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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富士康工作 只为一份社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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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3-12-27 21:18:18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2020年初,华南理工大学社会保障专业的硕士生吉文婷回到家乡河南Z市,以正式工的身份入职富士康。她在这里为课题研究进行了3个月田野调查,发现不少35岁上下的女工在“熬一份社保”的现象。最近,这篇论文在社交平台引起关注。

这个五线小城曾以重工业为支柱,2012年富士康像一座“飞来的大厂”出现在这里,也带来了一个能让工人获得更丰厚退休金的机会。女工们忍受高强度的流水线工作,只为熬够15年,达到缴满社保的条件。

一些女工特意从打工地回到家乡,主动进入这个裹挟里。能在熟悉的地方为晚年谋求一份安全感,在她们现有的生活选择里,是“最稳妥的劳动策略”。另一方面,她们也想从中实现“在大厂工作”的尊严,用经济独立重构家庭地位。

一条产线上并排坐着二十几个工人。一班12个小时,流水线不会停下来。每个小时里有40个苹果手机的背板从吉文婷眼前流过,她的任务是检查这些背板上是否有划痕、残留的金属黑点,或是生产错误。

进厂前,吉文婷特意在招聘时申请了检包线上的岗位,“因为这条产线的工人都是坐着工作的,其它岗位需要每天站12个小时,会更辛苦。”二十多岁,职高毕业——这是她做田野调查期间对外扮演的身份。她在产线上认识的两位师傅常常劝她:“年纪轻轻不要在这儿耗着,要有点远大志向。”

一天午饭后回到产线,距离下班还有8个小时,她忍不住和身边的师傅陈苹抱怨:“我才来这么几天,已经受不了了,你们是怎么在这儿干下去的?”40岁的陈苹告诉她,自己熬着就图一个社保。“她说,我难道去外面挣不了更多的钱吗?能挣,但是外面的小厂不稳定,给不了我退休金。”

吉文婷记得,是读高三那一年,富士康在她家乡Z市建成,几个姐姐也都换到这家大厂去上班,“挣的不算特别多,但她们说,只要在流水线上老老实实地待着,就有稳定的收入,大厂劳动体制健全,再也不愿意去小厂工作了。”

这次论文,吉文婷本是想看看富士康这样的劳动体制,除了已有学术所提到的“剥削、掠夺”之外,对这些女性工人有没有其他的影响。“熬社保”是一个意外的发现,成为她新的研究锚点。

2014年,富士康在Z市建成的第三年,随着国务院推行城乡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一体化,《城乡养老保险制度衔接暂行办法》开始实施,这让农村户口的居民缴满15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可以申请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转入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后者在医疗、养老的基础上,还包含工伤、生育等保险构成,报销比例更高,可以获得每月上千元的退休金。

师傅陈苹就是受政策激励入厂的女工之一。那一年,她从地方街道办富士康招工的信息里得知,这里为正式工缴纳五险一金,不分产线、职级、岗位。如今,她已经在富士康干了8年。

吉文婷对Z市餐馆服务员、保安、超市收银员等职业的月薪做了了解,得知都跟富士康一样每月3000元,甚至更多。她意识到,“熬一份社保”或许是不少富士康女工在高强度的流水线上,拿着不高的收入也要熬下去的重要吸引力。

在富士康打工3个月,吉文婷写了份万字汇报记录,论述“熬社保”成为女性农民工偏好在地就业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她接触到的女性工人里,多数30-45岁左右,很早就进入富士康工作,为了“熬退休”“熬社保”,在产线上工作了将近10年。

我们也找到一位该厂35岁的女工郑菁菁,她在流水线上熬了11年。纪念进厂十周年那天,她和一起熬过来的工友加油打气:“带着信仰在干,我陪你一起熬,熬到退休,咱们线上吃饭庆祝!”

郑菁菁在机台测试车间工作,这些年里的每天,她和另外20多位作业员会共同完成3万台手机的开机测试。静坐检测,搬重物,弯腰布置物料,20分钟循环一次。前两年,线上一位工友查出腰椎间盘突出,请假回家休养了半年,又进厂上班,今年夏天还是熬不动,离职了。

工友的丈夫回厂递交医院诊断证明时,郑菁菁曾问他妻子身体恢复得怎么样。“还是不能坐,下地也不行,上厕所都要老公背着去,怎么都疼。”郑菁菁觉得可惜,“她跟我工龄一样。”

这之后,她也担心自己熬出什么病。年轻时什么都能熬,等到夜班轮岗吃饭,郑菁菁去柜子里拿点东西吃,看大龄的工友在桌子上补觉,食堂的板凳上、休息室里全是趴着睡觉的人。这几年每到晚上12点换班,郑菁菁也加入了她们,“宁愿饿着也要先睡会儿,不然后半夜头疼得受不了。”

即便是要孩子、做试管屡屡碰壁的那几年,郑菁菁也没断保,继续熬。她和丈夫结婚后,母亲就开始催生,但一直怀不上。后来又尝试了7年试管,才生下女儿。进周期检测卵泡时,每隔一天需要做一次检查,郑菁菁觉得实在不好意思跟领导请假,她下了夜班再跑去郑州做B超,在车上补觉。

线上不允许懒散,她到岗前喜欢跟同事在更衣室里聊会儿天,“熬”的惰性也留在了这里,每个女工都想多待几分钟。为了保证不会有灰尘落到制造手机的产线上,她们需要在这里换上纯白的静电衣,摘掉身上一切和违禁金属有关的物品,包括钢圈内衣,才可以通过安全检测门。

她们的话题单调、重复,时常彼此打听,“这个月介绍了多少新人来入职?奖金发了多少?”“最近的加班强度怎么样?”有的女工期盼高强度的工作,这意味着加班带来的高工资。

每天开工前,线长会给大家打鸡血,到了下班的时候,如果当天产量不达标——30人不够3万台,线长又给工人施加压力。被线长训斥的时候,郑菁菁想过辞职,但是熬出了惯性,“第二天上班,又坚持下来了,就不去想了。”


陈苹觉得自己当年是做过一番“理性的考量”才决定进厂,“在富士康我能不能长期做下去?这家工厂能不能在Z市待够15年?”

这座五线小城以重工业为支柱行业,农业经济收入不及当地GDP的5%。多数男性工人选择在重工业企业里打工,炼铅、炼钢、炼银。他们通常20多岁进厂,跟着老师傅学技术,操控机器。女性没有足够的体力,很难有这些机会,富士康建成前,她们一般在玻璃厂、陶瓷厂打零工,每天工作五六个小时,月薪在2000元上下,是重工业企业里男性工人的一半,同时也要承受无法避免的扬尘。

进富士康之前,陈苹是Z市一家玻璃厂的职工,那时只能挣到一份季节性收入,上下班也没有明确的时间,幸运的时候活干完可以提前回家,如果机器设备出了故障,工人就需要跟机器一起等活。在企业转型中,这家玻璃厂由国企转为私企,之前干部职工仍可以由公司为他们缴纳社保,陈苹等一线工人则不再签订劳动合同,转为临时工。

吉文婷发现,多数女工会将富士康与当地作坊式的中小企业进行比较。一名响应地方街道办招工动员、首批进厂的机台操作手说:“富士康那时是Z市为数不多给普通员工交齐五险一金的公司。”在2012年,Z市人将富士康称为“飞来的大厂”。从开工到投产用时179天,是实现了当年签约、当年建设、当年投产的“Z市速度”。

熬了11年的郑菁菁就在那一年进厂,算是最早一批老员工。当时,她刚回到Z市老家的村子里。她高中毕业后,跟随村里年轻人外出打工的浪潮去了珠海,漂了5年又在母亲的催婚之下回村相亲——母亲担心她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在南方城市怀孕,嫁到外地,过两年又很快离婚,“那样一辈子都耽误了。”

郑菁菁记得,2012年冬天,村里便流传着富士康在旺季每月固定发5000元工资的消息,吸引了大量村民进厂打工。同时,服务业的劳动力也因此大量流失,“去饭店吃个饭都没有服务员,全进富士康打工了。”

但工作并不像超市导购、饭店服务员、加油站服务员那样清闲,工资也和人际关系有所关联。郑菁菁性格内向,见到老板、科长不敢主动打招呼,从不请线长吃饭,熬了10年她仍然在富士康做基层的工作,没有晋升。如果不是旺季,不加班,一个月到手3000元,和服务业的工资水平差不多。

“但是退休金太重要了。”她身边最鲜活的例子就是自己的父亲,一个月领100多块钱的国家补助,今年70多岁,还在村里做保洁员,扫地,清倒每个小队的垃圾桶。除去在富士康缴五险一金,郑菁菁还买了一份商业保险,作为老了以后的双重保障。

吉文婷注意到,女工们“熬社保”会是出于类似这样的安全感,尤其是当她们失去了土地的时候。吉文婷的两位师傅都来自Z市市大峪镇,当地临近黄河中游最后一段峡谷的出口,东南方向与洛阳市孟津县隔黄河相望,成为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腹地。1991年,陈苹她们因此搬迁,来到Z市区住,不改变户口,但是生活方式一下从山里人变成了市民。

陈苹儿时很羡慕市民的生活,有更多挣钱的路子,还有更好的教育资源、医疗条件。没想到这么快,在自己这一代实现了身份上的转变,但“家里头没地,老了也不能回去种地了”,现在40岁的她开始考虑养老,更觉得必须熬个退休金才行。

35岁前入厂,才可以赶在50岁法定退休年龄前,完成在富士康缴满15年社保的条件,以最优解的方式拿到退休金。这个年龄也成为女工们“熬社保”的“枯荣线”。

王安苓马上要50岁了,还是不想离开富士康。她6年前入职,社保年限差得太远。之前她在面粉厂做工,没有固定收入,富士康招首批员工时,她不敢入职,因为那段时间总看到一些负面新闻,觉得里头不安全。

第二次村里帮富士康招工,她已经40多岁了,发现自己超过了进富士康的年龄上限。直到2017年,年轻人都不愿意去富士康,招工年限逐年增长,涨到了45岁。王安苓赶紧报名,“我是那年8月进的厂,再过4个月我年龄就又超了。真是赶巧。”

她觉得自己年轻时思想太过简单,没考虑到社保的事。在同一家公司缴满10年社保的农村户口居民,离职后自行缴纳5年,才可以享受企业职工的养老保险待遇。王安苓说到,像她这样在富士康没做满10年的农村户口职工,退休后只能自己续缴灵活就业的社保,无法实现“城居保”迈向“职工保”的跃升。


年轻一些的女工没走到这样的临界点,会缺少“熬”下来的动力。30岁出头的卫苗就曾离开过富士康,在疫情期间找不到别的工作,迫不得已才又回去,她想的是“再给养老康一次机会。”

卫苗不愿意框在流水线上,进厂几个月后又跟车间提出申请,去做“线外”的工作——需要学习使用精密仪器,灵活机动,随时帮产线上有瑕疵的手机产品进行修复,也是富士康里职业晋升的一环。产线上的年长女工瞧不起卫苗,觉得她是通过阿谀奉承、讨好线长成为“线外”,既投机又钻营。

吉文婷最初注意到卫苗时,是看到了她的美甲。“产线上很少看见她这样时髦的。”她夸赞卫苗的美甲和穿搭,很快拉近了两人的距离。卫苗告诉她,比起富士康的工作,她更喜欢在超市做收银,但是疫情期间不招工了。

年轻时,卫苗在昆山的电子厂打工,2013年在当地结识了一个Z市老乡,两人回家结婚生子。孩子一岁之后,正好赶上富士康招工,她就去流水线上工作了不到一年,又觉得太过枯燥,辞职和丈夫一起去南方城市四处打散工。

她一直让儿子住在姥姥姥爷家,从而跟丈夫实现资源交换。“我父母现在帮忙带小孩,那我老了以后就有正当理由要求我老公帮我照顾父母。”儿子马上要中考,卫苗才再次回到Z市,图一个“离家近,好照顾孩子学习”。

卫苗觉得,自己可能还是会离开富士康,到35岁的时候,如果还没有找到一份能坚持做下去的稳定工作,或者是自己的事业,再考虑要不要回来熬着。

吉文婷发现,产线上40岁以上的女工很羡慕那些年轻的人,因为她们还有更灵活的选择。一个20岁出头的女孩在富士康从正式工转为小时工,不缴纳五险一金,但1小时可以拿到更高的工资,是正式工的两倍。吉文婷在线上的师傅说:“不是所有人都能这么自由,你们年轻,未来日子还长,可我40多岁,能进厂就不容易了,全家人还指望我熬个社保给自己养老。”


一天下了晚班,吉文婷和产线上一个25岁的工友一起等清晨的班车回家。这位工友常常提到儿子,也聊起孩子的爸爸,她总叫对方“男朋友”,女工们听了都爱调侃她:“你们夫妻关系也太好了,现在都还在叫男朋友。”

这次,工友告诉吉文婷,自己跟孩子爸爸关系并不好,公婆让她全职照顾家庭,她不愿意,但丈夫支持公婆。他们已经离婚了。“我想等儿子长大了,也能跟城里的小朋友一样自信,说‘我妈妈在大厂工作’,也有五险一金。”

吉文婷意识到,被动“熬社保”的同时,女工也在主动实现个体尊严。12月即将退休的王安苓也说过,“儿子28岁还没结婚,我不用给他带孩子,我自己父母身体都好,我真的很想继续上班,但人家企业不允许。”她现在还没想好退休之后可以做些什么。

吉文婷在论文里写到,家庭影响了女性农民工“熬社保”劳动策略的形成,“她们战胜了富士康流水线上的单调猛兽和慢性剥削,为重构家庭话语权、拓展人际关系网络、定义自我价值提供了坚实底气。”

郑菁菁有时觉得工作没有成就感。这几年晋升线长的机会越来越少,她想过辞职不干了,或者再进一次厂,赌一把,分去一个更清闲的车间。“但是一想到还有比现在待的地方更脏更累的车间,就觉得自己还挺不错的。除了这个,没有其他的成就了,有工作总比做全职妈妈要好。”

进厂打工时,她偶尔也化妆打扮,“穿点抹点,女人不都喜欢这些。”老公说她败家,还总往娘家贴钱,“我就告诉他,我花自己的钱,有底气。”但在给女儿花钱的事情上,两人有时争执不下。女儿闹蛀牙,郑菁菁带去医院看,是瞒着老公花的七八百,“他说不用矫正,等大了乳牙会换掉,但现在牙已经坏了。”

吉文婷发现,只要一聊到孩子,总能很快打开女工们的话匣子。其中,“老了以后不和子女同住”已经是女工们的共识。

坐在吉文婷上游的田师傅希望女儿可以考上一个好高中,为了得到老师的更多关照,她准备给班主任送点礼物。她的大儿子当年没考上高中,读了中专,又花钱考了大专,毕业后在Z市一家钢厂打工。在教育上,她对女儿施加了更严格的要求和管理,因为“女孩出路少,学历必须要更好一点。”

和绝大多数女工一样,田师傅也觉得熬一份社保的意义是老了以后不成为子女的累赘,“现在的年轻人都不愿意和老人住在一起。”她还提到,在Z市的婚恋市场,年轻人的父母双方如果都有退休工资,会是相亲的加分项之一。

富士康没有双休,停电时除外。吉文婷也经历了一次,周五正准备去上班,她刚走入工厂大门,迎面看见一群大姐有说有笑地往外走。“工厂停电了,今天放假。”每个人都在开心地筹备,这一天该怎么度过。去逛超市?去公园里坐下来聊天?吉文婷有些恍惚。“那天她们看起来好快乐,像我们大学生,像身边的同龄人,是自由的。”

陈苹和田师傅喊她去逛公园,但吉文婷不想去。“我太累了,保命要紧,只想睡觉。”后来,她在当天的田野日记里写下:今日停电,好遗憾,回宿舍休息。现在她感到后悔,“我想我可能错失了一个很好的机会,去跟她们深入了解,我当时以为还有下一次,但三个月里没有下一次停电了。”

吉文婷进厂前,流水线上很安静,工友之间很少闲聊,每到定期换线的时候,人员会被重新打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难长时间留存下来。如果她可以回到那一天,她想自己会去公园,和女工们一起坐下来,然后在一天结束时问她们:“你觉得今天过得开心吗?”

(除吉文婷外,文中人物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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