，抗日战争胜利，燕京大学复校，教授们纷纷回到校园。徐泓的父亲徐献瑜曾任燕京大学数学系主任，她出生于燕京大学燕南园59号，从1946年深秋在她出生一百天时搬家至燕东园40号，至今一直住在燕东园。据媒体报道，2021年底，北京市完成首批历史建筑示范挂牌，燕东园21-24号楼、31-37号楼、39号楼、40号楼入选并挂牌。然而徐泓环顾四周，这样的老住户，可能仅此一家了。
《燕东园左邻右舍》中有一幅绘制于1925年燕东园设计规划平面图，徐泓在书中写道，自她搬进来时，园子就是这个格局，由分别建在两块高地上的两个住宅区组成，中间以一座水泥桥相连，分别叫“桥东”“桥西”，她家就在桥西坡脚下。据她各方搜集到的资料显示，“东大地”在乾隆年间为太监营房，老太监们从宫里出来，死后就葬在这些地方。司徒雷登当年颇费周折买下这77亩地，建成了如今的园子。


百年间，燕东园里不少名人大师来了又走，聚聚散散。令徐泓记忆深刻的先生不少。
被鲁迅先生称为“中国最优秀的抒情诗人”的冯至先生就住在燕东园22号楼。徐泓叫“冯伯伯”。在燕东园，先生们书房是谢绝孩子入内的禁地，徐泓永远记得某个儿时的午后，她寻宝似的得以进入冯家的书房，简直是图书馆，满墙都是高大的书柜，地上、架子上、中文的、外文的、出版的、未出版的……这让年幼的徐泓挑花了眼，最后只借了一本《格林童话》，当时的她暗自下决心：等将来长大了，一定要把这些书都看一遍。书中还写到冯至先生和杨晦先生“一个甲子的友谊”，北大中文系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吸纳了四路八方的中文泰斗级人物，大师云集，录取分数线最高，被戏称“天下第一系”，杨晦先生就是时任中文系主任，他1917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时与邓中夏、朱自清等是同班同学，还是五四运动中最先爬进赵家楼的热血青年之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金岳霖先生也是燕东园住户，徐泓的童年记忆中，“他家门口有棵枣树不知得了什么风水，结出的枣又甜又脆，枣熟的时候，园里的男孩子们结伙来打枣，在院子里吵成一团。这时金先生会踱步出来，挥手让大家先回家，不久，金先生家的师傅就一家一家地上门送枣”。金先生搬家时，孩子们悄悄去看，看到了满院子的蛐蛐罐子，各式各样精致的，罕见的，才知道原来金先生是玩蛐蛐的高手。如此种种故事，书中还有很多。
徐泓的母亲韩德常是幼儿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几代儿童传唱的《摇啊摇》《小小鸭子》《粗心的小画家》等都是她的作品，燕东园的孩子们许多都跟她学过钢琴。徐泓的另一本书《韩家往事》就详细讲了母亲的家族天津“八大家”之首韩家的百年风云，韩家姐妹是二十世纪中国女性中最早接受教育的一代先驱。

书中提到一个动人的细节：燕东园四十号小楼院子里有一种奇特的花，每年七八月都会蹿出紫色形似玉簪的花，年年开放。她听父亲说，这是1952年从燕京音乐系主任范天祥家的院子里刨回来的，淡紫色的花朵令人啧啧称奇，因为罕有人认识，无数亲友邻居们也跑来移栽。父母给这花取了个名字叫“叶落花挺”，并为这些花儿命名：泓泓、溶溶、澂澂、浩浩、五儿、小六，这是徐家6个孩子的小名。母亲病逝后，徐泓就搬回燕东园陪伴父亲，花儿每年冒梃的时候，父亲继续站在花畦前分配着名字：小路、徐徐、小熊、铁蛋、小虎……这是孙辈们的名字。父亲去世后，一楼南窗前，儿女们种了一株白玉兰，一株紫玉兰。

点评
在维修滇缅公路桥梁的日日夜夜，董天宝没有被日本人炸死，反倒是新中国成立后哭着喊着给人忽悠回来再给引蛇出洞弄夹边沟一勺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