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路国有化直接让大清灭亡？

迷茫的维修

历经庚子之变后，大清已气息奄奄。

    在朝野各方压力下，慈禧太后宣布“新政”，派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随着光绪和慈禧相继去世，中枢机构日益式微，地方实力派正在崛起。革命党组织的武装起义、暗杀活动此起彼伏。

    在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的压力下，清政府于1911年5月颁布《新订内阁官制》，实行“责任内阁制”。第一任内阁由庆亲王奕劻任总理大臣，13名国务大臣中，满族8名，其中皇族占5人。盛宣怀被简授为邮传部大臣，是仅有的4名汉族内阁成员之一。

    皇族内阁的出台，使得朝野各方的体制内改革共识濒临破产。动荡不安的时局中，台上是皇族唱戏，台下则四方鼎沸，黑云压城城欲摧。

    盛宣怀是一个勇于任事的人。根据《清史稿》的记载，从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六（1911年1月）出任邮传部尚书到四川保路运动爆发这半年里，盛宣怀不辞辛苦，“数上封事，收回邮政，接管驿站，规画官建各路，展拓川藏电线，釐定全国轨制，称新政毕举。”此外，他还支持、帮助南洋高等实业学堂校长唐文治办起了吴淞商船学校，实现了他多年培养轮船人才的愿望。

    据他儿子回忆，见他往往“丙夜不息，味爽而兴”，就和母亲商量，让她劝告父亲“节养”。盛宣怀对儿子们说：“汝曹何知？国家存亡危急之顷，岂臣子暇逸时耶！”

    以挽救时局自许的盛宣怀，却因推行铁路国有化政策，引发四川保路运动，继而武昌起义和辛亥革命，成为致使大清覆灭的“历史罪人”。有人戏称，是一条铁路搞跨了大清朝。

    清政府修筑铁路始于甲午战争以后，最初由国家来修建，因为资金筹措不易，不得不举借洋债。1903年后，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勃兴，“拒外债、废成约、收路自办”成为全国士绅的鲜明口号。清政府也鼓励民间自办铁路。由中国商绅集资，通过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建设铁路成为共识。

    然而，允许铁路商办政策推行几年下来，问题与弊端层出不穷：资金筹措严重不足，且迟迟不能到位；各地商办公司管理混乱、效率低下，股资被挪用、贪污的腐败乱象频生；各省、地区各自为政，干线的统筹和协调问题成为难题。

    事实证明，民间自办铁路更多的是一种“激于道德义愤与爱国情绪”的行为，而不是发展中国铁路事业的理性之举。

    1910年8月17日，盛宣怀入京见皇帝。宣统帝尚年幼，当政的是其生父摄政王载沣。载沣就时局、诸多要政大事，咨询盛宣怀的意见。期间谈到铁路问题，盛宣怀明确地表示铁路筑路权必须收为国有的观点。

    他首先对湘、鄂两省拒款的不切实际进行了批评，说粤汉铁路赎回已经达3年之久，迄今却一无成效。这一事实足以说明那些坚决主张商办的士绅们是何等清谈误国。事实上，按目前拒款派的办法，即使再过30年，所集之款也不足建造铁路。

    其次，他认为，向外国借债虽非万全之策。但只要政府在与外国谈判并签定合同时，能做到“严定限制，权操于我”，使外人只有投资得息之利，无干预造路用人之权，在这种条件下借洋款是利大弊小。

    这番谈话令摄政王闻奏后“大为动容”，他立即命令盛宣怀与外务部、度支部妥商办理。

    1911年5月初，言官石长信的一份奏折转到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手中。他非常赞赏石的建议：主张把贯通全国的干路收归国有，由政府借款兴办；其余支路，则由各省绅商集股商办。这样就能很好地平衡铁路国有和商办的问题。

    5月9日，清廷下诏：宣布将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继而又谕令四川立即停止以造路的名义收取“租股”。而后又批准主政邮传部的盛宣怀与英法德美四国银行团签约，借款修路。

    铁路国有化政策出台以后，得到云南、贵州、广西这些边远省份的响应。而在四川、湖南、湖北与广东，遭到了士绅们的反对。其中，态度最激烈的是四川。

    这基本是一个国家和商民之间讨价还价的问题。

    川汉铁路在宜昌举行开工典礼时各界人士的合影中间三人左为詹天佑，右为李稷勋

    川汉铁路是一家民营公司，原本募集股本1400万两，其中700万两已投入铁路建设；余下的700万两中，有300万两被一个叫施典章的经理挪到上海去做墨西哥的橡胶股票投机，并且亏空净尽。

    盛宣怀根据不同省份商办铁路的情况，制定了不同的赎买收回方案。对川汉铁路，他只同意发给股东大约400万两的国家保利股票，至于被原公司经理人亏空的300万元，拒绝为之买单。他的理由也很充分：清廷的钱来自全国百姓，政府没有权力慷全国百姓之慨，来弥补四川商办铁路公司自己造成的投机损失。

    与此同时，他与美、英、法、德四国代表进行铁路借款的谈判。经过二十余次艰苦谈判，最终迫使四国代表作出较大让步，达成了600万英镑的借款合同。

    公平地说，这一份后来被四川保路运动中激进分子攻击为“丧权辱国”的借款合同，是清末历年来罕有之借款良约：贷款年利息仅为5%，而当时中国国内钱庄的平均利息高达12.5%至14.8%；以百货杂类与盐厘捐作抵押，这预防了未来路权落入洋人之手的可能性；在用人权上，严格限制洋人总工程师的数量、职权范围；规定修路优先使用中国工业产品与原材料。最为重要的是，这份借款合同被严格地限制在“商业性质范围”，四国银行及其政府不拥有经济利益以外的政治附加条件。

    无论比之于张之洞在1909年与三国银行签定的草约，还是清廷在云南、山东、东北签订的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铁路建筑合同，以及两年后由民国政府与六国银行签定的“善后大借款”，盛宣怀都有足够理由为自己感到骄傲。

    1908年盛宣怀与庄夫人、亲友在日本

    他也一腔乐观地相信：只要采取上述办法，粤汉铁路分段赶造，限定3年内接通，则在10年之内准可还本。而且，新颁布的铁路国有政策，不会与民争利，只要商民愿意，可以附股，与国家同受利益。

    然而，之后事态的发展，让这位擅长算经济账的精明商人完全始料不及。

    由于清政府坚决不为300万亏空买单的强硬态度，川汉铁路股东中激进派逐渐占了上风。6月13日，清廷与四国银行的正式合同文本到达成都，经过激进人士在报刊上的曲解与猛烈抨击，借款合同立即被市民们视为丧权辱国的“卖国契书”，民情越发激昂。许多青年学生和下层人士也加入进来，激昂的民族主义情绪成为保路运动中的主流。

    在给摄政王载沣的电文中，四川护督王人文描述了6月17日四川商办铁路总公司动员大会的场面：“到会一千余人，一时哭声震天，坐次在后者多伏案私泣。臣饬巡警弹压，巡兵听者也相顾挥泪。日来关于铁路合同攻难之文字演说纷纷四出，禁不胜禁，防不胜防。”

    王人文电奏朝廷，请求顺川民的要求，收回成命。两天以后，他再次电奏表明意见和态度。这一次，他甚至指名道姓指斥盛宣怀“欺君误国”。

    农历六月二十九日起，成都全市罢市，学校停课，各街供光绪牌位。在保路同志会中，出现了革命党人的身影。

    被称为“赵屠夫”的赵尔丰到任取代王人文，他也感受到民情激昂。他一再和四川地方官员联名电奏，请清廷曲顾大局，收回川路国有的诏令，以免激生意外。

    当四川地方官员一再奏请收回国有化诏令，盛宣怀和同样志大心切的铁路督办端方都表现得异常强硬。1911年的电报档案里，记录下盛宣怀在整个事变过程中的态度，以及后来被批为“欺君之罪”之举——调动、催促地方督抚用军队镇压参与运动的士绅百姓。

    8月26日，盛宣怀致电赵尔丰：对于罢市罢课这样的要挟，“请出告示严禁，销患难未萌”。

    8月28日，盛致电鄂督瑞澂：保路风潮只须略有兵威，不烦镇压。川督所用的兵警都是川人，所以才会害怕。请他调动宜昌的驻军去重庆，保护商埠，以作声援。

    8月30日，再次致电瑞澂：现在民气嚣张，诚不宜专尚压力，“殊觉宽猛两难。”

    9月14日，致电云贵督抚：说鄂军援军需要二十余日才能赶到四川，请派云南、贵州靠近四川的军队统领带枪队千人驰往四川，“即可将风潮威慑解散”。

    在盛宣怀与端方这两位强硬派的影响下，清政府没有作出丝毫让步，反而对川督赵尔丰施压，要求他进行强力镇压。

    10月6日，赵尔丰逮捕了蒲殿俊、罗纶等几位带头的激进分子。成都市民闻讯后，聚集于总督府前。省府巡防军开枪射杀民众数十人。血案发生后，局势一发不可收拾。至夏秋，从四川开始的保路风潮，迅速蔓延到广东、两湖等地，革命形势迅速成熟。

    10月10日，武昌新军兵营一声枪响，辛亥革命的序幕就此拉开。11日，端方受命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行军至资州时被起义士兵所杀。各省纷纷宣布独立。

    如今观之，四川保路运动是一起经典的群体性事件危机案例。常年累积的政治、社会矛盾，地方士绅的贪婪，中央政府僵硬的回应能力，终使局势一发不可收拾。其中，代表中央政府的盛宣怀，拒绝对四川商办公司300万元亏空进行补偿，是激起四川反对铁路国有风潮的导火索。

    历史学者萧功秦说：盛宣怀是一个有着过人聪明的成功商人。“但政治家的智慧并不等同于商人的智慧。政治家的精明首先表现在对民众心理有切实的洞悉，需要有一种对复杂问题进行协调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说，商人需要的是精明的斤斤计较，而政治家则需要着眼于政治上的大局，一种大智若愚的胸襟。

    “当一个精明的商人在承担政府官员角色，并面对政治大局时，如果仍然没有摆脱经商时那种单纯的算盘思维，他就是大愚若智了。”

    武昌兵变当日，张謇正在汉口料理大生纱厂的事务。此时，这位晚清名流已辞官办实业近二十年。他后来评论清末铁路国有化失败的原因时，严厉地批评盛宣怀，说他完全不懂得国家对于人民应怀有一种“涵复之义”。

    用今日话语来说，即政府有对民众的要求作出回应的道义，即便这些要求有时看起来不那么合理。

    在京城，资政院成为保清派各省代表声讨、围攻盛宣怀的阵地。

    议员黎尚雯归纳出盛宣怀的四大罪名：违宪之罪，变乱成法之罪，激成民变之罪，侵夺君上大权之罪。每一条都“罪无可逭”，“按律宜绞刑。”

    当晚，盛宣怀连夜赶写奏稿，为自己辩护。这份奏折没来得及写完。10月26日，朝廷宣布将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最后的奏折”如今完整地保存在上海图书馆的“盛档”中。

    在“非诛盛宣怀不足以谢天下”的舆论氛围中，驻京公使们出手干预了。10月28日，朱尔典爵士自北京发出致格雷爵士电，内称：“由于昨日资政院通过一项决议，请求皇上下令处死盛宣怀，所以四国公使走访了庆亲王，得到保证说：不会加害于盛宣怀。盛在四国使馆的十名士兵护送下，于昨天深夜前往天津，将先赴青岛。”

    朱尔典发出电报当天，盛宣怀抵达青岛，随后又到了大连。在日本顾问高木陆郎的陪同下，经大连登船前往日本避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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