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质中国：博士退了吗

寂静回声

行政楼外的公示栏贴着一张博士清退名单。
几乎没有人驻足，除了周锦鹏。名单上有他的名字，后面注明专业：中国哲学。退学原因：超出最长修业年限，未完成毕业要求。
清退一个博士，程序并不复杂：名单公示后，只需要找教务、研究生院等部门盖章，即可完成。
但为了读博，周锦鹏付出了什么？

在长达六年的时间里，他几乎保持着每天清晨8点跨入图书馆、深夜11点回宿舍的节奏。除去节假日，这超过了两万个小时。他自费影印、装订了数十箱古籍手稿，一笔一画写下了50万字的原典摘抄。每月靠着学校发放的2000多块钱生活费过活。
这不只是他一个人的经历。2026年7月6日，教育部发布《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全国招收博士生20.16万人，在学博士生75.36万人，毕业博士生11.29万人。数字从侧面反映出当前博士生培养周期长、按期毕业压力大的现状。此前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博士生延期毕业率长期在60%以上。
在豆瓣，一个名为“博士，退学了嘛”的小组里，小组介绍栏第一句写着：
“退学？Do not feel any guilt about it！（别为此感到任何愧疚）”。
但这届博士，真的能做到不愧疚吗？
为此，我们找到了周锦鹏，也找到了孙志。孙志是那种典型的“理工科天才”，硕博连读五年，最终在距离最长修业年限还有三年时，被迫拿着补发的硕士学位离场。还有赵琳。她读博原本是为了跨过评正高的那道坎。但在在职读博的六年里，二孩出生、大女儿休学，丈夫的缺位，使她不得不中断学习。
“我们的制度里缺少一种阶段性的缓冲机制。”博士生导师吕乐说，“一旦家庭和学术发生冲突，女性往往是第一个牺牲者。”他也承认，当前的体系太重“期末淘汰”，却很少能在此之前提供有效帮助。他带过许多学生，也眼睁睁看着制度的刚性折断了这些学术精英。
这些故事里，没有学术光环，只有脱下“长衫”前，一个普通人所能承受的最高极限。

办理退学手续那周，周锦鹏跑了学校十几个部门——教务、研究生院、财务、宿管、户籍档案室，挨个签字盖章。工作人员埋头核对材料，没人抬头多看他一眼。
最后一站是图书馆，管理员清点他自费影印、装订的数十箱古籍手稿，一页页核对，语气生冷，“遗失、损毁馆藏原版古籍珍本需按原版估值赔偿，很贵”

周锦鹏突然有些难过。纸箱里的50万字原典摘抄、200余篇文献笔记，是他读博期间的所有心血。从前他把这些纸当成通往博士学位的阶梯，离校这天，它们成了管理员眼中一堆需要清点的、归还的、随时可能违约赔偿的废纸。
抱着纸箱走出学院，公交颠簸。周锦鹏松了口气——终于不用再写那些为了迎合评审而凑数的八股论文，不用再应付那毫无意义的师门例会。但他也有些不甘，学了6年两汉经学，所有积累说断就断。

周锦鹏并非没有预见过前路的艰辛，考博前，他做过详尽功课：这所名校的人文博士基本学制4年，学籍最长修业年限6年。而国内多数高校普通全日制博士最长修业年限为6年，也有高校规定为7年或8年，各校政策略有差异。古典考据类长线文科方向，超期6年被清退的情况也较为常见。
身边也有学长劝他谨慎。学长直言不讳，“冷门文科产出周期漫长，导师在选题、投稿、答辩环节掌握核心资源，导学矛盾调解、转导师渠道流程繁琐，学生维权成本较高”。
但周锦鹏没听进去，他本硕均出自985院校，法学本科、社会学硕士，此前的求学路顺风顺水，从未失手。少年时代，他就笃定博士是读书人的最高追求，拥有博士头衔就等于拥有了体面、学术话语权，以及旁人的敬重。
2019年，他顺利考入一所名校的中国哲学专业，研究方向是汉代经学。
那一年，中国新招收的博士生数量首次突破了10万人。他很快发现，这里像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江湖”。
入学第一天，导师就给他分配了一个横跨汉、宋、清三代的庞大选题。这个选题成了困住他的第一道枷锁。但他不能拒绝。在人文社科的传统师徒制下，导师的权力是笼罩性的。他们在选题指导、期刊推荐、日常考核环节具备重要话语权。
此前有博士接受《人物》采访时也用“江湖”比喻学术圈，“博士生进入到这个学术江湖，可能会有错位感，你觉得你是学生身份，但事实上你已经进入职场了。我们都开玩笑，我们把导师叫‘老板’，他真是你‘老板’，决定你能不能毕业，给你发津贴。”
作为“老板”，吕乐非常清楚这种“江湖规矩”背后的结构性原因。他承认，导师的确掌握选题、答辩推荐等关键权限。可另一方面，实行预聘制的青年博导身上也压着“非升即走”的职称考核任务，除了带博士，他们还要申报项目、争取招生指标，挤掉了不少精细指导的时间，“肯定没办法全天候盯住每个学生。加上每年固定要招人，学生一多，指导资源必然摊薄”。

周锦鹏遇上的导师就是典型的放养型，师门读书会两月一次，全年单独面谈不超过三次。
他熬夜写完开题报告、论文初稿，邮件发送过去，往往半个月才收到一句冰冷的“再改改，大体可行”，但又不给出任何考据、义理层面的具体修改意见。博二开题答辩，评审老师集体否决他的选题，判定体量过大，六年学制内根本无法完成，要求彻底更换研究方向。
整整一年的文献积累全部作废。第一道学业预警正式下发。周锦鹏只能重新压缩选题、聚焦单部典籍、撰写小论文投稿。
哲学领域顶级核心期刊一审审稿周期动辄半年至一年，叠加返修环节整体录用周期常超一年。“这个过程，缺少导师实操指导，投稿全靠自己摸索。”周锦鹏说，他所在的师门，资源严重倾斜，“学术会议名额、名家交流机会、期刊内推渠道，全部留给高产、常年帮导师处理杂务的嫡系学生。”周锦鹏常年游离在资源边缘，缺少投稿渠道，论文反复被拒。

这种权利不对等在退学博士孙志那里，体现为另一种极端。孙志本科学的是电子信息工程，擅长弱电信号处理，但导师分配给他的课题却是强电体系。知识储备的完全错位，让孙志从第一天起就举步维艰。
“我老板属于严管但指导完全缺位的类型，”孙志回忆，日常行政、项目申报、职称评审挤占了导师绝大多数精力，极少有时间坐下来和他一起拆解实验逻辑，“他只看最终产出，没有成果便会全盘否定学生数年工作。”

周锦鹏曾这样量化他的博士生活：每天啃2000—4000字古籍原典，搭配历代古人注疏；同步阅读两到四篇万字C刊论文，手写1000—2000字读书笔记。博一全年通读四书五经、老庄、《传习录》，累计50万字古籍阅读量，200余篇现代文献。每周3小时普通读书会，逐字拆解文本轮流汇报。导师点评容错率极低，一点儿疏漏便会当众指出。
他所在的师门，弥漫着一种浓重的“休息羞耻”，同门之间互相防备学术思路，组会只分享浅层观点，所有人闭门造车。熬夜读书写作是标配，一点儿进度差距，都会催生无休止的自我怀疑。

孙志则记得，他所在的实验室，固定作息为早8点至晚10点，全年没有完整长假。每天重复枯燥的实验，海量阅读英文文献，每周高强度组会汇报，任何微小的进展都会被反复诘问、全盘否定。课题组的论文指标层层下压——每人每年至少两篇SCI有效投稿（含一篇二区及以上），每周需完成12组完整对照实验、精读8篇顶刊英文文献，连续两月无投稿成果即下发学业预警。
而这种高强度的脑力劳动，在经济层面的回馈却极其微薄。

文科博士生没有实验室，没有横向项目，没有实验补贴。该校全日制人文博士国家助学金每月1000多元，导师无纵向课题时仅能发放500—1500元零星劳务补贴。无奖学金、课题收入的情况下，每月可支配科研生活收入仅2000元出头。此外，博士生可参评每年8000—15000元不等的学业奖学金。
“理工科博士生有实验室项目，实验耗材、项目差旅等合规科研支出都可以依托项目报销。”周锦鹏说，文科导师经费额度有限，报销限制较多，只有拥有省部级及以上课题的导师可依规报销相关科研支出。“通常来说，古籍影印、外文购书、学术会议等支出大多需要学生自行承担，多数像我这样的哲学博士都需要家里提供经济支持。”

日复一日的论文压力和始终紧巴的日子，更直接地体现在精神层面。
2019年，《Nature》杂志访问了中国690位博士生，结果显示：45%的受访者表示博士生涯“未达预期”；40%的博士生表示自己出现过抑郁或焦虑，并为此寻求过心理帮助。
经历了胸闷、整夜失眠、肠胃紊乱等躯体化症状后，周锦鹏找到了学校的心理咨询中心。但校内心理辅导以紧急危机干预为主，像他们这种因科研内耗导致的长期精神损耗，缺乏专项的长效疏导。且博士生普遍存在病耻感，主动求助意愿较低。即便倾诉完，回到寝室看到那一箱箱没写完的手稿，还是焦虑。

孙志也是那40%中的一员，在实验室连续失败三个月后，他陷入了自责。他的压力更多来自实物的不可控——硬件样机只要有一处逻辑错误，数月的努力就会归零。
周锦鹏观察到，虽然校内更换导师存在明确的申请流程，但审批环节多、流程繁琐，加上学生碍于师门人情顾虑，多数人不愿主动申请转导。另外，学校尽管设有休学缓冲机制，可申请流程繁琐，学生们往往碍于人情不愿申请。
“现在整个体系太重期末淘汰，前期疏导和中途调整太弱。”吕乐坦言，这是目前培养体系的通病。博士退学，既有培养体系重末端淘汰、缺少阶段性分流疏导的制度原因，也存在导生匹配、个人规划失衡等多重因素。
他说，导师看一个学生能不能走到毕业，最先掂量的是学术态度，其次是独立研究能力，论文和年限这些反而是最底线的门槛，“态度决定能不能沉下心做长线研究，缺乏自律和沟通意识，再高的天赋也熬不过博士这几年”。

面对进度落后的学生，吕乐说，清退一定是最后一步。
周锦鹏就走到了“最后一步”。从第一次中期考核预警，到最终退学通知，整整3年。这期间，学院严格按流程办事：下发预警、收集整改报告、要求导师留存帮扶记录。
但所谓的帮扶，只是形同虚设。周锦鹏记得，按照要求，导师每月得和他开展不少于两次专项学术面谈，同步记录指导意见等。但在他的导师这里，月度面谈经常被简化为一句，“进度按时上交”。学院提供的数据库和研讨会也多是泛泛而谈，解决不了他选题过大、投稿没门路的死结。
他按要求每月写几千字的整改报告，交上去后，行政人员只是登记归档。没有人会对他那几十页的考据难点、投稿拒稿反思做出反馈。学校办的写作讲座是给全校博士听的通用模板，对他这种死磕汉代经学原典的博士来说，毫无针对性。
周锦鹏甚至试过去找导学矛盾调解通道，工作人员听完只是机械地告知，“需先和导师自行协商”。在周锦鹏看来，整套帮扶流程最终只完成了“留痕归档”的行政任务。
他也尝试过自救，拆分长篇文稿，写短篇考据论文，投向门槛更低的综合人文期刊；大幅压缩研究范围，死死盯住单部汉代典籍；每日12小时埋首文献，每周主动递交写作片段，请求导师逐段批改；向学院递交书面申诉，申请延长学籍整改。
但所有补救最终失效，签收退学决定书那天，导师全程低头翻阅文件，只丢下一句：“当初选哲学是你自己的选择。半途放弃，心性配不上治学。”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的博士生延毕率自2012年突破60%后持续走高，2018年已超64%。扩招与延毕并行，造成了一个巨大的“堰塞湖”，也让博士生的压力显著高于常人。
退学手续办完那天，孙志拖着黑色行李箱走出电气工程学院实验楼，没有和任何师门同学告别。行李箱里，装着5年来的实验记录本、反复修改的论文初稿。
孙志是幸运的，中期考核虽然不及格，但在补做了硕士论文并通过答辩后，他最终以硕士身份离场。孙志说，并非所有硕博连读生都能“软着陆”——未完成硕士阶段培养环节直接退学的，仅保留原有本科学历。
这种“转硕分流”是理工科常见的容错机制，比起文科，理科生通过这种方式“软着陆”的机会更多。但想要体面离场也有硬门槛：除了要补齐学分、重新写出一篇硕士论文并通过答辩外，还要看导师是否愿意配合、签字。
孙志生于1993年，2016年本科直升硕士。研一时，导师主动建议他走硕博连读通道。该校硕博连读基础培养学制5年。学校学籍管理规定，自硕士入学登记起计算，最长在校学习年限为8年。
彼时，整个社会默认高学历等于优质就业，孙志觉得既然自己知识储备不错，没理由拒绝这道通往精英的窄门。很显然，他没预判到现实的残酷。
先是由于导师分配的选题和他本科专业对不上，很难上手。“再者，对我这个电气工程硕博连读而言，最大的科研阻碍是，实物硬件样机实验不可控、调试周期长、失败成本极高。”孙志觉得，这是压倒多数学生、导致延毕、科研停滞的第一大阻碍。
连续三个月实验全部失败后，孙志找到导师。后者态度敷衍，“多看文献自己找问题”。
“传统电机、经典拓扑控制方向经过数十年研究，原始创新空间收窄，发表顶刊难度较高。”孙志说，电气类顶刊论文周期漫长，审稿不确定性强，一审普遍4—8个月，返修需要再等待2—4个月，从投稿到录用全程往往超过一年。
有时，审稿人会强制要求补充大量实物实验，且只给1—2个月修改时间。硬件平台来不及重做实验，就只能返修延期；若实验数据存在漏洞，就直接拒稿，又得重新做样机、补数据，毕业时间直接后推一年以上。该校本科起点硕博连读基准学制5年，自硕士入学建档起，全阶段最长在校修业年限8年。论文反复返修，意味着直接逼近学籍红线。
从第三年中期考核不合格开始，学院就对孙志下发了学业预警。按照该校规定，硕博连读生的培养采取“分段考核、动态分流”机制。即便全阶段最长修业年限为8年，但学生在进入博士阶段后，须在关键节点通过中期考核。首次考核不合格，可获得一次重考机会；两次均未通过的话，会被终止博士培养资格，转为硕士培养。

孙志正是触发了这一分流机制，此后三年，他尝试了所有办法：主动申请更换课题，被导师直接驳回；请教高年级师兄，对方刻意保留核心实验步骤，帮助微乎其微；全天12小时泡实验室补充对照实验，依旧无法产出稳定有效数据；向学院申请短期休学调整状态，导师以课题进度紧张为由直接拒绝。
从第一次预警到最终被清退，跨度整整三年。
“学院每年下发书面预警，但没有任何实质性帮扶或分流辅导，只是反复告知刚性标准。”孙志说，收到退学通知前，他加急补充实验、拼凑数据投稿，多次书面申请延长学籍，但全部被驳回。
“实验室的空耗不仅是时间的浪费，”孙志回过头看，“还有对自信心的系统性摧毁。如果制度能早一点提供分流或者转导师的出口，或许我们都不用走得这么惨烈。”
在吕乐看来，这种“惨烈”本可以更早被阻断。
作为导师，他认为目前的培养体系最急需改进的是前置分流机制。“应该在入学一两年就做一次阶段性考核，帮学生尽早判断自己到底适不适合读博。”他同时指出，导师更换制度，也到了必须改革的时候，“转导师的流程必须简化。在现在的环境下，学生换导师要考虑师门人情，要经过多重行政审批，门槛太高了。只有让学生在发现导学不匹配、课题不对路时及时离场，才能避免长达数年的实验室空耗。”

如果说周锦鹏和孙志的离场，更多源于学术场域内部权力与评价挤压，那么赵琳，则是女性在学术与家庭之间撕扯的典型样本。
在社会舆论的偏见里，女博士常被贴上各种标签：大龄、强势、嫁不出去、读书读傻了。实际上，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中国女性博士生的比例逐年攀升——2000年，女博士占博士毕业生的23%，到了2022年，这一数字增至42%。但与这种高参与度并行的，是社会学界常谈到的“母职惩罚”。有研究显示，女性博士生在生育和抚育初期的科研产出，通常会遭遇断崖式下跌。

赵琳博士退学9年了，2011年考上在职博士时，她在一所高校任职。甚至在2009年，就已经顺利评上副高职称。评正高的现实需求，叠加上心里那点尚未熄灭的学术理想，让她决心报考博士。
“那时候觉得文科博士难度低，按部就班读下来，四五年总能拿到学位。”赵琳回忆。她的导师也不错，性格宽厚，不施压、不催促，但同样缺少针对性科研指导。
变故发生在读博的第二年。彼时，在二孩政策尚未放开的背景下，赵琳主动决定赴海外生育二胎。出国待产的四个月，她经历离死亡最近的时刻：生产时大出血，医生建议输注三袋血液保障安全。出于费用考量，婆婆坚持只输两袋，甚至拦着赵琳联系国内家人。生死关头，她突然意识到学位无足轻重。这第一次动摇了她读博的信念。
独自带娃回国后，她承担起全部育儿责任。

丈夫从事软件开发，回了家就像隐形人，埋头工作，其他一概不闻不问。即便有半年时间，他失业在家，也是把自己关在房间，一坐就是一天。赵琳和他吵过也闹过，但无济于事。
整整三年，赵琳的生活被喂奶、换尿布和无止境的家务填满。她根本找不到一块完整的、能用来深耕课题的时间。
按照学校培养规则，在职博士要求入学首年全日制到校完成全部必修课程，其余阶段可兼顾岗位工作开展论文研究，学籍最长修业年限为八年。赵琳仅完成了第一年必修课程，后续研究完全停滞。
2016年，大女儿心理与学业的危机，直接将赵琳推向了崩溃边缘。
赵琳说，女儿挺有文学天赋，小学就发表过作品。六年级时，因为在虚构小说里用了同学的真名，被集体疏远。班主任则直接给孩子贴上“有心理问题”的标签。那之后，孩子开始抵触上学，初中阶段几乎全程休学。
赵琳分身乏术，完全没心思继续学业。她说她的学术道路上其实没有硬性阻碍。没有刁难人的导师，也没有卡壳的实验，困住她的只有无穷无尽的家庭琐事。而学校的培养规则、延期标准，也无法将育儿、亲子矛盾、身体病痛量化为合理延期理由。
“传统家庭观念和社会伦理道德对女性群体衍生的母职惩罚，时刻提醒她们在求学期间先强调自己是一个母亲，其次才是来读书的学生。”发表于《当代青年研究》的一篇论文指出，社会往往要求女性将个体时间让渡给家庭和子女，全程参与子女照顾和家庭生产成为社会评判女性母职得当的标准。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并没有因为其特殊身份而降低学术要求和毕业要求，“博士妈妈”仍然遭遇着不公平的角色期望、有限的时间资源和生育带来的身体疼痛。
再三权衡之下，2017年，赵琳选择主动退学，仅导师简单签字就走完全部流程。

退学后很长一段时间，身边同事、亲友极少追问她的读博进度，也没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她——似乎女性本就该把时间和精力放在家庭上，学术理想没那么重要。
赵琳也已经彻底与遗憾和解，失去博士身份的确让她申报正高职称的路径变得狭窄，但她决定不再为此焦虑。她把曾经投入科研的耐心留给了家庭，甚至自费万元报名家庭辅导，修复了与厌学女儿的关系。闲暇时，她会去民办外语院校兼职授课，试图给自己保留一点儿纯粹的文字与语言空间。
周锦鹏脱下博士的“长衫”后，则面对了长达半个月的冷战。父母无法理解那个曾经一路名校、顺风顺水的儿子，为何会在临门一脚时“浪费大好学历”。有亲戚询问起来，老人只能含糊遮掩。在他们的认知里，这是极大的沉没成本。
孙志的经历如出一辙，起初，父母反复劝他向学校争取延期。直到大半年后，他们亲眼看见儿子长期失眠、情绪崩溃，整个人被耗得枯木一样，才终于放下执念。
刚退学的那阵子，孙志自己也陷入了强烈内耗。这之前，他始终以“准博士”自居，朋友圈里全是毕业动态、高校入职公告和人才补贴名单。每刷到一次，他就愧疚一次。他开始下意识地回避所有学术圈子，甚至不敢提起那五年。

直到真正步入职场，他们发现，“长衫”之外的世界远比想象中宽阔。
互联网大厂HR马克经手过大量硕博简历。那些标注着博士肄业、博士退学的简历，他会做特殊标记。“大厂招人最看重岗位匹配度，只有两种情况下初筛就会淘汰：一种是简历对退学经历只字不提，另一种是明显学历衔接有问题。其余都会进入初面，面试时再详细问退学原因。”
在他看来，社会对退学博士的偏见早该打破了，“退学到底是减分项还是加分项，要看为什么退。如果是因为主观逃避、能力不够被清退，那确实是减分；但如果是家庭原因、职业规划调整、学科错配等客观情况，不一定会减分。其实读博期间训练出来的文献调研、逻辑梳理、啃复杂项目的能力，在研发和数据分析岗位上反而是硬通货。”
马克曾录用过一个因课题方向不符而主动退学的算法岗候选人。入职后，对方独立完成了核心模型迭代，晋升速度远超同期统招博士，“体制内高校、科研院所、公务员岗位对博士肄业经历的审核问询会更严格，民营企业则更侧重岗位匹配能力”。
如今，孙志在一家新能源汽车公司任电机控制算法工程师。收入稳定，也有足够的闲暇时间健身、陪伴家人。周锦鹏则做了文创编辑，业余时间用来撰写哲学随笔发自媒体。
讲起那6年，周锦鹏始终认定这场退学藏着制度层面的不公。“部分高校的刚性考核标准，未能兼顾人文社科长线研究的特性。当矛盾积压到毕业节点集中爆发时，所有的代价只能由学生独自承担。”
但他也庆幸自己从那套统一又缺少弹性的体系里，被动地走了出来。“人生的出口，永远不止一张博士文凭。”他说。
“如果可以再重来一次呢？”
周锦鹏沉默几秒，然后说：“发现学术路线存在根本分歧时，我一定会立刻申请换导师。不会硬熬六年，直到学籍清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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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结果导向”的恶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